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前曾說及熊彼得分析過資本主義與民主的關係後,無可奈何地推斷社會主義終將取代資本主義。這個推斷雖然並未成真,但大師開創了創造性毀滅論(creative destruction)和選舉競爭論(electoral competition),貢獻良多。

 

熊彼得認為資本主義終將由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引擎雖然挾創造性毀滅的威力,造成經濟替換和混亂,破舊立新,但在民主社會裏形成政治反彈,令社會主義看似好過資本主義;他深信社會主義最後必勝,而社會主義可以與民主兼容。

 

不過,佛利民二十年後出版的經典《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在「社會主義可以與民主兼容」這一觀點上與熊彼得背道而馳。佛利民以大量實例說明,民主與社會主義無法共存;但同意熊彼得說,民主在某些情形下會動搖資本主義的根基,但只有在經濟上堅持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和民主才可以相輔相成。

 

外滙管制   影響自由

 

對佛利民來說,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代表經濟自由,而開放的選舉競爭代表政治自由,兩種自由之間存在着密切聯繫;他認為熊彼得所說「社會主義令經濟自由消失後仍然可以有政治自由」是一種誤解。

 

佛利民所舉的第一個實例是外滙管制。二戰後初期,英國管制外滙,以致本土公民無法到美國度假;美國則在麥卡錫當權時,由於這位參議員強烈反共,公民不得到蘇聯度假。英國限制公民的經濟自由,美國則限制政治自由,但最終都變成限制出境自由,所造成的效果並無分別。

 

政府剝奪個人經濟自由的例子還包括:立法規定用一成收入購買退休保險;有牌照才能從事某些職業;立法規定「公平貿易」,售價不得低於專賣商指定的水平,禁止俗稱「水貨」的「平行進口」,或者就產品設置「進口限額」等等。這些限制決定了經濟權力是集中還是分散,至關重要。

 

競爭性的資本主義將經濟實力與政治權力分隔開來,不讓政府插手經濟活動,直接保障了經濟自由。港人熟知的「小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對經濟活動只用最低限度的權力,留待個人透過私人市場作自願的選擇。

 

佛利民寫道:「不論來自帝皇、獨裁者、寡頭統治還是短暫的多數,對自由根本的威脅是強制權。想維護自由,就要盡可能消除這種集權,而且不能消除散發權力的行為,以作制衡」。

 

在人類歷史上,政治自由最早見於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制,佛利民認為並非偶然。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政治自由一個必要的條件,只不過單靠資本主義還不夠。二戰前夕,資本主義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就變成法西斯。佛利民沒有研究過這三個軸心國為何會淪為法西斯,但相信美國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助長了這個趨勢 –– 經濟緊縮令這些國家的民眾寧可忍受極端的政黨,壓抑政治自由。

 

政治經濟   並非單邊

 

佛利民擔心的是,在社會主義下,經濟活動大都屬國家所有,政治自由必然會受壓;公民要靠國家養活,也就不敢反對國家,當然也不敢資助反政府的政治活動。

 

佛利民以已故英國首相邱吉爾為例說:「由1933年到二戰爆發,邱吉爾都不得上英國電台講話。那當然是由英國廣播公司(BBC)管理的政府壟斷機構,……。而他(邱吉爾)的(反納粹)立場太富爭議性。」

 

佛利民以美國私營的荷里活片場與與英國公營的BBC作對比。在麥卡錫年頭,荷里活「約有150名作家(電影編劇)因為涉嫌是共產黨人或同路人,被行內列入黑名單。共產黨人或曾經引用(憲法)第五修正案(拒絕作證)者被禁止角逐奧斯卡獎項」,但他們仍能找到出路。

 

黑名單盛行期間獲頒奧斯卡最佳編劇獎的《勇士》(The Brave One)由著名的「荷里活十君子」(Hollywood Ten)成員Dalton Trumbo匿名編劇。1947年,美國國會猛抓共黨黑手,但「十君子」拒絕為此作證,被指藐視國會,列入黑名單,不得錄用。《勇士》的製片家當時對外堅稱,編劇是「一個居於西班牙的大鬍子。我們有義務為股民選購最佳的劇本。Trumbo呈上《勇士》,我們就買下了……。」

 

佛利民寫道:「荷里活和美國的電影業如果像英國那樣是官方企業,那就成為由BBC僱用的問題,難以相信『荷里活十君子』還能找到工作。」美國維護政治自由度比英國有效,就是因為自由企業的資本主義經濟,讓曾經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絕作證)的作家匿名受僱。

 

但佛利民相信,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關係錯綜複雜,並非單邊的。十九世紀時,由於政治上較為自由,經濟上主張自由放任;但到了二十世紀,隨着政治自由的延伸,集體主義的傾向加速擴散,社會福利逐漸取代自由,成為民主國家主要的關注。

 

自由好處   應予宣揚

 

實行資本主義經濟的民主國家日漸介入經濟生產和規管私營企業。與此同時,經不起利益團體游說,增設各種社會轉移計劃,令重新調配激增。看【】可知,1870-1996年間,各國政府平均開支的增幅佔GDP(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0.7%激增至45.6%;期內,津貼和轉移方面的政府平均開支增幅更由1870年的1.1%狂飆至1995年的23.2%。

 

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有增無已,正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此消彼長的熊彼得預言。佛利民擔心,國家在經濟活動上日益擴權,不但有損資本主義引擎的創造力,更會壓縮個人自由;國家愈大則權力愈大,對個人自由的威脅也愈大。

 

一如熊彼得,佛利民對資本主義的未來憂心忡忡,但他認為不可能預測未來。佛利民在這方面受同期的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影響。波普爾認為,社會的未來取決於其成員現有和今後可能獲得的知識。但社會成員今後可能獲得哪種知識既無法預知,預測這個社會的未來無疑瞎子摸象。

 

對佛利民來說,玩水晶球還不如多宣揚資本主義和自由的好處。他相信,大眾只要了解問題,就會選擇資本主義與自由。他用日常語言撰寫《資本主義與自由》,而且大量舉例,使普羅大眾更易明白他的論點;其後與妻子Rose合撰的《自由抉擇》(Free to Choose)就更加通俗易懂。

 

《資本主義與自由》有十三章,就民主社會如何維護經濟和政治自由提出一套政策,佛利民的論述在當時絕對原創新穎、深具啟發,而且實事求是。只要讀過該書或者聽過他演講,往往都給他說服,深受鼓舞。

 

入市屏障   造成壟斷

 

佛利民一開始就指出,政府的角色應主要限於訂定規則和擔任裁判、維持法律和秩序,提供國防和穩定的貨幣架構。無論統治者還是受統治者,都應該遵守這些規則。人類之所以要有政府,因為不可能有絕對的自由,而須解決各人都要求享有某些行動自由時所形成的矛盾。他解說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這些矛盾可以藉着市場,通過自願的交換來解決,毋須由政府強制個人怎樣做。

 

但有兩種情況可能要政府採取行動或介入:一是壟斷,二是界外因素(externalities)。

 

佛利民認為,大多數壟斷其實是政府造成的,應予終止。港人近月對增發免費廣播牌照的關注,就是因為牌照太少,造成壟斷。由於同樣的理由,佛利民反對要領牌才能從事某些專業,認為架設入市屏障只會造成價格壟斷,令顧客無法享有完全的選擇。同理,他反對工會,因為令會員得以左右勞動市場,有損未加入工會的從業員。

 

至於說自然的壟斷性(natural monopoly),佛利民寫道:「這裏似有三種可能:私營壟斷體、公營壟斷體和公共規管。三者均有害無益,但我們只能從中選擇。」審視過經濟學同行Henry Simon有關公共規管的研究,以及同行Walter Eucken有關公營壟斷體的研究後,佛利民寫道:「就教於兩位後,我勉為其難地決定,受得了的話,私營壟斷或為害最輕。」

 

佛利民更注意到,在三害之中擇其一時,不應「一選永逸」(be made once and for all),此後再也不變。有時公營壟斷體看似具自然壟斷性,但不應禁止他人入行競爭。所謂日新月異,由於科技等因素,自然壟斷體的技術條件有可能生變,令其失卻自然壟斷性。佛利民認為,公營壟斷體阻止他人加入競爭的可能性大過私營壟斷體,故相信就中長期來說,以私營壟斷體為害最輕。

 

可惜這概念在香港未獲認同,近月通過的《競爭法》偏偏豁免所有的公營壟斷體,不碰最需要有競爭因而法律最應該針對的領域。

 

政府干預  會失公信

 

佛利民覺得有必要時,政府可以介入,只不過現實裏很多以界外因素為名的安排都是名不符實。他認為政府應首先盡可能鼓勵私營,同時開放這些行業的競爭。他以公園為例,位於市區的公園公營或者有理,因為難以監控及向享用人士收費,但國家公園就毋須公營,因為很容易向用者收費,大可交由私營企業運作,好處是較靈活,會積極利用現代管理和科技創意來加強保育。

 

在貨幣政策方面,佛利民建議將貨幣規則寫入憲法,規定中央銀行以固定的比率增加貨幣供應,以穩定價格、容許經濟平均成長。他不認為央銀應兼顧就業等其他目的;而貨幣規則立憲後,應該讓央行高度自主。他認為在各種公共產品裏,貨幣具有關鍵的地位,維持幣值也就是維持公眾對政府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信心。

 

由於貨幣制度太重要,佛利民覺得不能讓他人用來以遂短期的政治或政策目的。雖然商業周期周而復始,令資本主義經濟不斷面對壓力,1930年代的大蕭條就是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冒起一個重要的原因,但健全的貨幣制度可建立較穩定的長遠政策環境,從而減輕商業周期的波幅;反之,政府若積極主動,依賴權宜的短期干預,只會令前景更不明朗。

 

佛利民明確區分政策規則與權宜的干預,是政策推論上的一項突破,最終引發了大量諾貝爾經濟學獎級的研究。這個簡單實用的概念其實源自一個無人不知的兒童故事。有個小孩覺得叫「狼來了」很好玩,但孩子貪玩叫了幾次後,真的遇到狼再大叫時,再也沒有人趕來救他。在經濟上,政府頻頻干預市場的話,會失去公信力,日後再出手時,人們會無動於中。

 

佛利民接着力證自由貿易和讓資本自由流通的好處。開放的國際經濟須要有前後一致的國際收支安排,但只有兩種制度與自由市場和經濟自由兼容:全球劃一的國際貨幣制度例如金本位,或者自由浮動的滙率。

 

自由市場   可消歧視

 

他打從開始就知道只要是民選的政府,就很難採用金本位。佛利民認為,一戰結束後恢復金本位是其後大蕭條,令納粹在德國冒起的最重要原因。

但政客和選民求短利,民主政府受裹挾,很難在開放的國際經濟裏謹守政策紀律;要政府毋須整天「捍衞」滙率,又不會拖延金融方面必要的調整,則用浮動滙率會有效得多。

 

就凱恩斯主張用短期的財政開支來刺激經濟,佛利民認為不論在理論還是實證上,都嚴重誇大了穩定經濟的作用;不只於此,政府的開支甚至會「排擠」私人開支。原因是政府開支主要靠舉債,用未來的稅收來償還,但私營部門預期加稅令收入減少,會即時壓縮消費和投資。更由於政府開支的經濟效益不及私人開支,政府多花錢對整體經濟的作用弊多於利。

 

佛利民認為,不管是針對種族、性別、宗教……,自由市場是消除歧視最有效的機制;僱主若出於歧視而拒絕僱用優秀的員工,市場也就會懲罰他,令他少賺錢。

 

在教育和房屋問題上,佛利民建議用代用券(voucher)為無力支付市場價格的人提供津貼。好處是不會削弱市場的競爭,讓供應商竭盡所能來迎合消費者包括獲津貼人士的喜好。此外,無必要為窮人提供公營的教育和房屋;雖然各國都以扶貧為由辦官校、建公屋,實際上只不過限制了競爭,保護了某些業者的利益。

 

同理,佛利民反對由公帑資助或提供的社會福利,包括強制的老年社會安全制度,因為會剝奪人們選擇老年保險、存錢多少的自由。他最強調自由選擇,反對強制,而且要求有競爭,不讓公營機構壟斷服務。

 

看似保守  實為激進

 

佛利民對於這類計劃重新分配收入的做法甚不以為然,認為扶貧歸扶貧,退休保障歸退休保障,不應扯在一起。他建議用「負收入稅」(negative income tax)或「收入保證計劃」(income guarantee scheme)來幫助低收入階層,認為應為他們直接提供收入,而不是津貼服務這樣間接迂迴。

 

津貼服務通常惠及提供者多過消費者,尤其當限制他人入市時。服務的效益也不高,有時候造成浪費甚至引發詐騙。相對來說,通過資產審查或稅制來派發現金,低收入家庭得益最多,成本也最小。經濟學者不論左中右,都普遍支持佛利民的建議。

 

佛利民不僅提出了一套行動方案以捍衞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他也堅信政治自由很取決於經濟自由。《資本主義與自由》解說如何透過自由選擇,從種類繁多的政策選項,達致一套相同的政策目標。

 

佛利民堅持對「權力說真話」(truth to power),而對他來說,權力就是人民。他相信在民主社會裏不可能說服政客,而應該說服人民,由人民對政客下指令:照做否則就滾蛋。佛利民認為,經濟學同行設計政策時,應從最佳辦法(first-best solution)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因為政治上可行或可接受。

 

佛利民雖被傳媒視為保守派,但其實是激進派;他深感上世紀社會福利國家風氣日盛,想扭轉偏向社會主義的趨勢,終其一生致力遊說公眾限制政府擴張,貢獻良多,可惜他提出的大量議題仍未成功。

 

紀念熊彼得和佛利民的資本主義論.二之二.

 

 

參考文獻: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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