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炙手可熱,但世人發現,中國經濟也有軟肋。工人逐漸不安於室,覺得未能對等地分享經濟成果。深圳富士康廠房的工人接連跳樓,全球關注;iPhone和iPad所帶來的樂趣和方便,是否來自中國民工的血汗?

美國博客Joel Johnson走訪深圳富士康廠房,想做一個平衡的報道。他寫道:「富士康有十七人自殺是一項悲劇。但實際上,富士康深圳廠房的自殺率低於中國城鄉的平均數。這個暗淡但不容否認的事實也許很可以為富士康的工作環境開脫,但對於挽回這十七條性命毫無用處。

「……不少人說,那些能夠到富士康打工的非技術工人是最幸運的一群。但中外媒體、政府督察、生意夥伴都應該盯緊富士康;工作本身也許合乎人道,但無節制地加班則不然。我們應該像提倡經濟發展那樣,以同樣的力度提倡工人權益;我們輸出了製造業,現在得確保輸出工會。」

我覺得,這個講法不足以說明問題,更昧於中國的複雜性。工人「連跳」不只是富士康的難題,更是整個中國的問題。

人口增長放緩令工資提升

中國最近宣布,今後幾年內將會陸續提高工資,這令包括香港在內的外來企業憂心忡忡;富士康宣布將部分業務轉移到內陸,顯然想節流。不用說,內陸省市歡迎為當地帶來就業。但提薪和提倡工人權益就能解決問題?低薪和非人道的工作環境就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目前既有工廠的工資和工作環境差劣,但也有工廠並非如此;既有企業的工人覺得受剝削,也有企業的工人覺得自己獲聘是運氣。勞工短缺下,在沿海設廠的企業,尤其是出口為主的,必須大力搶工人,刻薄待人並非招聘與留住民工之道。

中國工資上升是因為人口增長放緩,今後會否持續,視乎能否提高生產力。隨着人口增長放慢,生產力若不能顯著提升,生產量的增幅就會放緩,這對中國自然不利。

中國15-29歲的人口,在1970-80年和1980-90年分別增加大約7240萬和7270萬,接着的1990-2000年卻驟降大約3470萬,預料在2010-20年和2020-30年還會分別下降大約4400萬和2200萬;企業面對壓力,要麼提升生產力和加工資,要麼結業。

表內所列,是中國人口1950-2050年每五年的變化,同時以五歲一組作年齡的劃分。例如,左上角的格子顯示,0-4歲的人口在1950-55年間增加2410萬,不同年齡人口每五年的變化則如此類推。1945-55年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內戰後的第一個嬰兒潮,內戰後出生率激增,這個效應滲透到各個年齡組。這在表內見於由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斜線,第一組斜線以鮮黃色和淺黃色來表示。

表一

隨着1945-55年嬰兒潮的一代長成和生育,大約15年後的出生率出現另一次飆升。這個後果見於表內斜線另一個朝右下角的移動,也用鮮黃色表示。這兩條平行的斜線彼此只差15年,顯示共和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反對控制人口。

為民工解決住房問題

到了1970年代,毛澤東擔心人口太多,轉而鼓勵「晚生、隔開生、少生」(譯自英文文獻),口號是「一個少了,兩個正好,三個多了」。1979年起,中國不顧一切實行「一胎化」(俗稱「一孩政策」),1975-80年的生育率從而劇降,後果滲透到其後不同的年齡組。表內以鮮綠色來顯示此政策對人口的負面影響。

嬰兒潮人口的第三代(也就是戰後第一代的孫兒女)在將近20-25年後出生,是為1985-90年的數字。他們對人口的影響見右邊第三條鮮黃色的斜線。

計劃生育和一胎化政策對下一代出生率的負面影響,在1990-2000年開始呈現。他們對人口的影響見表內淺綠色的斜線。

1980年的對外開放碰上15-24歲的人口激增,這是1960年代出生也就是嬰兒潮的第二代。到了1990年代,一胎化政策下第一代的效應開始在勞動市場上浮現。但1985-90年出生的嬰兒在2000-05年陸續就業,暫時紓緩了供應;這可說是嬰兒潮的第三代。但2005年以後,一胎化下第二代的市場後果開始呈現。

從表內可見戰爭結束、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化,以及大躍進和文革等運動的影響,政策所造成的變化要好幾代人,前後一百多年才看得清楚。

今後,中國適工年齡的人口將會遞減、老化。今後這幾十年,企業只有不斷提升生產率,才能以較高的工資爭取到工人,否則就要結業或遷離中國。

2010-15年的15-54歲人口大致上包括二戰和共和國成立後出生的兩代人,其中的第二代生於1960-80年,而第三代生於1990-2000年。不少這類第三代農民工,父母也曾經到沿海打工,住過工廠宿舍,其後有些回鄉,有些留在沿海。但城鄉戶口截然有別,民工的戶口在農村,對城市來說屬於外來人口,不享有住房、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為農民工提供城市的服務,對國家是極大的挑戰,城市居民和農民工更因此而分化。

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住房。民工要麼住在工廠宿舍,要麼住在城市範圍內的「城中村」;城中村有點像發展中世界的貧民區或者香港1950年代的寮屋區,在中國是城市向近郊擴展的產物。原來的農村給高速公路、商場、商住的高樓和新型工廠吞沒。

「城中村」業權難確定

1949年共和國成立後,城市的物業屬於國有,但農村物業歸村民集體所有。農村戶口准許農民擁有田地、收取租金。隨着城市不斷擴張,大量收編近郊的農田。村民無法耕種,改以出租物業為生。湧到城市打工的民工,有的不想住在工廠宿舍,有些雖然不再打工廠工,但仍然想待在城市。他們作為外來人口,在鬧市無棲身之所,於是向市區範圍內的村民租房。村民作為城中村的原居民,租金的收入遠較耕種來得豐厚。

城市周邊的原居民由耕種改行收租後,在市區範圍內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社區,其業權超出國家的制度。這些城中村原來集體所有的物業,無論業權和使用權都愈來愈難界定確認,容易受搖擺不定的國家政策左右和影響。

由於前景不明,城中村的發展偏向短線投機,不少淪為貧民區,東一塊西一塊,支離破碎。但箇中的政治很棘手,國家很難收回業權。廣州記錄在案的城中村有138個,2000年估計總面積達87.5平方公里,佔市區的22.67%。

發展中地區常用兩種方法改造貧民區。南美學者Hernando de Soto根據對秘魯首都利馬的研究,建議將貧民區的物業送給住戶,也就是將佔住權(squatter rights)無償地轉化為私業權(private property rights)。另一些國家則不惜社會和政治代價,強行剷平貧民區,騰出地皮作公私發展用。新加坡和香港相對較文明,但有利有弊,留下不少長遠的後患。

中國內地限於集體所有制,在政治上很難採用這兩種辦法,連法律上也行不通,因為城中村無論作為業主的原居民還是作為租戶的民工,都不屬於非法佔用。但反過來,業主和租戶利害交纏,又很難重新發展城中村。到了某個地步,當局可能要付出大筆補償,才能重新界定業權。但即使放得下集體所有制的意識形態阻力,各方要重新議定新契約也絕不簡單。

反過來,工廠宿舍又不足以滿足第三代農民工的預期,他們很多人無意回歸原籍。有些「工三代」因為父母來城市打工時住在城中村,從而生在城市、長在城市,希望獲得確認為正式的城市人,而非鄉下來的工人。現在眼看國家成功主辦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被視為「新世紀的主宰」,這些青年男女期望有自己的生活和社區,養兒育女,有光明的前途。

沿海民工的這些期望,使我想起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時讀過的一本經濟學名著,以及去年夏天第一次郵輪之旅。

1974年面世的Time on the Cross(《十字架上的時刻》)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Robert Fogel和另一位經濟學者Stanley Engerman有關美國南北戰爭之前黑奴問題的論著。觸動我最深的是,這兩位學者發現,奴隸主鼓勵奴隸成家。單身奴隸住的是簡陋如兵營的宿舍,已婚的有小屋、家具、衣服、小片可供種植的田地、飼養小量禽畜。因為奴隸主發現,有家的奴隸通常不會逃走,做事也較勤快,但今天的企業恐怕未必會如此禮待員工。說到底,奴隸主之所以如此關顧,是因為奴隸和他們的子女皆為其資產。

去年夏天乘郵輪度假,我發現船上的1200名員工來自全球各地。從交談中得知,他們的合約通常只有幾個月,但不少會續約。最重要的是,超過三成員工配偶也是僱員,也就是很多夫婦檔。據說,員工如果毋須與配偶分開,士氣會高得多。我由此想到內地的工廠——工廠並非郵輪,毋須出海,卻為何要自備宿舍?

新一代民工無意回鄉

沿海的民工顯然住不起城裏的房子,他們沒有城市戶口,在現制度下被當作外人。開放改革前,大型的國有企業往往包辦員工的住宿、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不論在全國還是地方層次上,政府都毋須直接提供這類服務。引入市場經濟後,政府必須作出改變,農民工首當其衝,備受冷遇。富士康等外資企業全靠民工來維持運作,很快就發現自己要肩負起本應由國家或市場提供的服務,住宿只是其中之一。

來自農村的單身工人還未打算在城市定居前,當然可以住在宿舍。但新一代民工落地生根,無意回鄉,宿舍無法給他們以「家」的溫暖,有必要由國家和市場提供住房。改革開放到了這個階段,除了承認民工的住房權,別無他法。誠然,民工數以千萬計,改轅易轍並不容易,何況有關的資源恐怕主要須來自地方。即使沒有貪腐,要公平公正地分配津貼房也極具挑戰性。

但我懷疑,單靠提薪是否可以消弭沿海工人的不安、激勵士氣?提薪過猶不及,反會導致企業外流。各級政府必須重整與城市居民、城中村居民和民工的關係。住房是最迫切的一環,今後五年內必須直接面對這個關係,而且這只是開始,接着還有教育、醫療、退休保障各方面的需要;解決好這些課題,國人才會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從而帶動內需。

參考文獻:

Joel Johnson ”1 Million Workers. 90 Million iPhones. 17 Suicides. Who’s to Blame?” February 28, 2011, http\\www.wired.com\magazine\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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