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冷戰對美國研究型大學產生深遠影響,不論就其社會功能,抑或校內科研與教學範疇都經歷巨變。冷戰期間,為求戰勝蘇聯,美國各著名大學獲政府巨額研究撥款,紛紛從邊緣位置移至國家政治經濟重心。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1868年由國家撥地建成)1950年代至1960年代早期校長Clark Kerr,是開上述風氣之先的美國大學校長,他對於冷戰對美國大學的實質含義先知先覺,深明要發展軍事科技,必須依靠經過嚴格訓練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專才。

 

及至1960年代初,美國聯邦政府的科技研發開支,每年已高達約100億美元;美國國防部與原子能委員會更佔此一開支總額五成以上。全國各大學及屬下科研中心,則共佔此同一開支約十份之一,而其中有半數以上由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六大學府瓜分。此六大學府的辦學經費,超過五成來自聯邦政府的資助。

 

Clark Kerr更洞悉二戰後大勢所趨,美國從工業經濟邁向服務型社會,原本由人力和原材料作主導的經濟模式,變成以專業知識帶動經濟發展與繁榮,大學亦受其影響。全國高科技公司主要聚集於三藩市灣區內伯克萊大學和加州大學校園、麻薩諸塞州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以及芝加哥內校園和研究設施的周邊地區。

 

這些知識密集城足以證明研究型大學在二戰後美國經濟中舉足輕重,更重新釐定優秀學府的標準。其後美國本土以至境外的高等院校無論如何仿效,亦始終難以望其項背。

 

研究型大學之興起

 

二戰結束之後,不單止大學與社會之間關係有所不同,大學校內亦發生種種變化。各龍頭研究型大學一律設有大規模的實驗室,聘用大批非教學研究人員,利用政府資助的昂貴科研器材,從事分組研究。大學產生的知識成果和教授的知識領域,亦有別於從前;種種嶄新專題紛紛納入學術課程之中,例如核子工程以至俄羅斯研究,兩者均屬當時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關注焦點。

 

戰後美國大學內的學術晉升階梯,完全取決於從事研究和發表著作,而這又須靠聯邦政府資助。Clark Kerr也得承認,隨着教學人員日漸傾向以配合外界要求為重,對大學、學生,以致本科教學的關注程度自然降低。

 

若說二戰之前,美國大學以學者和科學家為骨幹,則二戰過後,正如Kerr所形容,大學支柱已變為一群鬆散的「學術創業家」(academic entrepreneurs),專以標榜一己學術地位和研究成果以爭取經費來源為首要工作。

 

美國各出色大學出現一如Kerr所言的變化,可謂無庸置疑。即使偶有議論之處,亦只是關乎此等變化,究竟可視為進步抑或退化,甚至衰落。縱然他對於大學社群不以本科生教育為務不無遺憾,卻對變化所帶來的好處大感欣慰,認為得大於失。

 

在他看來,大學已不再是對政府和業界有隔膜與顧忌的象牙塔,而已成為具靈活性,包容不同界別的「綜合大學」(multiversity)。

 

關於間接費用

 

美國高等學界科學家與軍方的戰時合作,已為戰後各大學與聯邦政府在聯邦合約基礎上建立關係鋪路。聯邦政府以支付間接成本(亦即間接費用Overheads)方式資助各大學;此等從研究項目合約所收取的費用,為研究型大學提供穩定收入來源。

 

前身為國防研究委員會(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uncil)的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採取向大學間接償付成本方式,以相等於合約總值半價批出研究合約。當時雖經調查發現,此一償付政策對承辦院校未免過於慷慨,但分項列舉間接成本或以三成為下限按滑動比例計算的建議均遭否決,而只有以五成固定百份比計算的形式獲普遍贊同。

 

近年行政支出隨着各項規管與符規成本與日俱增,間接費用比例已增至接近六成。

 

大蕭條期間,美國各私立大學在財政上備受重創,更視間接費用為重要收入來源。各名牌大學(尤其是私立大學)均擢力爭取,以期取得可獲厚重間接費用的聯邦政府科研合約,以獲聯邦財政資助。

 

二戰結束之後,哥倫比亞大學领導群雄,但哈佛大學在積極爭取科研合約之餘,復推出傑出表現獎學金,吸引優秀本科生,終於超越哥倫比亞大學,獨佔鰲頭。

 

那麼香港科研合約的間接費用又到底如何釐定?凡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若資助來自政府,則間接費用設定為15%;若為私人資金,則間接費用定為30% ;此中所得收入水平如此低,科研合約對大學可謂毫無吸引力可言。

 

香港的科研合約以政府合約為主,但競取此等合約往往為“蝕本生意”,各大學仍然申請撥款,無非視之為學術上的確認與及社會服務,而非收入來源。

 

此外,冷戰期間,史丹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實在合力塑造了二十世紀美國政治經濟發展,令美國最終得以戰勝蘇聯。以下是它們的故事。

 

史丹福與新科技工業

 

1885年,史丹福大學由鐵路巨子利蘭˙史丹福(Leland Stanford)在加州帕羅奧圖創辦,二戰結束後仍未於研究型大學中名列前茅。及至在Frederick Terman領導下,該校表現才突飛猛進,他1945年就任工程學院院長,1955至1965年擔任該校教務長。

 

Terman鼓勵他的學生自組公司,更注入個人資本;其高足包括Oswald Garrison Villard, Jr.、Russell 和Sigurd Varian兄弟、William Hewlett、 David Packard。1951年,他發起創立史丹福工業園區(現為史丹福研究園區),該校將校園部份土地出租予高科技公司。

 

Varian Associates、惠普公司、柯達、通用電氣、洛歇公司紛紛進駐史丹福工業園區,位於半島中部的園區成為創新搖籃,後來更發展成為矽谷。

 

Terman出任教務長期間,將科學、統計學、工程學系擴大發展,從而向國防部爭取更多研究撥款。這些資助為專利研究提供經費,不但成為史丹福躋身世界級研究型大學前列的跳板,更推動矽谷發展更上層樓。

 

此外,Terman致力建立史丹福與周邊地區科技公司之間關係,亦大大促進該校發展。因為當訊息和通訊科技時代來臨,矽谷終成驅動美國經濟增長的最強發動機。

 

Terman雖屢次獲邀到不同地區複製其成功經驗,卻只能在其中一處得到成功。1966年,在他主力協助下,朴正熙政府創建韓國科學院,即後來的韓國科學技術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成為不少南韓頭號科技公司的發源地。

 

Terman與史丹福大學攜手成功建立聯邦政府撥款、學術知識寶庫、蓬勃私人企業的三合一夥伴關係,為矽谷的冒起奠下基石。

 

芝大學派凱歌

 

1890年芝加哥大學由石油大亨大衛˙洛克菲勒在芝加哥的海德公園創辦。Robert Maynard Hutchins先後為芝大校長(1929­–1945年)和校監(1945–1951年),對二戰後大學科研經費來源操於政府之手,大大不以為然,於是禮聘反對國家干預的專家,其中包括任教法律學院的Aaron Director、經濟學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商學院的Allen Wallis,並由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擔任社會思想委員會委員。

 

Hutchins雖曾一度反戰,但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則為美國政府提供芝大資源。數以百萬美元計的政府合約,隨即滾滾而來,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僅為戰爭期間在芝大校園營運的眾多計劃之一。及至1944年,Hutchins又再倡議和平,而原子彈令其反戰信息更顯迫切。

 

這位芝大校長提倡學術自由不遺餘力,在原則問題上向來不作妥協。1935年,藥業富商Charles Walgreen指稱芝大向其姪女灌輸共產主義思想,Hutchins維護教員教學和信念權利,堅稱共產主義經不起大眾分析和辯論。

 

1949年,芝大再度被指鼓吹助長共產主義思想,Hutchins非但仍堅拒向攻擊芝大教員的反左份子讓步,更義正辭嚴地表示:我毋須告訴你社會大眾對大學有何看法。你我都心知肚明,錯的根本是大眾。基於他對聯邦政府科研資助有所顧忌,芝大在各大研究型大學中排名下跌。

 

Hutchins在芝大營造重視獨立思考、毋懼政治權威的學術環境,感召不少傑出學者,更令芝加哥經濟學院地位冒升,其中中堅份子均由他一手聘任。

 

芝大經濟學系由佛利民領導下,「芝大經濟觀」得以長足發展,終至獨領風騷。美國總統列根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都將力阻國家干預以及邁向自由和自由市場之功歸於佛利民。哈佛大學經濟學家Andrei Shleifer更將1980至2005年稱為「佛利民時代」。

 

在Hutchins領導下,芝大一改知識份子觀念和民意,令有限度政府、自由市場、經濟全球化廣受接納。芝大學派的輝煌成就,主要由於其在科研領域以及揭示自由市場理據方面所擔當的領導地位。

 

自1990年以來,經濟全球化步伐迅速,Terman帶動矽谷發展下的訊息和通訊科技革命、佛利民領導下芝加哥經濟學派所發揚的學術風氣,同樣居功至偉;此兩者有助加快美國以至世界各地經濟轉型,令全球10億人口脫貧。

 

柏克萊、史丹福、芝加哥三「大」致勝之

 

蘇聯共產主義所以崩潰,皆因其知識層面和經濟邏輯同告破產,又未能與資本主義經濟競爭。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史丹福大學、芝加哥大學於冷戰時期各自樹立取得學術成功之道。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得以興旺發展,主要有賴聯邦政府的研究撥款,校園遍設研究實驗室,各由肩負爭取資助使命的科學家團隊主持,輔以研究生支援。

 

史丹福大學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則更進一步。Terman校長鼓勵本科生和研究生自行創建科技公司,促成該校與私人企業之間種種互惠安排;史丹福大學不單成為政府和國家的盟友,亦是商界和市場的合作夥伴。

 

Hutchins校長憂慮若過份依賴聯邦政府研究合約,會失去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在這個大前提下,將芝加哥大學塑造成另類學府,為捍衛個人自由和私人市場自由競爭發聲。1991年,美國著名專欄作家George F. Will為文指出:「冷戰結束,芝大獲勝」,總結出經濟學家佛利民、海耶克、George Stigler、高斯(Ronald Coase)的綜合影響力。

 

此於19世紀下半葉創辦的三大美國新進學府,為國家發展成為全球經濟強國以及在冷戰中克敵制勝,多所貢獻。三家大學各闢蹊徑,展現出研究型大學在當今之世遍及不同層面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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