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經典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面世後,經濟學正式分為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和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兩大領域;競爭達致供需均衡的市場論失勢,被指不足以作為宏觀經濟學的基石。

 

在凱恩斯派主導下,宏觀經濟學不再從價格調整論出發,而是反過來假設市場並不會趨於均衡,價格也從而失卻平衡供求的關鍵作用。一時間,歐美經濟學界的領袖人物建構宏觀模式時,改為假設不論供還是求過剩,價格都不會自動調整。

 

但微觀經濟學仍然主要從市場論出發,認為價格會調整達致供求均衡,也就是假設微觀市場仍趨於均衡。宏觀論和微觀論的這項矛盾,由1940年代到1960年代約有三十年的時間,令經濟學界猶如陷於「精神分裂」狀態。

 

長久理念 面對挑戰

 

價格會調整令供求達致均衡的概念,可以上溯到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經濟學以至Alfred Marshall的新古典經濟學。市場均衡論是經濟學一百五十多年的智慧結晶。《一般理論》一出即打破學術界長期以來的理念,凱恩斯派自然大為興奮。

 

宏觀經濟學自此改從市場無法自行調節的假設出發。1930年代美國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所造成的廣泛失業被視為箇中明證。這個假設後來更用來研究微觀市場,以審視競爭行為實際上是否並不完全、不足甚至失靈。其中最著名的是劍橋大學教授Joan Robinson的不完全競爭論和哈佛大學教授Edward Chamberlain的壟斷性競爭論。

 

對芝加哥學派的鼻祖Frank Knight和他的弟子來說,凱恩斯經濟學提出了三大挑戰。其一是價格若無法令市場達致均衡,也就是說市場論對經濟運作的理解有所不足甚至有誤。說白了,市場論根本就是錯的。其二是市場若不能自行調節,則政府大力干預經濟,不但有理而且有必要,自由經濟和自由社會的基石最終難保。其三乃經濟學一分為二後,微觀與宏觀各持一套理論,彼此存在分歧,不符合科學理論的基本原則。

 

芝加哥學派就凱恩斯派對經濟學的詮釋作出三項回應。第一項回應是,凱恩斯派把市場論變成一種錯誤的實證(positive)理論。第二項回應是規範性的(normative),也就是反對凱恩斯派主張政府干預。第一代的凱恩斯派尤其傾向中央集權。二戰後初期,有些成員甚至醉心於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第三項回應是針對方法論,認為經濟學要成為真正的實證科學,只應有一套理論。價格到底是可以自行調節還是不可以,應只有一個答案,而不是時可時不可,隨情況改變。本文主要涉及方法論的問題。

 

判斷「假說」 須經驗證

 

芝加哥學派有關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詳見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53年的宏文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佛利民認為,實證經濟學是一套有系統的知識,所講的是「怎麼回事」(「what is」),而有規範的科學是探討「應該如何」的準則(「what ought to be」)。兩者截然不同,不應混為一談。

 

佛利民認同哲學家Karl Popper界定「科學」的看法。實證科學最終的目的是建構一套「理論」或者「假說」(hypothesis),足以預測尚未觀察到的現象。一般來說,這種理論集合了兩種成分,一是「語言」,方便我們有系統和有條理地推論、闡述;二是一套具實質內容(substantive)的假說,可以從複雜的現實中抽提出相關的特質。

 

理論作為一種語言,本身並無實質,而只是一套同義反覆(tautology)的規則、一種處理實證材料以方便也解問題的檔案系統(filing system)。由於數學作為一種語言,簡潔準確、邏輯分明,科學上常用數學模式來處理數據資料。

 

另一方面,理論所裝載的是有實質的假說,應以其預測待解釋現象的準確度來衡量。惟有事實可判斷一種理論是對是錯;說得準確些,應否暫時列為可「接受」,視之為有效,還是說就此「否定」。判斷一種假說是否有效,唯一恰當的測試是用其預測與經驗作比較。預測與經驗若有矛盾(更常見的是較另一種假說的預測發現更多的矛盾)則否定之,否則接納之;若經過多次測試都沒有矛盾,則可視作可信性甚高。

 

單靠事實永不可能「證明」某種假說,而只能說無法否定之。也就是說我們一般形容某種假說獲經驗「證實」,其實並非百分百準確的描述。

 

佛利民據此認為,判斷實證經濟學的某種假說(hypothesis)是否「正確」,必須看其預測是否經得起驗證,而不是有關的假設(assumption)是否「有可能成立」(plausible)。他事實上是說,「假設」無關痛癢,預測方見真章。

 

「理性」定義 分歧頗大

 

這種主張十分重要。市場自會平衡供求的概念,乃基於個人和公司透過競爭,自會調節市場的假說。當求過於供抬高價格時,理性的公司會被促使增加供應。反之當供過於求壓低價格時,理性的公司會受促使減少供應。競爭背後的動力自然是公司求取最大利潤而個人尋求最大效用(utility)的假設。

 

但如何解釋「理性」(rational),經濟學界一度有很大的分歧。有很多不同的說法,包括過時的心理學觀念、高速計算、享樂主義,以及另一些不太實際的行為等。凱恩斯經濟學實際上是假設人類行為並非常屬理性,進而假定人類帶有「貨幣幻覺」(money illusion)和「動物衝勁」(animal spirits)。批評人士以往慣性地嘲諷經濟理論「以理性追求最大化」的假設。他們從整體上否定經濟理論,而在具體上否定競爭達致均衡論,認為其有缺陷甚至根本有錯。至今仍有甚多這類批評。

 

讓我以枝葉在樹上的分布為例,看能否說明問題。為了讓葉子有最多的光照,促進光合作用,生物學者會為樹構建數學模式;樹要生長得好,枝葉就要以這種數學方式生長,電腦會得出一個最佳的枝葉排布,然後與真樹作比較。

 

這種生物學模式最終獲證實還是否定,視乎其預測有多接近事實。這種模式經過調整,還可以發展出兩個版本,分別用來預測南北半球的樹木,與一南一北的事實相驗證。在現實中,真的樹木沒有「思想」,卻能解決數學模式裏的最多光照問題。

 

另一方面,相信沒有人會挑剔說,生物學者竟然用這種假設來構建模式。模式若真能預測樹木的枝葉分布,我們會視為有關樹木「行為」的良好科學模式,不介意生物學者就樹木的行為作出這種「不可思議」(implausible)的假設。

 

就經濟活動而言,我們所能觀察到的事實必然有限,但可以作出無限的假設。若有一種假設符合已知的證據,則也必然存在着無數同樣符合這些證據的假設,而在與證據相符的眾多假設中採用哪一個,也就具有隨意的成分了。雖然一般認為,一種假設會否獲得採用,「簡單」與「成效」是兩大考量,可見,居間難有完全客觀的標準可言。

 

即使是真正有份量的假說,對現實世界的一些「假設」也可能極不準確。而且一般來說,一種理論愈有份量,背後的假設愈不實際。理由很簡單。一種假說若三言兩語就能「解釋」大量事實,無疑是有價值的。說得具體些,現實縱使極其複雜,但這種假設能抽絲剝繭,為有待解釋的現象得出關鍵的共同要素,進而有效地作出預測。因此,一種假說(hypothesis)要稱得上有價值,內含的假設(assumption)在描述上必須為偽(descriptively false)。這種假說用來處理有待解釋的現象既有成效,也就毋須再考慮和解釋周圍其他的現象和情況,因為後者是無關痛癢的。

 

芝加哥學派採用以理性最大化行為(rational maximizing behavior)的假設來支持其市場論,認為這種假設能夠相當可靠和「富有成效」地預測廣泛的經濟現象,而且本身很「簡單」。

 

對於芝加哥學派所論「市場有競爭時為何會自行調節」,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學者Armen Alchian從另一個假設出發,提出了「生存者原則」(survivor principle)。這有兩個版本。較弱的一個認為,不論做任何工作,只要有競爭,就可以找到成本最低的辦法。故長遠來說,最終存活的是成本最低的辦法。較強的版本則認為,不論何時,獲得採用的辦法,其預期成本最「接近」現實中可及的最低成本法。Alchian的假設被採納為芝加哥派「市場自行調節」論的一部分。

 

香港市場 未見歧視

 

「生存者原則」有許多不同的應用。例如,市場有競爭的話,私人公司的經營若帶有歧視性,也就難以賺取最大的利潤,因為無論歧視是出於性別還是種族,都令公司無法留住生產力強的員工。根據生存者原則,這些公司將會因為不採用成本最低的生產方法而給市場淘汰。市場競爭性愈強,這類公司也就愈快受淘汰。反過來說,歧視在非競爭性的市場中較容易生存。這兩種預測都可以透過實證來檢驗。

 

我在1976年曾就香港單身男女的時薪差距做過估計(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和工齡維持不變),以間接測試勞動市場的性別歧視問題,發現這項差距在統計上微不足道。但美國的類似估計往往發現,單身男性的工資高於單身女性,而且差距不小,統計上不能忽略。

 

這說明1976年香港不太可能存在性別歧視。香港當時不像美國,並未為此立法。那麼,性別歧視為何反而比已立法的美國來得輕呢?一個言之成理的猜測是,香港的勞動市場競爭性較強。因此,每逢有人說香港市場存有歧視時,我都會存疑。

 

不論是基於求取效益最大化的行為還是生存者原則,芝加哥學派都假設市場在競爭下會達致均衡。因此,供求自會均衡,市場自會調節。在驗證的過程中,萬一發現與市場自行調節的預測有異甚至有違,則持有高度的懷疑,不會輕易放棄這一假設。努力重建模式或擴展理論,務求協調實證與理論,更能解釋此前未能解釋的行為,。芝加哥學派認為理論創新應是「保存典範」(paradigm preserving)或者「延伸典範」(paradigm extending),而非「動搖典範」(paradigm shattering)。

 

再建理論 化解矛盾

 

凱恩斯派經濟學則屬於「動搖典範」的事件。由於這個原因,芝加哥學派認為有必要首先在方法論上應戰。芝加哥學派的方法論,首要是再建一個單一的理論,涵蓋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終止兩者的矛盾,同時也擴大實證經濟學的預測能力。

 

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不少友人對我說,經濟學無法解釋市場的非理性行為。你看公眾恐慌莫名、失卻理性,理性行為的假設不可能正確;或許正常情況下是正確的,這次則不然,現在人人都瘋了,惶惶不可終日。很多人這樣說,給我寄來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理性市場的神話》)這類著作以為明證。很多友人大概很想說你錯了,芝加哥學派也錯了。

 

佛利民的方法論會怎樣說?對於一門預測科學,任何一種假設也不要緊。經濟學作為一門實證科學而言,它的失敗,是沒有預測到這樣重要的大事。顯然經濟學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這是經濟學專業一次重大的失敗,也是芝加哥學派必須共同承擔的科學失敗。但科學從來不是宗教或真理,只是尚未給推翻的理論和假說。

 

人類理性又浪漫

 

芝加哥學派雖然假設人類行為是理性的,但並非假設人只有理性的一面。學派鼻祖Frank Knight在1944年對人類行為就有相當複雜而細緻的看法:

 

「人是理性動物」這種有趣的陳述是毋須證明的。……同理,人也是一個瞎摸的笨蛋、蠢材,又是可憐的罪人,實在不值得救贖;(人類)互相違背的性格數之不盡,而且所有說法都可說是真確的,只不過程度不同、闡釋有別。

 

但同理,任何一條這類陳述又都可說是錯的,又或者說單獨來看,顯得誇大和過分簡化。人當然是浪漫的動物。

 

據一般的界定,他也許較少偏向於是homo sapien(智人),也就是知者,而更多偏向於是homo mendax(撒謊者),也就是大話精、騙子、偽善者、做騷者、裝腔者、作勢者。

 

其他動物對……,真理有興趣;惟獨人類當關乎世界,尤其是關乎個人時,寧要虛構不要事實。他以衣冠蔽體,但在語言和表露的行為上,處處隱藏和曲解本身的智能、感情和道德本性,令其楚楚衣冠顯得無關痛癢。

 

這不能說都是壞事。就以人聰明、良好的一面來說,他之所以獲得這種「性格」,主要是靠裝作比自己本來的要好,直至部分這種假裝習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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