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三十年,港人的收入差异拉大;同期内,美英等发达国家也有此现象。为了缩小差距、纾缓贫困,有必要细察其原委和对社会的冲击。

 

收入差异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看。

 

首先,从规范(normative),也就是价值观出发,社会觉得基于公义,收入差异不应太大;专长这方面的经济学被称为「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它有几种不同的研究课题。首先以住户作为经济决策单元,政策目标一般着手改善住户而非个人的收入。其中一个焦点是量度福利转移、缴税和其他强制性支出后的净收入;另一个焦点是找寻当量的尺度(equivalence scale),以比较成员人数和组合有别(例如儿童和成年人)的住户;第三类课题是设法录入成员从事家务、照顾子女的隐蔽(shadow)收入。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的角度也不是本文的关注,不会在这里深入讨论,政府专家已经仔细探讨过这些问题。

 

收入差距 拉阔一倍

 

衡量收入差异有一种简单的办法:用收入最高10%住户(收入分布曲线90%点的右端)的收入,除以收入最低10%住户(曲线10%点的左端)的收入,数学上写作P90 ╱P10;所得倍数愈大,收入差异就愈大。如果把过去这三十年一分为二,香港住户月入中位数的P90╱P10在头十五年的1981-96年由7.6增至9.3,继而在后十五年的1996-2011年由9.3增至15.4【表一】。

 

换言之,前十五年差距拉大不多,但后十五年拉大得快。整个三十年来,高低两端的差异由7.6扩大到15.4,刚好是一倍;而去年最高收入10%人士的收入是最低收入10%人士的15.4倍。

 

从【表一】看到差异明显拉大,但所统计的只是总收入,而非净收入。这三十年里住户收入的分布有很多变数,成员的组合和人数、缴税和福利转移都可能有变,数据须经过细致的调整才说得准。政府统计处2007年的《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在这方面已进行详细的分析,应记一功,总收入经过必要的调整后,发觉惯常用来衡量贫富差异的坚尼系数在1996-2006年变化不大。这一结果反映了政府明显企图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减少收入不平等。

 

第二,从税收着眼。欧美国家过去三十年的税收资料显示,收入差异拉大,主要是收入最高的1%或0.1%人口,在全民收入里所占的比重上升,也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谓收入不均的着眼点。这类顶层收入,主要是非人力投入(non-human)的资本收入和税务处理(tax treatments of income)所造成的结果,是以除了经济层面,还涉及社会政策和政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不是本文的关注,也不会在这里讨论。

 

第三,收入差异也可以用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来探讨。以此角度看,收入差异主要来自人力资本或者不同劳动者生产力的差距;说白了,高收入人士受教育较多,期间添加的技能比低收入人士要多。科技进步、工业改造、经济全球化都对他们有利;而低技能人口移入,低端生产外迁(off-shoring)外判(out-sourcing),更令差异扩大,办学培训以增加技术工人才能拉近差距。

 

从这观点看来,收入分布90%以上人口与10%以下人口的差距拉大,主要反映人力资源或生产力的差异扩大。这种差异是经济性的,是研究99%人口的收入差异来源的关键,相当于「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谓的1%以外的人口。宜用个人作为分析单元,最准确的是用时薪而非月薪来量度生产力,虽然两者密切相关。

 

为文时尚未得悉90%以上和10%以下两组人口的时薪分布,故以个人受雇收入的分布来探讨劳动人口生产力差异的变化。 【表一】显示,P90╱P10在1981-96年由5.3微升至6.5;接着的1996-2011年,已由6.5飙升至10.3。

 

教育增长 满足需求

 

换言之,三十年来,个人最高收入相当于最低收入的倍数由5.3扩大到10.3,接近一倍,拉大的幅度与上文的住户收入大致相同。个人受雇收入的差距主要来自劳动生产力,那为什么最近这十五年,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拉大?

 

表二】是个人受雇实质月入年均增长率的十等分组别(decile groups)。例如,第一组和第十组分别是收入最低和最高的10%人口。 1981-96年也就是头十五年,除了最低的一组和最高的两组,居间七组的实质收入普遍年增4-5%;最低也就是最穷组年增5.69%,而最高也就是最富的两组分别年增5.68%和7.16%。

 

在这头十五年内,适逢内地开放、本港工业急速重整,加上弱美元、低息、全球经济蓬勃,香港得享高成长。但劳动力紧张,除了工资高,也造成价格通胀。由于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北移与扩展,本港各阶层均分享到生产力提升的好处。

 

接着的十五年却是另一回事,在实质收入上,最低的三组人几近停滞,最高的三组人年增超过2%,中间的四组则年增0.7-1.5%,介乎一高一低之间。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香港自1998年起连年通缩,2003年才告解除。同期内,制造业北迁触发的本地工业重组到了尽头,香港变成纯服务业的经济;加上美元强势、高息、全球经济放缓,由高到低,所有人的实质工资都受压低。但一般来说,高技能人士比低技能人士过得好,因为技术改进偏向有利于有技能人士,且是几乎全球各地都有的现象。

 

Kevin Murphy、Claudia Goldin、Lawrence Katz三位教授的研究指出了这方面探讨的路向。他们发现,美国实质工资率的分布是由两大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上文提到的,技术改进「偏爱」有技能者,增加对他们的需求,减少对低技能人士的需求,以致大学程度人士相对于中学程度人士享有较高的工资溢价。美国自从1980年代开始就已发现,大学程度劳动力的增长赶不上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令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增长快过技能较低的劳动力。

 

三位学者还发现,美国实质工资率的分布在1910-50年收窄,在1960年代基本稳定,但在1980年代开始拉大。上世纪前五十年工资差距收窄,是因为教育增长快,有技能劳动力的增长足以满足需求,因此有技能劳动力实质工资的增长慢过低技能劳动力。同样有趣的是,1980年代以来的加拿大,与美国不同,加拿大有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实质工资的差距并未拉大。他们发现,这完全是因为扩大教育,技术劳动力增加迅速,赶上了需求。

 

三位学者发现,全球化、离岸和外判生产、引入移民对拉大美国工资的差异只有些微影响,真正具压倒性的因素是教育制度自1980年代起未能提供所需的技术劳动力。用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Jan Tinbergen教授的话说,「不平等是教育与技术竞赛的后果。技术进步若领先教育变化,不平等一般会上升;同理,教育程度加快提升,经济不平等通常会下降」。

 

学位增长 历来最低

 

香港这三十年来的教育有何变化?技术变化既然「偏爱」技术劳动力,目前的教育能否满足需求? 【表三】是年满十五岁人口教育程度的年均净增长率,扣除年均年满十五岁的人口增长率后得出。 1981-96年是人口的高增长期,无论学位和非学位的专上程度人口都激增;1981-86年、1986-91年、1991-96年这三个五年期间,学位持有人分别每年净增5​​.4%、6.3%和12.5%​​。可能因为两所理工学院和教育学院升格为学位颁发机构,非学位人数在1991-96年间下跌。

 

到了最近这十五年,即1996-2001年、2001-06年、2006-11年的学位持有人年均净增长分别是4.1%、4.1%和3.1%,远低于前十五年。这三个五年内,专上非学位持有人的年均净增长分别是-4.9%、15.2%和4.3%;专上非学位持有人后十五年的累计增幅与前十五年的1981 -96年相同。若非期间内开设自资的副学士,专上人力的净增长会更低。这是董建华的教育政策,由当时的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梁锦松制定成为方案。

 

这说明,最近这十五年的专上教育投资较前十五年放缓。初段适逢亚洲金融危机,增长放缓或情有可原,但2003年以来仍不补救,就难以交代。不论学位还是非学位,增长率都是三十年来最低的。教育不前是发达国家收入差异拉大的经济因素,因为未能培训足以配合技术改进需求的有技能劳动力。

 

技术进步既然「偏爱」技术人才、拉大收入差异,只有多培训有技能的劳动力,才能拉近上下差距。这有四种方法:一、引入外劳;二、提供教育代用券,资助入读自资专上教育机构,包括出外留学(学成后须回港工作一个时期);三、积极鼓励自资的专上教育,提供较佳的用地、资助建校资本;四、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范畴内,就自资机构未能提供的科目选出有增长潜力的领域。这四项措施不会立即缩小收入差异,但假以时日即可见效。

 

以政客看来,实质收入十五年内无增长也就令人孰不可忍,成为最具动力的选民。这包括上述收入最低的三组个人劳动者,也就是月入不足八千元的基层劳工。虽则界定何谓贫穷很难有清晰的准则,但底层贫穷蔓延是激发民粹诉求、要求政府大力干预和积极扶「贫」的最佳理由。

 

发展教育 治本之途

 

扶贫有两种典型途径。一是用政策来增加穷人的收入;二是津贴必需品的开支。很多人支持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失业保险、劳工赔偿、雇用标准、收入补助和劳动市场等政策。这些政策短期内似有重新分配的作用,但长远来说,只会抬高企业提供较佳工作的成本,功效一向成疑。

 

有许多人主张津贴开支,包括差饷、公用事业收费、学费、交通费……,但津贴开支往往也惠及富人,若要只限穷人受惠,审核资格的成本又不轻;不过好处是实施容易,即时见效。唯是正如劳动市场政策,未能提升基层的生产力,治标不治本。

 

收紧电力、巴士、铁路、隧道等公营事业加价的条款也许会得民心,但经济效益差、政治代价大,比津贴费用更不足为法。但相对以劳动市场政策限制全港企业,包括中小企,规限少数大型公营事业的代价,也许没有那样昂贵。

 

基于价值观,也为了减少政治分化,很有理由出招以拉近收入差异、纾缓贫困。但一般的诉求缺乏关键的实证,忽视差异拉大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教育赶不上技术的发展。

 

美国当初之所以能超越欧洲,富甲天下,就是因为一个世纪前大量投资发展教育。美国今天正处于失去这方面优势的危机,香港也身陷其中。

 

 

参考文献: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F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08

 

LawrenceF Katz and Kevin M Murphy.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7: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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