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上,芝加哥學派從經濟理性和市場威力兩大假說出發,以富創意地提升經濟學研究而載譽;但對社會來說,其最為人熟知的是熱心建言,推動公共政策的革新。

 

一言以蔽之,所謂的「芝加哥經濟觀」,主要是主競爭、反集權。

 

2008年金融海嘯後,白宮斥巨資挽救華爾街,美國人縱使不滿,也未有掀起左風。奧巴馬爭取連任的最後一份《國情咨文》民粹傾向也很克制,至今只有右翼的茶黨以保障常人免受金融大鱷魚肉為由,重點攻擊國家的監管缺失。這與歐洲頗為相似:由於左翼不振,民粹右翼蠢蠢欲動。

 

缺乏異見 並非好事

 

西方的左翼至今停留在舊式社會民主的老路上,再也動員不了民眾,因為無人不知,福利主義在財政上難以為繼。奧巴馬急於復蘇經濟,但所起用的專家照搬八十年前的凱恩斯政策,這些「創意」早已證實行不通。歐陸則相反,縱使歐羅持續受衝擊,德國身為經濟龍頭,仍然堅持緊縮,緊守保守的理財路子。

 

經濟議題的意識形態高地一向操諸古典自由主義派(libertarian)之手。這種右翼表述至今是社會、政治、道德議題最全面、最清晰的說法。我個人也頗贊同。但芝加哥觀點長期一枝獨秀,缺乏異見並非好事,正如經濟上的供求關係,思想路線要有良性辯論競爭才能健康發展。

 

過去這大半個世紀,芝加哥經濟觀本身也隨着時代而演變,現在可以說更貼近社會的發展。芝加哥的反集權觀源自兩個密切相關、但又迥異的出發點:一個基於科學實證(positive),另一個出於規範或價值判斷性(normative)。

 

基於實證的出發點緊貼經濟理性和市場威力的假設,是芝加哥派學者的共識。國家雖然是公眾的代理人,但其行為極難駕馭,把群體任務交託給國家效率低、收效難料,還不如假私人之手以行。即使有些事非得國家代勞不可,亦應仔細質疑、嚴格審核。芝加哥派慣性懷疑,由國家代勞時,過程中要不是遭政治搞砸,就是把原先的決定弄得面目全非,最終純屬浪費資源。

 

故從科學實證出發,芝加哥學派一向看淡政府干預的功效。在他們看來,經濟改革家無論價值觀多崇高、宅心多仁厚,都必須認知事實證明政府干預的惡果。

 

另一方面,從價值判斷出發,反集權也就是認為,不論社會目的為何,即便忠實執行、收效良好,也不能把資源交由政府官員控制,資源及附帶的權力應直接由擁有者掌管。即使後者願意交託給國家和官僚(例如透過民主選舉),令產權人與財產分離,這本身就是錯的,應予抵制。

 

這項看法把放任自流的保守派與僅僅是不相信政府干預有效的經濟學者區分開來,前者可說是英國Acton勳爵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的最忠實信徒。

 

要分開實證和價值觀這兩種反集權思想的表述並不容易。其中的價值觀獲芝加哥學派一小部分人推介,包括學派其中一位祖師Frank Knight早期大部分的門生,特別是Lloyd Mints、Aaron Director和Henry Simons。這三位學者都善於推介他們共同的理念、就政策進言。

 

不過,在公眾眼裏,Knight第一代門生的名氣遠不及他們將實證經濟學發揚光大的師弟Milton Friedman(佛利民)、George Stigler和Allen Wallis。

 

佛利民這三位後來者不但學術一流,而且口才了得、熱心公共事務;他們堅守實證治學,與師兄憑價值觀治學的方式嚴格區分。Simons借課堂來傳授他1948年經典著作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Faire(《論放任經濟的實證方案》)的觀點。但幾位師弟相信,大學應傳授實證經濟學而不是價值觀。

 

我事後方知,佛利民當年堅持:大學講壇應用來授業,而不是給學生洗腦。我1970年代在芝大經濟系就讀時,從未見過教授在課堂上講述價值觀。Knight早期的弟子當時已從芝大退休。

 

但Knight早期的弟子積極就公共政策進言,成為芝加哥學派的傳統。

 

一、壟斷與國家

 

從1930年代起,芝大的經濟學者就堅決反對政府監管私人企業、制訂價格或直接生產商品和服務—─除了非不得已的個別例外,例如國防、維持公共秩序這些傳統上的公共商品。

 

早期的芝加哥學派以Simons較為容忍政府擁有具自然壟斷力的實業,以及透過監管企業規模和金融結構來限制收入和權力方面的不公。但幾位師弟並不認同師兄的這種「民粹」觀,反而擔心政府借規管企業來擴張。其中GaryBecker早在1958年就說:「對經濟壟斷體不加監管,嚥下其苦果,可能好過監管而承受其政治缺陷之苦。」

 

幾年後,佛利民寫道:「不幸的是,世上並無解決技術性壟斷的良方,而只能三害之中取其一:不監管私營壟斷,任由其存在;由國家監管私營壟斷,以及由政府經營。……在此無法一概地說,其中任何一害慣性地勝過另外兩者……。將壟斷體交由政府監管或經營,最不利的是一開始了就極難扭轉。我為此懇請各位,只要還能忍受,就不要監管私營壟斷體,讓其存在,為害最小。」(1962)

 

芝加哥學派寧可忍受私營壟斷體的經濟代價,是因為經實證估計後,發覺若由政府介入,成本更大過減少「收入與權力」不公所帶來的邊際效益。而這種經濟不公正是Simons想要對付的。

 

Simons也不喜歡工會,認為以價值觀看是另類的壟斷,以實證角度看則催生通脹。但他的師弟放棄這些看法,認為以實證角度看,工會不錯扭曲就業和收入分配,但未致於刺激通脹,把工會看作通脹成因並不正確。

 

早期的芝加哥派也擔心私營經濟的勢力過度集中,故主張限制──不論工會還是財團──以至政府。但他們的師弟擔心政府過大多於財富太集中;學派初期的民粹精神最終被反對政府角色超出最低需要的共識所掩蓋。

 

芝加哥學派反對政府擴張的原因不難理解。各大工業國在津貼和資源轉移上的支出,在1870年只佔國內生產總值(GDP)1.1%,1937年已增至4.5%,1995年更飆升到23.5%,一百二十五年內激增二十二倍。一場波瀾壯闊的均等(egalitarian)革命為上世紀贏得了「Age of Equality」(平等時代)的稱號,這絕非偶然。

 

二、收入分佈

 

Simons對大企業的敵意,與他欲藉累進入息稅令國民收入較為平等的理想密切相關。他離世後,芝大學派的追隨者幾一致專攻收入分布的實證研究,不談價值判斷性的問題;佛利民反對各種專業設置入行屏障,認為會令收入差距惡化;Becker開創人力資本理論,強調教育培訓對改善收入分布的作用。

 

James Heckman在這個基礎上探討兒童的早期教育,視為個人發展和收入分布的其中一個決定性因素。在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問題上,新一代的芝加哥學派透過實證來說明問題,多過出於價值觀的論斷。

 

三、吸收移民

 

就移民自由的問題,芝加哥派學者的看法相當分歧。從實證出發,這是達致世界性生產效率的條件之一;從道德出發,這對傳統的古典自由派也極具吸引力。但Simons強烈反對,認為自由貿易就足以提升全球的生活水準。自由移民除了拉平各地的生活水準,更會造成社會和政治融合的問題。他不贊成吸納移民時一視同仁或放棄歧視,而主張放下感情、實事求是。換言之,Simons的平均主義止於國界。

 

對於移民所涉及的道德問題,佛利民較Simons來得敏感。由於各國的社會福利旨在確保家庭不論生產力高低,均可享有起碼的收入,佛利民認為,移民自由的前提是取消社會福利的補貼制度,才能使無限制的自由入境顯得可取。

 

根據佛利民上述的邏輯,Becker相信會認為,今天的中國內地母親只要承擔全數醫療成本,以及子女日後根據居港權所享有福利的全部開支(可能高達數百萬港元),可以允許「雙非」母親來港產子。

 

但現在分隔香港與內地的並非國界,港方無法把內地人拒諸門外,我們也就說不準Simons若再生,會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但看來他不會反對,向來港產子的內地母親收回居港權的全部成本,包括子女融入社會的付出。

 

佛利民熱心推動社經改革,點子特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負收入稅(直接對低收入人士派錢);以學券代官校;强制性社會安全供款改為自願;撤銷行醫牌照;以募兵代徵兵;麻醉劑(毒品)和性工作(賣淫)非刑事化。背後的理據包括加強價格的作用、以私營代替公營、以個人自願參與代替立法強制(輔以經濟誘因),又或多種因素並用。這些「佛」法在世界各地追隨者眾,並不局限於芝加哥。

 

佛利民若只講經濟不碰其他問題,或可少一分爭議,但芝加哥學派也不會這樣出名。大師頭腦敏銳、能言善辯、精力充沛、虔信真誠,令他的倡議倍添說服力。

 

芝加哥派的先後兩代學者縱有不少共同點,但並非毫無分別。我們很難確定,Simons在經典著作《實證方案》裏所表達的「民粹」思想,真的是Knight新一代弟子的共識。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看法並不代表Knight本人,Knight從來沒有民粹傾向。但芝加哥學派的後起之秀從未否定Simons在1930-40年代的主張,或許可以說,新一代大體上同意Simons多數的看法。

 

一代大師 樹立典範

 

芝加哥學派在公共政策上的看法得以發揚光大,關鍵在於佛利民、Stigler和Wallis在芝大任教期間團結一致。佛利民論點翔實、表達有力、態度誠懇,成為新的精神導師,在其後不止二十五年內,奠定了學派的調子和形象。在大約1950-75年間,芝加哥學派透過科學方法治學、以及用有力的論證重振大蕭條和二戰後萎頹的政治保守派,間接主導了美國的經濟思路。

 

1940年代中期,Stigler在學術上逐漸與佛利民分道揚鑣,專攻政治與經濟變數的互動關係,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家以往假設君主賢明、無所不能,改革家只要說服明君適當落藥,就能令經濟向好。但閱歷日增後,Stigler愈來愈抗拒這種假設,他尤其反對假設統治者,更遑論改革家,可以忽視政治上的支持以及賴以爭取政治支持的經濟政策所造成的影響。

 

Deirdre McCloskey在芝大當助理教授的第二年,有一天在茶水間側聞佛利民與Stigler的爭論,深有所感。她事後憶述:

 

「米爾頓(佛利民的名字)在嘀咕世間的保護主義。喬治(Stigler的名字)說,『米爾頓呀,你真愛說教!老百姓若真的想要效益,他們自會爭取到的。』(注:意指老百姓要的不是經濟效益,你在旁嘮叨是白費心機的。)米爾頓回答說:『可是老百姓受了誤導。我要教導他們。』『教導!別費唇舌了。』…… Stigler相信,『言談的說服力微不足道』。」

 

Stigler認為,游說決策者是白費心機的。菩提本無樹,「佛」老鼓吹變革是自尋煩惱。最終,Stigler催生了芝加哥的政治經濟學派,同時孕生了Rochester大學的實證政治理論學派和Virginia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或稱為公共選擇)派。下周再談芝加哥學派在這方面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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