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期长达十七年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最近被迫让贤。但并非因为国内精英倒戈、人民上街,而是本国债券与德国债券的息差拉大。最近,德国债券与欧盟各国债券最大的息差:对芬兰和荷兰是60点子(0.6%)、对奥地利和法国是150点子、对比利时是300点子、对爱尔兰和西班牙是450点子、对意大利是550点子、对葡萄牙是950点子、对希腊是2500点子。

 

对一些欧罗国家来说,这个水平的息差仍属可控的范围。至少意、西两国暂时仍可靠目前的收益支撑;意国息差只要不超过500点子,贝卢斯科尼可能仍然当权。

 

贝氏不敌息差,再次彰显了全球货币市场与地方政治的冲突。此前被息差拉下台的还有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各国政府既要满足全球货币的要求,又受制于国内不同党派的政治压力,在位者正是如坐针毡,难逃一劫。这种紧张关系足以令政府倒台,并动摇全球经济。如何应付这项矛盾,是当今的一大挑战;政客应该令投资者放心,而不是对他们加以威吓。

 

金融市场 并非猛兽

 

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去年就明言,要告诉市场谁才是老板。这位女总理认定,在金融市场威力与政客决策空间的角力里,必须政治为先。

 

欧罗集团主席、卢森堡总理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去年也说:「我们必须能够驯服金融市场。我们的地库有的是刑具。」这听起来像问银行借钱,但不满意借据的条款,决定保留对银行经理用刑的权利。

 

随着欧洲的危机加深,反市场的言论日益普遍,而且愈加阴暗、阴谋论充斥。而且不仅极左派如此,政府里的极右人士也不例外,连一些理应较明白市场运作的商人也来凑热闹。

 

债券市场令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的债券陷入危险地带,但我们不应视金融市场为非制服不可的猛兽,也不应视之为对政府和经济的威胁,这些都是很危险的错误;也不应说默克尔和欧洲政客与市场的角力败象显露。

 

金融市场不是欧洲各国政府和当地社区的敌人,而是他们的朋友。市场如果不借钱给政府,政府只好向选民开刀,就像欧洲那样,不是加税就是削减公共开支。只要世人相信政府的财政问题最终总会获得解决,市场实际上帮政客隔开了愤怒的选民,是政客和紧缩开支之间唯一的缓冲,让政府得以继续维持部分公共开支,同时以较低的利息滚借既有的债务。

 

一种常见的想法是:市场旨在摧毁货币体系和经济。但这里存在不少误解。首先是认定金融市场只有一种意志,受盎格鲁撒克逊族裔(指Anglo-Saxon族裔)或犹太裔金融家操控,而不是买家和卖家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均衡点。更不幸的是,一般政客对市场运作的认识不比「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反资本主义人士多。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里多的是律师、学院派经济学者和公务员,但绝少曾经参与市场操作的内行人。

 

金融家有时候借政府的失策来对冲,其实是帮这些国家的忙。 1992年,索罗斯(George Soros)就因为深信英镑必将退出欧洲汇率管理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于是大手沽空英镑,大获其利;英伦银行为了顶住市场,入市与索罗斯对冲,损失惨重。但说到底,退出ERM对英国经济是好事。

 

总的来说,以为市场人士想拆散欧罗,是天大的误会。正好相反,金融家往往最明白,拆散欧罗破坏性太大,可能拖垮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令全球金融市场以至整个社会失业恶化。

 

「退场」「声音」 互起作用

 

四十年前,经济学家Albert Hirschman出过一本小册子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场、声音与忠诚》),副题是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对公司、组织和国家弱化的回应〉)。作者注意到,世间的组织由于「可修复的失误」(repairable lapses),效能不时下降,但只要适当平衡讯息、诱因与回应灵活性,是可以纠正的。这个看法对了解欧洲目前的危机大有帮助。近月见报的政客伟论和学者呼吁,都可以在Hirschman的架构分析里找到对应。

 

Hirschman的书一开始就指出,道德家和政治学者很关心如何挽救个人于不轨、社会于腐败、政府于衰败;但经济学者很少关注参与经济活动者的「可修复失误」。

 

Hirschman发现这里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退场」(exit)和「声音」(voice)。 「退场」指公司客户(或者组织和国家的成员)「跳船」,投向竞争对手;「声音」指表达不满;也就是人自然而然的埋怨、抗议,或总的来说「嚷闹」。这两种机制本身就很有趣,但彼此的互动更引发出最微妙的可能。

 

Hirschman一项最重要的洞察是:组织弱化时,为了生成可靠的复原机制,客户和成员不应太早退场。

 

一个组织(由公司、组织和以至国家)想要透过竞争或退场来复原失误的效能,一般来说,客户(或者成员)里最好是既机警(alert) 者,也有惰性(inert) 者。前者率先「退场」,对机构起到预警的作用,刺激其启动复原能力。与此同时,仍然留守的惰性客户为机构提供时间和金钱上的缓冲,以免一下子崩溃,没机会复原。

 

而且,客户若太早「退场」,会令组织失却最需要的客户(或成员)。后者如果留守,会利用「声音」机制大声疾呼,为机构复原出谋献策。今天的欧洲就最需要提醒各国政府和选民,财政预算必须收支平衡,庞大的公共债务不可能持续。

 

而最关心产出(output)质素,因而最积极、可靠、富创意,又勇于发声的客户,也正是那些当机构的情况恶化时,可能最早退场的。因此,对质素要求特别高的客户(或成员)争相退场,将会令机构失却主要的客户,听不到投诉的声音。

 

欧洲政客说,欧盟有二十七个成员国,其中十七个使用欧罗,需要更多时间才能组织足够的回应。这当然是想客户保持惰性,希望机警的客户晚一些离弃。但至今最神奇的是,虽然眼看欧洲危机展现,投资者都很有耐性。金融市场似乎无可救药地相信,危机再大,最后仍然会雨过天青。欧盟每次就危机召开峰会、宣布新对策,市场就连日反弹。然后股民才细察背后的乾坤,再度失望地推低股市。

 

就两方面来说,欧洲目前的危机是深度政治性的。挑战之一是环顾全球,政治永远跳不出本地,但金钱早已全球走,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欧罗区边缘地带的危机,只是国际金融与地方政治矛盾新近的例子。削减公共预算最容易激发公众上街、在政治上诉诸暴力;反过来致力削减预算也最令外国投资者宽心。

 

这种角力虽然一向存在,但金融全球化加上现在亿万金元在瞬息间即已环游全世界,令政客更难回应市场的要求,而不致激怒选民。 1990年以来,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了何止六倍。 2000年以来,国际信用额的流动(credit flow)也增长了两倍半;今天的全球外汇市场比二十年前大八倍,仅就去年,跨境活动占每天外汇交易的65%。

 

挑战之二是,在政客愿意听取的声音里,地方事务占压倒性,甚至小到个人问题。纵使现在资讯饱和,但对一般选民来说,全球性问题相对于选举考量太遥远。政客首要保住权位,处理本地问题远较应对全球性威胁来得重要。既然民意无可抗拒,也就只好继续增加预算、扩大赤字、进一步举债。

 

Hirschman另一个洞见是:在政治擂台上,「退场」与「声音」这两种机制彼此是矛盾的。

 

在民主体制下,一些选民(或客户)即使无法「退场」,也不等于坐以待毙的蚁民。刚好相反,正因为遭市场绑死,这些选民有最大的动力以用尽所有的影响,不让政府采取对他们不利的措施。

 

而利用现代传讯技术,更可以把反对的声浪传送、调配和放大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足以左右大局。只可惜,就欧罗区到底错在何处,政客从选民(或客户)处得到的讯息,是基于误解的推断;而政客又将国内的压力归咎于金钱全球走,结果错上加错。

 

在欧洲,虽说金钱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本地,制成品国际贸易的差距仍大都是区域性的,这正是现在欧洲危机的根源。与一般的印象相反,全球化并未深入到欧洲内陆。欧盟的区域间制成品贸易比重高达58%。最近这十年,欧罗区与世界各地的经常账收支其实大致上是平衡的。可是底下德国与南欧之间内部实质汇率彼此失衡,所以引发了一场表面是欧罗区公共债务和银行的危机,实质是国际收支账目不平衡的危机。

 

失衡的是,德国享有巨大的经常账收支盈余,而南欧周边经济体合计的经常账收支赤字庞大。只有当欧盟里的弱国恢复竞争力和经济成长,才会雨过天晴。目前一些弱国的结构性对外赤字实在太大,太过失衡,难以自愿融资、自动解决。

 

制造业能够提供大量待遇较好的工作,是周边经济体恢复竞争力和经济成长的关键。解决欧洲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区域结构性的对外赤字。如上所述,欧盟金钱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地方,加上邻国之间的制成品区域贸易失衡,劳动力来源又主要局限于国内。一淌浑水掩盖了对外赤字这剂毒药。欧罗区危机在经济上不难明白,但在政治上很难解决。

 

政客无疑应努力说服选民,境外的发展令他们的家乡起了变化。特别要向选民说明,这目前是欧洲的问题,主要是区域性的问题。其实早就有人指出,金钱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地方的矛盾,说到底这只不过是欧洲不同地区发展失衡的表征。

 

欧盟困境 前路漫漫

 

金钱全球走只是Hirschman所注意到的其中一种抗衡力量,上文所谓的「退场」。这就是响起警号,高呼公共开支和公共债务已上升到危险的水平,须下调缩减。保护本地经济,使免受金钱全球走的变幻,看似有理,但要减轻金钱全球走的影响不但难度高、成本重,也可能令政府为此而刺激公众的消费开支,令问题更形恶化。因此,关键仍在于切实应对德国和其他欧罗国家结构性的对外赤字。

 

地方政治属于Hirschman所说的第二种抗衡力量:「声音」。但地方政治想要解决「可修复的失误」,重建组织效能,先要明白哪些是全球性的要务。不用说,这方面知易行难,即使提个构想,可能都显得天真。但现在明明亟须对选民讲实话,却当作没有需要,会否更天真?

 

事实摆在眼前,欧盟困难重重,前路漫漫,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只有这样,全球金融才较能回应地方上的需要,从而透过投资项目,协助弱势经济体恢复竞争力和经济成长,而不仅是靠融资来刺激大众消费吊命。

 

下周我会就历史上的这个时刻,谈谈欧洲的未来。

Share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rint Friendly

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繁体中文, 英语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