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為何現代化過程可導致政治變革,有時甚至出現暴力革命?現代化是一個經濟變革歷程,社會從自給農業模式過渡至市場主導的工業制度,過程中包括兩大重要變革。

 

首先是科技演進。在所有前現代社會,自給農業經濟中的生活水平變化甚微,耕作技術數千年來鮮有突破,經濟增長全賴人口增加,而非人均收入增加;直至工業化及市場經濟發展,情況才開始改變。

 

這項重大變化約於兩個世紀前在西歐出現。根據英國經濟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教授整理所得的歷史數據【】,其中的人均GDP清晰顯示變化幅度之大。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經濟增長的概念相對而言較為新穎激進。二百年前,人們沒有明天會更好的念頭,人稱「黃金時代」大都是過去或上古的年代,現代人卻擔心將來不比現在好。事實上,現代化離不開與時並進,不免挑戰一成不變、否定進化的傳統生活方式,這對今天社會名成利就的一群難免造成衝擊。

 

第二大變革是現代化經濟,亦即市場經濟,專為適應甚至助長變化而設。在這個框架下,個人消費幾乎全靠別人供應才能滿足。相反,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中,幾乎所有經濟生產及消費由農村包辦而不假外求,外界事件對村內經濟無甚影響。地主與農民以農村為家,生於斯、長於斯,世代相傳,歷久不變。

 

經濟轉型 政局變天

 

前現代時期生活的特色包括傳統、習俗,以及濃得化不開的地方色彩,彼此溝通都以方言為主;現代社會則靈活多變、富於創意又無分地域疆界,都市人往往能操多國語言,也有共通語言。現代經濟以市場為基礎,其組成與傳統經濟截然不同,遠自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時代已是專門化與分工精細。

 

在農業時期,各地人民之間在經濟上互不相干,普羅大眾聚居於農村,除卻少數精英分子之外,絕少與外間交往,農村儼然大海中遺世獨立的孤島;除了偶然舉辦的市集以外,大部分商業活動都是長途跋涉的奢侈品交易,專以貴族、大富之家為銷售對象,與人口中佔絕大多數的農民無關。當時「環球經濟」只與全球人口中不到百分之一相關,其中都屬精英分子。

 

農業生產全面商品化之後,自給農業經濟模式亦隨之告終。自此以後,慣於農村與世隔絕生活方式的地主與農民,其日常生活以至命運都因市場效應而受到遠方事態發展影響,個人也會因為面對無法掌握的力量和局勢而感束手無策。本來在穩定的自給農業經濟下應付裕餘的社會、政治制度,在日益壯大而又互相緊扣的市場經濟當前,自然不合時宜。

 

摩爾的研究顯示,如此經濟巨變足以導致勝敗形勢逆轉,從而觸發重大政治危機。英、法、美三國歷經暴力革命,將殘餘的過去一掃而空,換上新興的資產階級當權,建立民主政體。俄羅斯與中國演變成共產獨裁政權,而德國與日本則曾一度走上法西斯獨裁之路。至於印度則以和平方式發展成民主政體,但卻始終不改自給農業經濟模式;農業舊制不除,市場經濟一直難以發展成熟。印度的民主政制並未威脅到舊有權力架構,在不改固有社會結構的大前提下得以平安過渡,對農民的經濟生活影響甚微。

 

摩爾提出以中國的社會狀況而言,共產主義革命萌芽是理所當然的事,而隨後的獨裁政體亦是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必然結果;過程中,中國務須掃除傳統社會及鄉紳兩大障礙。不過,摩爾未有深入探討兩大問題:一、究竟共產主義與中國共產黨最終能否實現中國現代化的目標;二、獨裁政權將何去何從。過去六十多年來,此兩大問題一直在中國領導層之間縈繞不去。在牽一髮足以動全身的全球化經濟環境中,問題的答案可說與全人類息息相關。

 

急起直追 資源錯配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掌權之後,面對的挑戰是在於沒有資產階級的情況下推行工業化。黨內單位與政府機關於是成為肩負此一任務的中樞。二千多年來,中國一直以中央集權制管治國家,堪稱這一管治制度的始創者,所不同者只在於官僚職能上的改變。傳統的中國官僚為士大夫階層,專門負責行政與司法,偶然統領軍事行動,卻從不參與經濟生產。在共產主義制度下,中國官僚則兼管經濟事務。

 

這些官僚如何選拔?又有何資歷要求?身兼管理職能的官僚應否經由公務人員考試制度選拔,而考核內容應如何設定以達選拔目的,均未見清晰。事實上,自1949年以來中國管理層的官僚中,多為專業工程師,且至現在這仍是大部分中國領導人的專業背景;相反,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物則有不少來自法學背景。

 

值得深思的是,在工業經濟模式下,政府官僚應否身兼業務經理職責?在市場經濟中兩者不會重疊,但在計劃經濟中卻不可分割。要是曾到訪中國並聽過國內官員演講,對官員能洋洋灑灑引述其管轄範圍中的工業產值及貿易統計數字都一定會佩服得五體投地。香港政府官員就缺乏這種本事,本地商家也只能介紹自家機構的情況,到底值得慶幸還是擔憂?

 

中國自1949年展開斯大林式工業化,着重投資重工業,並將農業集體化(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旨在以強制調配儲蓄的方式加快經濟增長步伐。中國仍以農業為其經濟基礎,生產力與集資能力尚處於極低水平,因此儲蓄主要來自農業。

 

面對中國人手充裕而資金匱乏,如此策略未免有欠成本效益;1949年,中國仍約有八成人口以務農為生。斯大林經濟模式迫使農民將積蓄投資於資本密集的重工業,但回報卻極低。勞工密集的輕工業有助促進就業,卻礙於政策考慮而受到壓抑,更與本已匱乏的資金絕緣。

 

公社制度是工業化策略的主要工具,可一舉兩得:一、在工業化過程中將農民留在農村,以免大量農民移居城市尋求就業出路;二、廢除私有制之後,國家在安排農務一環必須經常重新分配生產份額,使農民直接隸屬中央政府,藉此建成的龐大農業基礎,可從中獲取盈餘,從而資助以城市為據點的工業化進程。因此,國家同時擔當前現代時期的地主與官吏的職能,農村幹部則成為農村合作社的官僚管理人員。

 

「斯大林模式」刻意違背「比較優勢法則」(law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全面控制物價、壓抑市場。在中央和地方層面,均設置龐大官僚架構,管理物資普遍短缺情況,並強制實施全面配給措施。一言以蔽之,這個制度以強制為重點。

 

事實上,管轄制(command system)也正是實現斯大林式「超英趕美」經濟目標的理想制度,因而違反比較優勢法則也在所不計。畢竟基於個人選擇的市場制度,根本無助於達致斯大林式經濟目標,而國家所有權則為實現強制發展目標提供邏輯基礎。另一方面,農業集體化為國家提供適當機制,以便從強制務農的勞工身上盡可能獲取最高盈餘。

 

操控過度 適得其反

 

中國於致力處理市場普遍短缺的情況下,從中衍生的官僚架構乃屬必然結果。中國幅員廣大,官僚體制頗多層階,其中包含中央壟斷式部門,以及省市地區儼然專權機關的官僚體系。若與蘇聯相比,中國官僚制度管理的中央集權程度遠遠不及,原因在於中國幅員遼闊、工業化程度相對遜色,而毛澤東又主張下放權力。

 

儼如獨立王國的龐大官僚架構應運而生,其中主宰國家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僵化制度與繁文縟節,就連毛澤東亦有感於無力駕馭而深惡痛絕。由毛一手策動的文化大革命,就有人視為他針對有礙革命熱情與衝勁的官僚制度之舉。可惜毛澤東亦無法把之推翻,而只能大搞個人崇拜;而在挑戰官僚制度的過程中,雖然達到將之削權的目的,卻同時破壞經濟、有損國家政治權威,但亦為鄧小平日後恢復部分市場經濟鋪路。

 

管轄制的弊病現已眾所周知,根本缺乏足以激勵農村公社與國有企業員工士氣的誘因。國家統籌的各種經濟領域,不但遠不如以市場為本的營運方式靈活,反而窒礙創意,拖慢生產力增長。「超英趕美」策略的另一弊病在於工業發展的資源錯配,因為在資金短缺而人力過剩的中國,重點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根本毫不划算。

 

局部解禁 重現生機

 

此外,管轄制助長官僚管理人員權勢坐大,並且不惜一切保障自身及下屬的利益。計劃經濟因管制物價造成物資短缺,致出現大量經濟租金,官僚更竭盡所能抗拒競爭威脅,亦助長尋租活動,且不止中央,在地方以及各省縣亦普遍存在。

 

鄧小平及其眾多後繼者的一大成就,在於容許原有制度局部放寬管制;當初試行的是計劃經濟物價與市場經濟物價並存的雙軌制,其中部分類別產品採用計劃經濟物價。各種激勵誘因及市場安排紛紛得到解禁,新辦企業可脫離國家管轄,以致各種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外資企業等市場主導兼勞工密集企業大量湧現。

 

農業方面,公社制已名存實亡。雖有戶籍制之設,地權並未私有化。推出農地長期租約之餘,亦容許僱用勞工,更任由農民工人到城市尋求工作機會,不少受僱於勞工密集企業。無奈戶口制並未改革,一應國家補貼及福利,農民工都無福消受。農民住戶雖獲給予部分權利,但仍受到官方的不公平對待。

 

時至今日,中國經濟已成官僚主義與一黨專政國家主導市場的混合體。對照上世紀工業化有成的新興國家的早期歷史,中國如此發展不足為奇。幾乎所有新興國家,都在某程度的獨裁政權治下進行現代化,創立混合經濟,並且在工業化之後逐步邁向較為開放而包容的政制,例如南韓和台灣,就是東亞地區的這類新興經濟體。

 

按照摩爾的說法,上述個案均屬「自上而下革命」。此等新興國家均能一方面與新興工商利益集團結盟,另一方面則與傳統農業精英保持關係,從而創立混合式工業經濟,將農業商品化,並大舉投資人力資本,實現工作人口現代化。此等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在多方面均與日本和德國相若。

 

全面部署 以竟全功

 

有礙中國現代化的舊社會農業秩序,終被中國共產黨一舉剷除。這可算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破」的階段。斯大林式發展所引進的工業化過程代價過高,充其量只能維持一二十年。中國資源錯配的代價所以尤較俄羅斯沉重,皆因中國經濟比較落後、農業經濟規模過於龐大。要在中國現代化方面發揮領軍作用,官僚管理人員實在遠遠及不上市場創業家。

 

共產黨執政後,在1980年終於局部放寬管制,由此帶動的經濟奇蹟,有助於中國邁進現代化的次階段。容許市場經濟獨立存在於計劃經濟以外,終令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在全球經濟排名榜坐亞望冠。農業勞動力比例在三十年間由69%減至35%,而市區中任職國有企業的比例更由76%銳減至19%。現時國有企業佔中國GDP比例估計為50%左右。中國正全速邁向現代市場經濟之列,並在中等收入經濟體系中佔一席位。假若放寬管制措施得以持續,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將維持下去,市場經濟亦能繼續擴展。不過,與此同時,中國還須採取以下步驟才可免閃失:

 

一、農地用途必須納入市場經濟。為此,必須在制度上作出安排,以釐定並確認農民地權,使其在公平而公正的原則下參與市場經濟;撤銷戶口制應有助於農民融入國家經濟。

 

二、雖然現代化有賴市場經濟,但單憑市場經濟卻未能保證處於弱勢者在經濟上取得成績。假使市場經濟全面失效,經濟生產力增長就會陷於停頓,而經濟發展亦會受制於收入懸殊所引致的政治分化局面。形勢全面失控之際,更會演成種種足以中斷現代化進程的「邪惡聯盟」(unholy alliances)。經歷工業化初階後而經濟一直滯留於中等收入位置的國家,往往會落得如此下場。為免出現如此局面,政府必須採取有效措施,例如資助教育、改善食品安全及營養,以及普及衛生醫療服務等,以協助弱勢社群改善其人力資本,從而充分參與經濟生活。

 

三、進一步放寬管制仍受嚴格規管的經濟領域。這對共產黨內及政府架構中扶搖直上的政治特權階級,難免在某程度上造成衝擊。若放寬管制事在必行,則所有政治特權就必須化為經濟產權;中國通過進一步放寬管制可實現此一目標。只要有助於經濟機會面前人人平等,這些演變不但可在社會上廣獲認同,更將成為中國現代化「長征」中的一大契機。

 

發展前景滿佈挑戰在所難免,但相信中國今後的改革進程不會如鄧小平開放中國以前的一百年般歷盡艱辛。四十年前讀摩爾的時候令我大感震撼,然而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着實令人大受鼓舞。中國邁向經濟繁榮及政治包容的長路縱然曲折,去年重溫摩爾書中縷述的事迹,卻令我對中國前途倍添信心。

 

摩爾論獨裁與民主.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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