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炙手可热,但世人发现,中国经济也有软肋。工人逐渐不安于室,觉得未能对等地分享经济成果。深圳富士康厂房的工人接连跳楼,全球关注;iPhone和iPad所带来的乐趣和方便,是否来自中国民工的血汗?

美国博客Joel Johnson走访深圳富士康厂房,想做一个平衡的报道。他写道:「富士康有十七人自杀是一项悲剧。但实际上,富士康深圳厂房的自杀率低于中国城乡的平均数。这个暗淡但不容否认的事实也许很可以为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开脱,但对于挽回这十七条性命毫无用处。

「……不少人说,那些能够到富士康打工的非技术工人是最幸运的一群。但中外媒体、政府督察、生意伙伴都应该盯紧富士康;工作本身也许合乎人道,但无节制地加班则不然。我们应该像提倡经济发展那样,以同样的力度提倡工人权益;我们输出了制造业,现在得确保输出工会。」

我觉得,这个讲法不足以说明问题,更昧于中国的复杂性。工人「连跳」不只是富士康的难题,更是整个中国的问题。

人口增长放缓令工资提升

中国最近宣布,今后几年内将会陆续提高工资,这令包括香港在内的外来企业忧心忡忡;富士康宣布将部分业务转移到内陆,显然想节流。不用说,内陆省市欢迎为当地带来就业。但提薪和提倡工人权益就能解决问题?低薪和非人道的工作环境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目前既有工厂的工资和工作环境差劣,但也有工厂并非如此;既有企业的工人觉得受剥削,也有企业的工人觉得自己获聘是运气。劳工短缺下,在沿海设厂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为主的,必须大力抢工人,刻薄待人并非招聘与留住民工之道。

中国工资上升是因为人口增长放缓,今后会否持续,视乎能否提高生产力。随着人口增长放慢,生产力若不能显著提升,生产量的增幅就会放缓,这对中国自然不利。

中国15-29岁的人口,在1970-80年和1980-90年分别增加大约7240万和7270万,接着的1990-2000年却骤降大约3470万,预料在2010-20年和2020-30年还会分别下降大约4400万和2200万;企业面对压力,要么提升生产力和加工资,要么结业。

表内所列,是中国人口1950-2050年每五年的变化,同时以五岁一组作年龄的划分。例如,左上角的格子显示,0-4岁的人口在1950-55年间增加2410万,不同年龄人口每五年的变化则如此类推。 1945-55年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后的第一个婴儿潮,内战后出生率激增,这个效应渗透到各个年龄组。这在表内见于由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斜线,第一组斜线以鲜黄色和浅黄色来表示。

表一

随着1945-55年婴儿潮的一代长成和生育,大约15年后的出生率出现另一次飙升。这个后果见于表内斜线另一个朝右下角的移动,也用鲜黄色表示。这两条平行的斜线彼此只差15年,显示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反对控制人口。

为民工解决住房问题

到了1970年代,毛泽东担心人口太多,转而鼓励「晚生、隔开生、少生」(译自英文文献),口号是「一个少了,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9年起,中国不顾一切实行「一胎化」(俗称「一孩政策」),1975-80年的生育率从而剧降,后果渗透到其后不同的年龄组。表内以鲜绿色来显示此政策对人口的负面影响。

婴儿潮人口的第三代(也就是战后第一代的孙儿女)在将近20-25年后出生,是为1985-90年的数字。他们对人口的影响见右边第三条鲜黄色的斜线。

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对下一代出生率的负面影响,在1990-2000年开始呈现。他们对人口的影响见表内浅绿色的斜线。

1980年的对外开放碰上15-24岁的人口激增,这是1960年代出生也就是婴儿潮的第二代。到了1990年代,一胎化政策下第一代的效应开始在劳动市场上浮现。但1985-90年出生的婴儿在2000-05年陆续就业,暂时纾缓了供应;这可说是婴儿潮的第三代。但2005年以后,一胎化下第二代的市场后果开始呈现。

从表内可见战争结束、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以及大跃进和文革等运动的影响,政策所造成的变化要好几代人,前后一百多年才看得清楚。

今后,中国适工年龄的人口将会递减、老化。今后这几十年,企业只有不断提升生产率,才能以较高的工资争取到工人,否则就要结业或迁离中国。

2010-15年的15-54岁人口大致上包括二战和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两代人,其中的第二代生于1960-80年,而第三代生于1990-2000年。不少这类第三代农民工,父母也曾经到沿海打工,住过工厂宿舍,其后有些回乡,有些留在沿海。但城乡户口截然有别,民工的户口在农村,对城市来说属于外来人口,不享有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为农民工提供城市的服务,对国家是极大的挑战,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更因此而分化。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住房。民工要么住在工厂宿舍,要么住在城市范围内的「城中村」;城中村有点像发展中世界的贫民区或者香港1950年代的寮屋区,在中国是城市向近郊扩展的产物。原来的农村给高速公路、商场、商住的高楼和新型工厂吞没。

「城中村」业权难确定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城市的物业属于国有,但农村物业归村民集体所有。农村户口准许农民拥有田地、收取租金。随着城市不断扩张,大量收编近郊的农田。村民无法耕种,改以出租物业为生。涌到城市打工的民工,有的不想住在工厂宿舍,有些虽然不再打工厂工,但仍然想待在城市。他们作为外来人口,在闹市无栖身之所,于是向市区范围内的村民租房。村民作为城中村的原居民,租金的收入远较耕种来得丰厚。

城市周边的原居民由耕种改行收租后,在市区范围内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社区,其业权超出国家的制度。这些城中村原来集体所有的物业,无论业权和使用权都愈来愈难界定确认,容易受摇摆不定的国家政策左右和影响。

由于前景不明,城中村的发展偏向短线投机,不少沦为贫民区,东一块西一块,支离破碎。但箇中的政治很棘手,国家很难收回业权。广州记录在案的城中村有138个,2000年估计总面积达87.5平方公里,占市区的22.67%。

发展中地区常用两种方法改造贫民区。南美学者Hernando de Soto根据对秘鲁首都利马的研究,建议将贫民区的物业送给住户,也就是将占住权(squatter rights)无偿地转化为私业权(private property rights)。另一些国家则不惜社会和政治代价,强行铲平贫民区,腾出地皮作公私发展用。新加坡和香港相对较文明,但有利有弊,留下不少长远的后患。

中国内地限于集体所有制,在政治上很难采用这两种办法,连法律上也行不通,因为城中村无论作为业主的原居民还是作为租户的民工,都不属于非法占用。但反过来,业主和租户利害交缠,又很难重新发展城中村。到了某个地步,当局可能要付出大笔补偿,才能重新界定业权。但即使放得下集体所有制的意识形态阻力,各方要重新议定新契约也绝不简单。

反过来,工厂宿舍又不足以满足第三代农民工的预期,他们很多人无意回归原籍。有些「工三代」因为父母来城市打工时住在城中村,从而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希望获得确认为正式的城市人,而非乡下来的工人。现在眼看国家成功主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被视为「新世纪的主宰」,这些青年男女期望有自己的生活和社区,养儿育女,有光明的前途。

沿海民工的这些期望,使我想起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读过的一本经济学名著,以及去年夏天第一次邮轮之旅。

1974年面世的Time on the Cross(《十字架上的时刻》)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Robert Fogel和另一位经济学者Stanley Engerman有关美国南北战争之前黑奴问题的论著。触动我最深的是,这两位学者发现,奴隶主鼓励奴隶成家。单身奴隶住的是简陋如兵营的宿舍,已婚的有小屋、家具、衣服、小片可供种植的田地、饲养小量禽畜。因为奴隶主发现,有家的奴隶通常不会逃走,做事也较勤快,但今天的企业恐怕未必会如此礼待员工。说到底,奴隶主之所以如此关顾,是因为奴隶和他们的子女皆为其资产。

去年夏天乘邮轮度假,我发现船上的1200名员工来自全球各地。从交谈中得知,他们的合约通常只有几个月,但不少会续约。最重要的是,超过三成员工配偶也是雇员,也就是很多夫妇档。据说,员工如果毋须与配偶分开,士气会高得多。我由此想到内地的工厂——工厂并非邮轮,毋须出海,却为何要自备宿舍?

新一代民工无意回乡

沿海的民工显然住不起城里的房子,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在现制度下被当作外人。开放改革前,大型的国有企业往往包办员工的住宿、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不论在全国还是地方层次上,政府都毋须直接提供这类服务。引入市场经济后,政府必须作出改变,农民工首当其冲,备受冷遇。富士康等外资企业全靠民工来维持运作,很快就发现自己要肩负起本应由国家或市场提供的服务,住宿只是其中之一。

来自农村的单身工人还未打算在城市定居前,当然可以住在宿舍。但新一代民工落地生根,无意回乡,宿舍无法给他们以「家」的温暖,有必要由国家和市场提供住房。改革开放到了这个阶段,除了承认民工的住房权,别无他法。诚然,民工数以千万计,改辕易辙并不容易,何况有关的资源恐怕主要须来自地方。即使没有贪腐,要公平公正地分配津贴房也极具挑战性。

但我怀疑,单靠提薪是否可以消弭沿海工人的不安、激励士气?提薪过犹不及,反会导致企业外流。各级政府必须重整与城市居民、城中村居民和民工的关系。住房是最迫切的一环,今后五年内必须直接面对这个关系,而且这只是开始,接着还有教育、医疗、退休保障各方面的需要;解决好这些课题,国人才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从而带动内需。

参考文献:

Joel Johnson ”1 Million Workers. 90 Million iPhones. 17 Suicides. Who’s to Blame?” February 28, 2011, http\\www.wired.com\magazine\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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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给农民工提薪便已足够?

  1. 邢重陽 says: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明,但是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人口红利有关。工业制成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以及农村补贴城市的发展方式使得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是这些问题会随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越来越恶劣。
    有学者认为,富士通10连跳事件是中国二元经济开始走向崩溃的标志。甚至有学者预言,在接下来30年里,大量低廉的农村劳动力将不复存在,工厂不得不提薪才能解决问题,人口红利消失,使得刘易斯观点出现。
    最近中央对于一胎化政策似乎略有松动,在发达城市,只要父母一方是独生子女,该夫妇便可生2个孩子,但是这个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会见效,大家有很多猜测,有学者认为这种政策基本没有效果因为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在发达城市生两个孩子的生活成本太高。
    目前就这个问题,似乎国家也没有太重视,大家也只能是wait and se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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