(本文于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冷战对美国研究型大学产生深远影响,不论就其社会功能,抑或校内科研与教学范畴都经历巨变。冷战期间,为求战胜苏联,美国各著名大学获政府巨额研究拨款,纷纷从边缘位置移至国家政治经济重心。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1868年由国家拨地建成)1950年代至1960年代早期校长Clark Kerr,是开上述风气之先的美国大学校长,他对于冷战对美国大学的实质含义先知先觉,深明要发展军事科技,必须依靠经过严格训练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专才。

 

及至196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科技研发开支,每年已高达约10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与原子能委员会更占此一开支总额五成以上。全国各大学及属下科研中心,则共占此同一开支约十份之一,而其中有半数以上由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六大学府瓜分。此六大学府的办学经费,超过五成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

 

Clark Kerr更洞悉二战后大势所趋,美国从工业经济迈向服务型社会,原本由人力和原材料作主导的经济模式,变成以专业知识带动经济发展与繁荣,大学亦受其影响。全国高科技公司主要聚集于旧金山湾区内伯克莱大学和加州大学校园、麻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以及芝加哥内校园和研究设施的周边地区。

 

这些知识密集城足以证明研究型大学在二战后美国经济中举足轻重,更重新厘定优秀学府的标准。其后美国本土以至境外的高等院校无论如何仿效,亦始终难以望其项背。

 

研究型大学之兴起

 

二战结束之后,不单止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有所不同,大学校内亦发生种种变化。各龙头研究型大学一律设有大规模的实验室,聘用大批非教学研究人员,利用政府资助的昂贵科研器材,从事分组研究。大学产生的知识成果和教授的知识领域,亦有别于从前;种种崭新专题纷纷纳入学术课程之中,例如核子工程以至俄罗斯研究,两者均属当时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关注焦点。

 

战后美国大学内的学术晋升阶梯,完全取决于从事研究和发表著作,而这又须靠联邦政府资助。Clark Kerr也得承认,随着教学人员日渐倾向以配合外界要求为重,对大学、学生,以致本科教学的关注程度自然降低。

 

若说二战之前,美国大学以学者和科学家为骨干,则二战过后,正如Kerr所形容,大学支柱已变为一群松散的「学术创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s),专以标榜一己学术地位和研究成果以争取经费来源为首要工作。

 

美国各出色大学出现一如Kerr所言的变化,可谓无庸置疑。即使偶有议论之处,亦只是关乎此等变化,究竟可视为进步抑或退化,甚至衰落。纵然他对于大学社群不以本科生教育为务不无遗憾,却对变化所带来的好处大感欣慰,认为得大于失。

 

在他看来,大学已不再是对政府和业界有隔膜与顾忌的象牙塔,而已成为具灵活性,包容不同界别的「综合大学」(multiversity)。

 

关于间接费用

 

美国高等学界科学家与军方的战时合作,已为战后各大学与联邦政府在联邦合约基础上建立关系铺路。联邦政府以支付间接成本(亦即间接费用Overheads)方式资助各大学;此等从研究项目合约所收取的费用,为研究型大学提供稳定收入来源。

 

前身为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uncil)的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采取向大学间接偿付成本方式,以相等于合约总值半价批出研究合约。当时虽经调查发现,此一偿付政策对承办院校未免过于慷慨,但分项列举间接成本或以三成为下限按滑动比例计算的建议均遭否决,而只有以五成固定百份比计算的形式获普遍赞同。

 

近年行政支出随着各项规管与符规成本与日俱增,间接费用比例已增至接近六成。

 

大萧条期间,美国各私立大学在财政上备受重创,更视间接费用为重要收入来源。各名牌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均擢力争取,以期取得可获厚重间接费用的联邦政府科研合约,以获联邦财政资助。

 

二战结束之后,哥伦比亚大学领导群雄,但哈佛大学在积极争取科研合约之余,复推出杰出表现奖学金,吸引优秀本科生,终于超越哥伦比亚大学,独占鳌头。

 

那么香港科研合约的间接费用又到底如何厘定?凡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院校,若资助来自政府,则间接费用设定为15%;若为私人资金,则间接费用定为30% ;此中所得收入水平如此低,科研合约对大学可谓毫无吸引力可言。

 

香港的科研合约以政府合约为主,但竞取此等合约往往为“蚀本生意”,各大学仍然申请拨款,无非视之为学术上的确认与及社会服务,而非收入来源。

 

此外,冷战期间,史丹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实在合力塑造了二十世纪美国政治经济发展,令美国最终得以战胜苏联。以下是它们的故事。

 

史丹福与新科技工业

 

1885年,史丹福大学由铁路巨子利兰˙史丹福(Leland Stanford)在加州帕罗奥图创办,二战结束后仍未于研究型大学中名列前茅。及至在Frederick Terman领导下,该校表现才突飞猛进,他1945年就任工程学院院长,1955至1965年担任该校教务长。

 

Terman鼓励他的学生自组公司,更注入个人资本;其高足包括Oswald Garrison Villard, Jr.、Russell 和Sigurd Varian兄弟、William Hewlett、 David Packard。1951年,他发起创立史丹福工业园区(现为史丹福研究园区),该校将校园部份土地出租予高科技公司。

 

Varian Associates、惠普公司、柯达、通用电气、洛歇公司纷纷进驻史丹福工业园区,位于半岛中部的园区成为创新摇篮,后来更发展成为硅谷。

 

Terman出任教务长期间,将科学、统计学、工程学系扩大发展,从而向国防部争取更多研究拨款。这些资助为专利研究提供经费,不但成为史丹福跻身世界级研究型大学前列的跳板,更推动硅谷发展更上层楼。

 

此外,Terman致力建立史丹福与周边地区科技公司之间关系,亦大大促进该校发展。因为当讯息和通讯科技时代来临,硅谷终成驱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强发动机。

 

Terman虽屡次获邀到不同地区复制其成功经验,却只能在其中一处得到成功。1966年,在他主力协助下,朴正熙政府创建韩国科学院,即后来的韩国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成为不少南韩头号科技公司的发源地。

 

Terman与史丹福大学携手成功建立联邦政府拨款、学术知识宝库、蓬勃私人企业的三合一伙伴关系,为硅谷的冒起奠下基石。

 

芝大学派凯歌

 

1890年芝加哥大学由石油大亨戴维˙洛克菲勒在芝加哥的海德公园创办。Robert Maynard Hutchins先后为芝大校长(1929­–1945年)和校监(1945–1951年),对二战后大学科研经费来源操于政府之手,大大不以为然,于是礼聘反对国家干预的专家,其中包括任教法律学院的Aaron Director、经济学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商学院的Allen Wallis,并由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担任社会思想委员会委员。

 

Hutchins虽曾一度反战,但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则为美国政府提供芝大资源。数以百万美元计的政府合约,随即滚滚而来,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仅为战争期间在芝大校园营运的众多计划之一。及至1944年,Hutchins又再倡议和平,而原子弹令其反战信息更显迫切。

 

这位芝大校长提倡学术自由不遗余力,在原则问题上向来不作妥协。1935年,药业富商Charles Walgreen指称芝大向其侄女灌输共产主义思想,Hutchins维护教员教学和信念权利,坚称共产主义经不起大众分析和辩论。

 

1949年,芝大再度被指鼓吹助长共产主义思想,Hutchins非但仍坚拒向攻击芝大教员的反左份子让步,更义正辞严地表示:我毋须告诉你社会大众对大学有何看法。你我都心知肚明,错的根本是大众。基于他对联邦政府科研资助有所顾忌,芝大在各大研究型大学中排名下跌。

 

Hutchins在芝大营造重视独立思考、毋惧政治权威的学术环境,感召不少杰出学者,更令芝加哥经济学院地位冒升,其中中坚份子均由他一手聘任。

 

芝大经济学系由佛利民领导下,「芝大经济观」得以长足发展,终至独领风骚。美国总统列根和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都将力阻国家干预以及迈向自由和利伯维尔场之功归于佛利民。哈佛大学经济学家Andrei Shleifer更将1980至2005年称为「佛利民时代」。

 

在Hutchins领导下,芝大一改知识分子观念和民意,令有限度政府、利伯维尔场、经济全球化广受接纳。芝大学派的辉煌成就,主要由于其在科研领域以及揭示利伯维尔场理据方面所担当的领导地位。

 

自1990年以来,经济全球化步伐迅速,Terman带动硅谷发展下的讯息和通讯科技革命、佛利民领导下芝加哥经济学派所发扬的学术风气,同样居功至伟;此两者有助加快美国以至世界各地经济转型,令全球10亿人口脱贫。

 

柏克莱、史丹福、芝加哥三「大」致胜之

 

苏联共产主义所以崩溃,皆因其知识层面和经济逻辑同告破产,又未能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史丹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于冷战时期各自树立取得学术成功之道。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得以兴旺发展,主要有赖联邦政府的研究拨款,校园遍设研究实验室,各由肩负争取资助使命的科学家团队主持,辅以研究生支持。

 

史丹福大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则更进一步。Terman校长鼓励本科生和研究生自行创建科技公司,促成该校与私人企业之间种种互惠安排;史丹福大学不单成为政府和国家的盟友,亦是商界和市场的合作伙伴。

 

Hutchins校长忧虑若过份依赖联邦政府研究合约,会失去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在这个大前提下,将芝加哥大学塑造成另类学府,为捍卫个人自由和私人市场自由竞争发声。1991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George F. Will为文指出:「冷战结束,芝大获胜」,总结出经济学家佛利民、海耶克、George Stigler、高斯(Ronald Coase)的综合影响力。

 

此于19世纪下半叶创办的三大美国新进学府,为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以及在冷战中克敌制胜,多所贡献。三家大学各辟蹊径,展现出研究型大学在当今之世遍及不同层面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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