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上,芝加哥学派从经济理性和市场威力两大假说出发,以富创意地提升经济学研究而载誉;但对社会来说,其最为人熟知的是热心建言,推动公共政策的革新。

 

一言以蔽之,所谓的「芝加哥经济观」,主要是主竞争、反集权。

 

2008年金融海啸后,白宫斥巨资挽救华尔街,美国人纵使不满,也未有掀起左风。奥巴马争取连任的最后一份《国情咨文》民粹倾向也很克制,至今只有右翼的茶党以保障常人免受金融大鳄鱼肉为由,重点攻击国家的监管缺失。这与欧洲颇为相似:由于左翼不振,民粹右翼蠢蠢欲动。

 

缺乏异见 并非好事

 

西方的左翼至今停留在旧式社会民主的老路上,再也动员不了民众,因为无人不知,福利主义在财政上难以为继。奥巴马急于复苏经济,但所起用的专家照搬八十年前的凯恩斯政策,这些「创意」早已证实行不通。欧陆则相反,纵使欧罗持续受冲击,德国身为经济龙头,仍然坚持紧缩,紧守保守的理财路子。

 

经济议题的意识形态高地一向操诸古典自由主义派(libertarian)之手。这种右翼表述至今是社会、政治、道德议题最全面、最清晰的说法。我个人也颇赞同。但芝加哥观点长期一枝独秀,缺乏异见并非好事,正如经济上的供求关系,思想路线要有良性辩论竞争才能健康发展。

 

过去这大半个世纪,芝加哥经济观本身也随着时代而演变,现在可以说更贴近社会的发展。芝加哥的反集权观源自两个密切相关、但又迥异的出发点:一个基于科学实证(positive),另一个出于规范或价值判断性(normative)。

 

基于实证的出发点紧贴经济理性和市场威力的假设,是芝加哥派学者的共识。国家虽然是公众的代理人,但其行为极难驾驭,把群体任务交托给国家效率低、收效难料,还不如假私人之手以行。即使有些事非得国家代劳不可,亦应仔细质疑、严格审核。芝加哥派惯性怀疑,由国家代劳时,过程中要不是遭政治搞砸,就是把原先的决定弄得面目全非,最终纯属浪费资源。

 

故从科学实证出发,芝加哥学派一向看淡政府干预的功效。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家无论价值观多崇高、宅心多仁厚,都必须认知事实证明政府干预的恶果。

 

另一方面,从价值判断出发,反集权也就是认为,不论社会目的为何,即便忠实执行、收效良好,也不能把资源交由政府官员控制,资源及附带的权力应直接由拥有者掌管。即使后者愿意交托给​​国家和官僚(例如透过民主选举),令产权人与财产分离,这本身就是错的,应予抵制。

 

这项看法把放任自流的保守派与仅仅是不相信政府干预有效的经济学者区分开来,前者可说是英国Acton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最忠实信徒。

 

要分开实证和价值观这两种反集权思想的表述并不容易。其中的价值观获芝加哥学派一小部分人推介,包括学派其中一位祖师Frank Knight早期大部分的门生,特别是Lloyd Mints、Aaron Director和Henry Simons。这三位学者都善于推介他们共同的理念、就政策进言。

 

不过,在公众眼里,Knight第一代门生的名气远不及他们将实证经济学发扬光大的师弟Milton Friedman(佛利民)、George Stigler和Allen Wallis。

 

佛利民这三位后来者不但学术一流,而且口才了得、热心公共事务;他们坚守实证治学,与师兄凭价值观治学的方式严格区分。 Simons借课堂来传授他1948年经典著作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论放任经济的实证方案》)的观点。但几位师弟相信,大学应传授实证经济学而不是价值观。

 

我事后方知,佛利民当年坚持:大学讲坛应用来授业,而不是给学生洗脑。我1970年代在芝大经济系就读时,从未见过教授在课堂上讲述价值观。 Knight早期的弟子当时已从芝大退休。

 

但Knight早期的弟子积极就公共政策进言,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传统。

 

一、垄断与国家

 

从1930年代起,芝大的经济学者就坚决反对政府监管私人企业、制订价格或直接生产商品和服务—─除了非不得已的个别例外,例如国防、维持公共秩序这些传统上的公共商品。

 

早期的芝加哥学派以Simons较为容忍政府拥有具自然垄断力的实业,以及透过监管企业规模和金融结构来限制收入和权力方面的不公。但几位师弟并不认同师兄的这种「民粹」观,反而担心政府借规管企业来扩张。其中GaryBecker早在1958年就说:「对经济垄断体不加监管,咽下其苦果,可能好过监管而承受其政治缺陷之苦。」

 

几年后,佛利民写道:「不幸的是,世上并无解决技术性垄断的良方,而只能三害之中取其一:不监管私营垄断,任由其存在;由国家监管私营垄断,以及由政府经营。……在此无法一概地说,其中任何一害惯性地胜过另外两者……。将垄断体交由政府监管或经营,最不利的是一开始了就极难扭转。我为此恳请各位,只要还能忍受,就不要监管私营垄断体,让其存在,为害最小。」(1962)

 

芝加哥学派宁可忍受私营垄断体的经济代价,是因为经实证估计后,发觉若由政府介入,成本更大过减少「收入与权力」不公所带来的边际效益。而这种经济不公正是Simons想要对付的。

 

Simons也不喜欢工会,认为以价值观看是另类的垄断,以实证角度看则催生通胀。但他的师弟放弃这些看法,认为以实证角度看,工会不错扭曲就业和收入分配,但未致于刺激通胀,把工会看作通胀成因并不正确。

 

早期的芝加哥派也担心私营经济的势力过度集中,故主张限制──不论工会还是财团──以至政府。但他们的师弟担心政府过大多于财富太集中;学派初期的民粹精神最终被反对政府角色超出最低需要的共识所掩盖。

 

芝加哥学派反对政府扩张的原因不难理解。各大工业国在津贴和资源转移上的支出,在1870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1%,1937年已增至4.5%,1995年更飙升到23.5%,一百二十五年内激增二十二倍。一场波澜壮阔的均等(egalitarian)革命为上世纪赢得了「Age of Equality」(平等时代)的称号,这绝非偶然。

 

二、收入分布

 

Simons对大企业的敌意,与他欲借累进入息税令国民收入较为平等的理想密切相关。他离世后,芝大学派的追随者几一致专攻收入分布的实证研究,不谈价值判断性的问题;佛利民反对各种专业设置入行屏障,认为会令收入差距恶化;Becker开创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培训对改善收入分布的作用。

 

James Heckman在这个基础上探讨儿童的早期教育,视为个人发展和收入分布的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问题上,新一代的芝加哥学派透过实证来说明问题,多过出于价值观的论断。

 

三、吸收移民

 

就移民自由的问题,芝加哥派学者的看法相当分歧。从实证出发,这是达致世界性生产效率的条件之一;从道德出发,这对传统的古典自由派也极具吸引力。但Simons强烈反对,认为自由贸易就足以提升全球的生活水准。自由移民除了拉平各地的生活水准,更会造成社会和政治融合的问题。他不赞成吸纳移民时一视同仁或放弃歧视,而主张放下感情、实事求是。换言之,Simons的平均主义止于国界。

 

对于移民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佛利民较Simons来得敏感。由于各国的社会福利旨在确保家庭不论生产力高低,均可享有起码的收入,佛利民认为,移民自由的前提是取消社会福利的补贴制度,才能使无限制的自由入境显得可取。

 

根据佛利民上述的逻辑,Becker相信会认为,今天的中国内地母亲只要承担全数医疗成本,以及子女日后根据居港权所享有福利的全部开支(可能高达数百万港元),可以允许「双非」母亲来港产子。

 

但现在分隔香港与内地的并非国界,港方无法把内地人拒诸门外,我们也就说不准Simons若再生,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但看来他不会反对,向来港产子的内地母亲收回居港权的全部成本,包括子女融入社会的付出。

 

佛利民热心推动社经改革,点子特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负收入税(直接对低收入人士派钱);以学券代官校;强制性社会安全供款改为自愿;撤销行医牌照;以募兵代征兵;麻醉剂(毒品)和性工作(卖淫)非刑事化。背后的理据包括加强价格的作用、以私营代替公营、以个人自愿参与代替立法强制(辅以经济诱因),又或多种因素并用。这些「佛」法在世界各地追随者众,并不局限于芝加哥。

 

佛利民若只讲经济不碰其他问题,或可少一分争议,但芝加哥学派也不会这样出名。大师头脑敏锐、能言善辩、精力充沛、虔信真诚,令他的倡议倍添说服力。

 

芝加哥派的先后两代学者纵有不少共同点,但并非毫无分别。我们很难确定,Simons在经典著作《实证方案》里所表达的「民粹」思想,真的是Knight新一代弟子的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看法并不代表Knight本人,Knight从来没有民粹倾向。但芝加哥学派的后起之秀从未否定Simons在1930-40年代的主张,或许可以说,新一代大体上同意Simons多数的看法。

 

一代大师 树立典范

 

芝加哥学派在公共政策上的看法得以发扬光大,关键在于佛利民、Stigler和Wallis在芝大任教期间团结一致。佛利民论点翔实、表达有力、态度诚恳,成为新的精神导师,在其后不止二十五年内,奠定了学派的调子和形象。在大约1950-75年间,芝加哥学派透过科学方法治学、以及用有力的论证重振大萧条和二战后萎颓的政治保守派,间接主导了美国的经济思路。

 

1940年代中期,Stigler在学术上逐渐与佛利民分道扬镳,专攻政治与经济变数的互动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家以往假设君主贤明、无所不能,改革家只要说服明君适当落药,就能令经济向好。但阅历日增后,Stigler愈来愈抗拒这种假设,他尤其反对假设统治者,更遑论改革家,可以忽视政治上的支持以及赖以争取政治支持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Deirdre McCloskey在芝大当助理教授的第二年,有一天在茶水间侧闻佛利民与Stigler的争论,深有所感。她事后忆述:

 

「米尔顿(佛利民的名字)在嘀咕世间的保护主义。乔治(Stigler的名字)说,『米尔顿呀,你真爱说教!老百姓若真的想要效益,他们自会争取到的。』 (注:意指老百姓要的不是经济效益,你在旁唠叨是白费心机的。)米尔顿回答说:『可是老百姓受了误导。我要教导他们。』『教导!别费唇舌了。』 …… Stigler相信,『言谈的说服力微不足道』。」

 

Stigler认为,游说决策者是白费心机的。菩提本无树,「佛」老鼓吹变革是自寻烦恼。最终,Stigler催生了芝加哥的政治经济学派,同时孕生了Rochester大学的实证政治理论学派和Virginia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或称为公共选择)派。下周再谈芝加哥学派在这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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