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三十年前,一位詩人朋友看過一齣話劇後有感而發,拋下這麼一句斷語:愛情故事總是叫人悶得發慌,因為無非都是「小人物的偉大故事」,只有當事人才感興趣。我自己的「愛情故事」大概也不例外,所不同者,我的故事緣起在美國芝加哥,而戀愛對象是早前媒體曾廣泛報道「落戶香港」的芝加哥大學。

 

今年7月11日,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宣佈將在香港開設亞洲分校,營辦其蜚聲國際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EMBA);分校選址薄扶林摩星嶺,環境清幽,景致怡人。由於母校來港辦學之說已醞釀多時,所以有關計劃於我毫不意外。不過,正式公佈當天,學院院長Sunil Kumar教授清早七點半來電,親口跟我說:「Richard,給你個喜訊……」一語未終,我頓感興奮莫名,心裏只有一個念頭:芝大火鳳凰終於展翅飛臨香江!

 

中七畢業 巧遇鳳凰

 

「火鳳凰」是芝加哥大學校徽上的標記,標誌着在石油大亨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慷慨捐贈下,與美國浸信教育協會(American Baptist Education Society)於1890年共同創立了芝大的新校。前芝加哥大學建校於1857年,至1886年因財困而停辦,火鳳凰標記着芝大的「浴火重生」。

 

當天早上稍後時間,我就收到芝大校長Robert Zimmer教授向校友及各界友好發出的電郵,傳達以下的信息:「對本校師生、校友及友好而言,亞洲向來是至關重要的地區;在香港開辦的這項新課程,正好標誌着芝大與亞洲區聯繫日深。此外,新課程更將有助於香港的亞洲分校與芝大的北京中心互相協調。該中心於2010年開設,旨在全面服務芝大師生,並與中國及亞洲區內相關機構同事進行協作。通過在京、港兩地的設施互相配合下,將有利於芝大進一步拓展在中國辦學的機會。」

 

芝大落戶香港,更在個人層面對我饒具深意,勾起我負笈美國的美好回憶。我所學所識,大部份有賴在芝大的求學歲月。1970年,我遠赴芝加哥海德園(Hyde Park)區,從此展開我的大學生涯。該區是芝大校園座落之處,也是上世紀初卡邦(Al Capone)的發跡之地,荷里活電影《義膽雄心》(The Untouchables)就對這個黑幫頭領惡名昭彰的事跡細加刻劃。隨後七年之間,我在芝加哥這個「風之城」先後完成本科及研究院課程。我與火鳳凰結下不解之緣,全因當年中七畢業後,碰巧有一位同學拿了芝大報名表,才發現該校並無開辦他有意進修的工程科,於是把報名表轉送給我。反正我報讀了幾家美國院校,抱着一試無妨的心態,也向芝大寄上報名表。

 

抵達芝加哥之後,我才發現原來在時任海外學生顧問Cassandra Pyle女士堅持下,芝大剛於早前一年才恢復招收海外本科生;她其後在推動美國國際學術交流方面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負責掌管享譽環球的「福布萊特計劃」(Fullbright Programme),促進美國學者前往海外及海外學者赴美作學術交流。Pyle女士生前為人和藹可親,對國際交流極為熱中;更特別關心來自香港的少數本科生,以確保我們融入學習活動及校園生活。在她榮休之後,「Cassandra Pyle國際教育交流領導才能暨協作獎」(Cassandra Pyle Award for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正是為了表彰她的貢獻而以她命名。

 

因此,我到芝大求學的因緣,在很大程度上,可說拜我那位中學同窗與Pyle女士所賜。根據其「自發性秩序」(spontaneous order)概念,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教授大概會將這一結果稱為「人之行為」(human action)而非「人之設計」(human design)的奇蹟。這個說法倒是貼切不過,因為我後來主修經濟學,但在進大學之初,根本不知芝大以經濟學聞名。

 

入讀芝大 初蒙啟迪

 

個子不高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教授,是帶領芝大經濟學系的顯赫人物。我到了大三那年(1972年至1973年),才有幸在他任教的「價格理論」課堂上一睹其廬山真面目。他所著《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書於1962年出版,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同屬當年大學一年級社會科學共同核心課程的指定讀物。到了1980年,我在學成離開芝大後,偶然收看PBS電視特輯《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才知曉為何香港是他情有獨鍾的城市。一直教我百思不解的是,既已獲佛利民教授譽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World’s Freest Economy),香港又何須自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

 

佛利民無疑是上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內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Andrei Shleifer就把這段時期視為「佛利民時代」(Age of Milton Friedman)。1980年至2005年間,世界各地紛紛擁抱自由市場政策、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而預期壽命、教育水平,以至民主化進度均見改善;反之,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程度則有所下降。那些年,香港不但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也是自由市場的最佳成功典範。在佛利民心目中,自由化與放寬管制趨勢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席捲全球,香港可算是這方面的開路先鋒。

 

佛利民教授有次到訪香港,我曾向他表示,香港其實並不自由: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福利方面都大加插手。他莞爾說:「你這樣說當然有你的道理,但細想一下,香港不過在某些方面特別自由,就已經有如此成就;這一點實在值得我們好好記住,我希望世界各地都能借鏡香港的經驗。」中國就是從中取經的明證,憑着改革尚待深化的經濟制度,就已成就史無前例的經濟奇蹟。

 

立定志向 攻讀經濟

 

在芝大修讀經濟學,固然令我在知識領域大有長進,幾年的校園生活,更教我終身受用。芝大教導我們勇於想法大膽、跨越傳統界限、無懼提出難以解答的問題,藉此孕育創意與革新精神。要特立獨行甚至有時受人唾棄,須有極大的勇氣和赤子之心才行,而這也正是芝大培養人格的方式。

 

芝加哥大學究竟在哪些方面造就了我?首先,在芝大的感召下,我後來終於成為大學教授。當年我在芝大旁聽Hans Morgenthau教授傍晚時分主講的國際政治課,至今未忘他講「不畏強權,敢說真話」之道。權力雖然主宰生活,但若埋沒真話,就會變得無所適從。我們從人文學科中學到柏拉圖《對話錄》中的《申辯》篇,從中領略到為何雅典民眾以蘇格拉底教學蠱惑青年的罪名把他處死。雖然宏揚真理足以「危害健康」,但卻是世間最崇高的事業,也是人類文明道德及社會結構的基石。在芝大學習,是嚴謹認真、教人興奮,而又潛移默化的體驗;校訓拉丁文為「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意即學海無涯,豐盛人生。好學不倦,藉以改善世界,是芝大仝人所肩負的使命。

 

其次,我以芝大作為起點,從此向經濟學家之路邁進。芝大的經濟學教學方法並非如一般人想像那樣傳教式,而是一門實證科學。學子含混的思維與粗疏的邏輯,每於課堂上無所遁形,任何假設都須以事實為基礎,以辨真偽又或懸而未決。所有事實都經反覆詮釋印證,同時運用科學上的真才實學,有條不紊,細加疏理,從而考證其中訊息。在芝大求學是一種面面俱到的體驗,而遠在「問題導向」與「學生為本」等用語仍未在高等教育界流行,芝大就已經以此為教學原則。Melvin Reder教授深信,學習過程要求嚴格,叫學習能力略遜的學生得益最大;我的親身經歷無疑讓我深感他言之有理。

 

芝大寒窗七載,我從T W Shultz教授那裏學到農民是講求理性的;從George Stigler教授那裏學到若與自身利益攸關,則政界中人亦會變得理性;從Robert Fogel教授那裏學到,雖然歷史學家教曉我們很多歷史知識,但學習歷史這麽重要的課題,不能只靠歷史學家;我也從Deidre McCloskey教授那裏學到,要能達到凡事皆可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才算學會這門學科;從James Heckman教授那裏學到最有力的實證分析,總是最簡單的分析;從Gary Becker教授那裏學到,只有在傳統經濟學界線以外鍥而不捨地另闢蹊徑,才能發掘到經濟分析的真正威力。

 

不過,當年我要作出主修經濟學的決定並不易為,因為我那時更感興趣的是政治科學。二年級學期末我讀了Brian Barry教授發表於1970年的短篇著作《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與民主制度》(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隨即下定決心攻讀經濟學。該書短小精悍,書中觀點極具爭議性,對政治學界其後展開的爭論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此更觸發政治學系統研究的範式轉移:由社會學角度轉向經濟學角度。我留學芝大期間,正值Barry教授在校內政治科學系任教,無奈我與他始終緣慳一面,尚幸能及時拜讀他在書中的透徹分析,令我決心邁上經濟學研究之途。

 

良媒襄助 撮合良緣

 

芝大造就了我的第三方面,在於開始認識現代中國。像我這般在香港土生土長的留學生而言,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歷史只有空白一片。1971年暑期,我與其他兩位來自香港的本科生吳錦宇和陸炎輝合作,定出一個學習中國現代史的讀書計劃,還獲得化學系研究生崔少明支持。在政治科學系鄒讜教授的指導下,我們編製出一系列詳實的參考書目。讀書暨研討會每周舉行一次,參加者還包括周兆僖、唐欽信兩位來自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香港留學生。由於當年正值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我們這個暑期讀書創舉,也就順理成章名為「辛亥六十年」。這次暑期「補習班」,可說是我個人的自我探索和尋根之旅,其中的體會更影響我在芝大學成回港的關鍵決定。

 

最後,我深慶在芝大緣份的天空下認識愛妻,婚後並育有一雙可愛兒女。雷鼎鳴、袁天凡、高志強幾位芝大同窗,都聲稱為我倆締結良緣功不可沒。不過,事實勝於雄辯,芝加哥大學才是撮合我倆姻緣的良媒。

 

芝大對我來說無疑是一塊福地。洛克菲勒說過,芝大是他畢生的最佳投資,我深有同感。這項投資雖云亦是人生中的種種機緣巧合之一,但無疑成就我的一生。

 

參考文獻:

 

Andrei Shleifer, “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Marc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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