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笔者有关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十篇论述的第六篇,宜接着先前发表香港、新加坡公营房屋系列的拙著阅读。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Dani Rodrik认为世界经济无法摆脱「三难的抉择」(trilemma)【】,多年来就此提出了重要的论证,称之为「Impossibility Theorem」(不可能定理)。亦即民主、国家主权与全球经济整合三者无法兼得。现实世界中,三者之中只能任择其二,不可能三者同享而又三样都不打折扣。他的看法简单而大胆,但叫我们认清这个须轻巧地处理的复杂事实。

际此欧罗区陷入危机,而自美国触发金融海啸以来,G20(20国)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持续紧张,令Rodrik这项理论更形重要。他最全面的论述见于他今年的新著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Why Global 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Can’t Coexist(《全球化的吊诡:全球市场、国家与民主为何难以共存》)。

 

Rodrik指出,深度的经济整合要求消除跨境活动中买卖双方和融资方所承担的绝大部分交易成本。换言之,深度整合要求用同一套规则来管理全球各地所有的经济活动。过去这三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就是希望逐步创建同一套规则来降低跨境买卖的交易成本。

 

国家导致交易成本增

 

例如,1995年,国际上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以便更进一步加深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整合;而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s)则是为银行业的监管建立全球化准则,会计业也一直在推动全球采用共同的标准。

 

国家是导致交易成本一个主要的根源,因为国家可以带来主权风险,令产品和服务进行跨境交易时,在规管上出现不衔接,规避对不同地区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并使设立全球性的最后贷方成为无法实行的空想。全球金融制度之所以会失灵,与这些交易成本密切相关。

 

民主国家内部劳资和各种特殊或民粹利益的诉求,与对外深度经济整合的需要并不一致;这些诉求是国家制造跨境交易成本、阻挠深度整合的其中一个原因。

 

例如,国家限制外国移民以保障国民就业,而且范围很广,不仅是非技术工人,也包括专业人士。与此同时,以工业、就业、健康、安全、环境、国家安全、公共道德等各种名义架设屏障,限制境外的商品、服务和投资,甚至指摘贸易伙伴涉及不公平、反竞争和倾销性行为。

 

黄金约束衣的选择

 

Rodrik理论的第一个选择是维持国家主权,但允许主权顺应国际经济的需要。这事实上是放弃其他的国内目标来融入全球经济,十九世纪的金本位国家早有先例。由于货币结合(currency union)的成员国以黄金结算,Rodrik教授把这种国家路线称为「黄金约束衣」(golden straitjacket)的选择。

 

但直到现代,阿根廷1990年代货币发行局(currency board)的尝试宣告失败,说明民主政制容易受到民粹压力,难免造成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也就形成与黄金约束衣无法兼容的矛盾。

 

1997至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香港联系汇率是最佳的例证。为了固守联汇,市民连年备受通缩煎熬。 1997至2003年期间,消费物价指数通缩率累计高达11.6%,本地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 deflator)通缩率累计达到17.5%,但名义GDP成长率只有-9.5%,失业率一度高达8.8% 。若非坚持审慎理财、主权评级屹立不倒、劳动和生产市场灵活、市民自食其力,这些传统无懈可击,经济上会更不堪言。

 

相比之下,不妨看看美国1929至39年大萧条相应的数据:消费物价指数累计下跌18.7%,GDP平减指数通缩率累计达到19%,名义GDP成长率-11%,失业率一度高达24.9%。我们金融危机和美国大萧条的通缩和经济产出跌幅相若,但失业率低得多。如果不是劳动市场灵活、长期节制财政、银行体系稳健,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会严重得多。

 

上述经济传统令香港得以熬过长时间的经济危机,避免阿根廷1990年代或今天希腊迹近破产的局面。但即便如此,2003年7月1月也招致五十万名港人游行抗议。

 

全球联邦化易被钻空子

 

Rodrik三难抉择的第二种可能是全球联邦化(global federalism),令成员国的民主政治与全球市场一体化目标一致。各国须在经济上采取大致相同的财政和监管规定,把劳动、资本和商品跨境流通的屏障降到最低,防止钻全球联邦化的空子,大量累积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但要全球联邦化行得通,成员国首先不能让民主政治走到一个令政客只可以无尽期地靠开「支票」来当选连任,导致政府财政赤字日增的地步。

 

在现实中,由于全球联邦化容易被成员国钻空子,以至在可见的将来都不可能达成。欧洲联盟的经验说明,即使思维和文化近似的国家也很难做到联邦化。中国内地有着五千年统一的思想与文化,尽管中央政府很希望做到全国经济一体,但各省、市、乡镇之间的屏障随处可见。

 

在中国各地区中,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行政特区,与内地的屏障又较各省市乡镇之间更多;香港有人觉得屏障还不够,有人觉得太多。但香港本来就不是主权国家,谈不上全球联邦化的问题。

 

Rodrik三难的最后一个可能是:降低对达成国际经济整合的期望,退而只求有限度的全球化。这就是二战后布列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的精神:实施资本控制和有限的贸易自由化,让各国仍然可以回应国内的民粹诉求。只可惜过去这半个世纪,凯恩斯式的社会福利政策盛行,令各国累积庞大的国债,有些国家更可能被迫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走回头路。

 

香港面对的抉择并不难取舍。过去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努力与世界经济进行深度的整合。二战后,港元大部分时间以货币发行局制度运作,起​​先与英镑挂钩,然后自1983年起与美元「联系」。这也就是Rodrik教授所谓国际经济整合下黄金约束衣的最核心要求。总的来说,香港为了与国际经济结合,放弃货币当局独立行使货币政策的权力,以便与以美元折算的国际货币区整合得更好。

 

香港想与世界经济深度整合,要有相配合的贸易、金融和财政政策。首先要以放任的政策让经济保持自由开放、约束社会福利开支、避免大力干预工业。这项利财政、亲市场的核心抉择可以避免累积公共债务、降低主权评级,有助于顺利套上黄金约束衣。眼看1990年代阿根廷崩溃在先,欧盟几乎遭希腊债务掀翻在后,如今民粹政客却仍然要求今朝有钱今朝花,对此港人实应三思。

 

香港得益于经济放任

 

过去这六十年,香港经济大大得益于货币结合和经济放任,我们一直维持高度持续的人均GDP成长率。若从深度经济整合后退,香港作为亚洲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将无以为继。战后的布列顿森林式妥协,主要是对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作有限度的管制,借以维持其对货币联盟的承诺。现在香港也有人有此想法,例如减少甚至禁止内地孕妇来港分娩,相当于限制输出医疗服务的贸易管制;非居民买楼要征税甚至根本禁止其买楼,相当于资本市​​场对外来交易实施资本管制。

 

这些管制若获得采纳,将有损长远的经济表现。实施管制只会令这类需求转入地下市场,长远只会造成更多的黑市交易,将经济上的损害扩大到社会和道德各种层面。我们与世界市场的深度整合不仅是经济上的有利安排,也是香港不少核心价值的所在,关系到对自由方面的诉求。

 

诚然,坚守联系汇率和维持深度的经济整合,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过去这二十年,我们在宏观经济上遭受的震荡,不但远较此前各个时期为大,更因为联汇令我们无法以货币政策作为稳定经济、对抗周期的工具,导致我们所承受的冲击被放大,其中最明显的是物业价格。

 

楼价波幅被放大的一个后果是,市民在物业方面的财富分布恶化。楼价上升令「有楼者」得以加快累计财富,扩大与「无楼者」的差距。其后即使楼价回跌,无楼者也无法拉近差距,因为一般人不会在跌势中入市,更不要说是无楼者。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缩压力因联汇而加剧,有楼者招致损失。楼市崩溃前几年置业的年轻家庭似是眼巴巴看着自己一家人的前景随年月幻灭,及至​​终于熬过了危机,实质楼价较高峰已下跌了57%。

 

楼价后来总算复原,接着那几年显著反弹。但就危机期间看,中产阶层已元气大伤,即便得以幸存,事业上也已失却了好几年的黄金机会,创业和承担风险的精神受挫。

 

香港目前面对全球金融海啸的通胀压力,而一如以往,这项冲击也因为联汇而遭到放大。楼价飞升,但无楼者分享不到好处。加上打工的收入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遭到蚕食,面对高不可攀的楼价,再次觉得被新一轮的机遇遗弃。反过来,有楼者除了享有物业升值的好处,也可以趁市场利率低,将物业的按揭贷款再次按给银行以套现投资,包括购买其他物业。

 

「砖头水泥」政策是祸根

 

董建华在1997年7月1日就任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时,楼价正值峰顶,但很快就在紧接着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崩溃。当时因为市民不满楼价长期高企,董建华承诺增加住宅供应,想把香港打造成七成市民自置居所的社会。但还来不及推行,金融危机即已掩至,以致其承诺被当作楼价暴跌的罪魁。

 

继董建华担任特首的曾荫权,则由于美国金融海啸的阴影,未在楼价升势中增加供应,被指坐视不理。面对庞大的压力,曾答应增加土地供应和推出新的津贴房屋计划。先后两位特首都选择用「砖头水泥」(bricks and mortars)来对抗周期、稳定房屋市场需求的变动,这样的政策是灾难的祸根。

 

读过经济学的人都明白,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对抗周期时,由于难以掌握时机,想要真的稳住经济并不容易。其中财政政策见效慢,掌握时机比货币政策更难。但土地、房产政策收效比财政政策更慢,更不可能用来对抗房屋市场的周期。虽然有两位特首前车之鉴,但现实中又几乎可以认定,他们的继任人只怕会重蹈覆辙。

 

然则,香港可以怎么做?与世界经济深度整合,本地政策必须同时回应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关注。在经济方面要令市场保持灵活,有效地回应经济震荡,尽可能化解其冲击。具体来说,政府规模要小,负债少;但市场要够大,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反应力。要避免干预市场,否则反而会延长调整期,令市民更痛苦。

 

在社会方面要有安全网以化解经济震荡,减少市民的苦楚。面对同一种震荡,条件不同的市民感受大有分别。例如,通缩来袭,有些人只是损失储蓄投资,生活上影响不大,但另一些人收入减少,须节衣缩食;还有些人被裁退,陷入困境,需要社会支援。世界各地都有这方面的措施,例如中小企业贷款,失业补偿,低收入支援,社会安全,医疗支援,租金、食物、交通、学费津贴,诸如此类。

 

震荡来袭时,为了有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我们先要明白港人为何渴望置业。只求有楼栖身?想有资产在手以储蓄「傍身」?打算年迈时用来贷款应付生活开支?为子女的教育和家人的医疗开支作「抵押」?为自己的生意贷款融资?还是说想他日留给妻儿子女?甚至准备二次按揭以再置业?这些需要可能都是存在的,有适当的政策帮助公营房屋住户置业,就可以同时帮忙照顾到这些期望。

 

维持联汇最好保障

 

香港目前有47%的家庭住在津贴房屋里,其中居者有其屋占16%,租住公屋占31%。让这47%的家庭成为真正的业主,可以消除社会上有楼者和无楼者大部分的鸿沟。若再加上占37%的私楼业主,有楼家庭占人口的比例可高达84%。已用作兴建公营房屋的土地,实际上已经耗用,即使将地价转移给其上的居民,也不涉及额外的公共开支。经济上若确有免费午餐,对公营房屋住户转移地价将会是香港最大顿的免费午餐。

 

香港若有84%的家庭拥有物业,对维持联系汇率是最好的保障,可以较放心去穿上黄金约束衣来寻求与世界经济深度整合,而且社会几乎不费成本地保障了民生。箇中的一大好处是,很容易就协助无楼家庭抵御了宏观经济的震荡,毋须想尽各种名堂以纾解民困,又控制了公共开支的增长。

 

这一来,香港大可放心与国际经济进行深度的整合,不但不必降低要求,更可重振雄心壮志。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毋须在布列顿森林式的妥协下勉为其难;让其他经济体去品尝这种次级选择好了。

 

「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系列.十之六

 

参考文献: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Why Global 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Can’t Coexist,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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