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新加坡與香港均為城市經濟體,向來都以經濟增長奇蹟見稱於世。兩地經常成為互相比較的對象,除了關乎經濟差異方面,更涉及政府應有的經濟政策職能,引致政治、學術上爭論不休。以往的爭論通常圍繞新加坡由政府主導的經濟干預政策,究竟是否勝過香港由市場主導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我會在文末略述頗富歷史趣味的昔日部分備受爭論的議題,而本文將集中討論人力資本投資如何影響兩地的經濟表現。

 

本文的兩地經濟表現對比所參照的數據,主要來自Penn World Table(PWT, Version 8),內容涵蓋1960年至2011年的資料,是經濟學界用作國際對比研究的最可靠參考數據。

 

增長差距 於今尤烈

 

新加坡、香港在生活水平的歷時變化,可按兩地的人均GDP增長比較,有關數字一律以開支作為估算基礎。【表1】列出來自政府及PWT的兩組估計數字,在在顯示新加坡增長率高於香港;而兩組估計數字亦大致脗合。

 

1:香港與新加坡實質人均GDP增長率對比

 

香港增長率 新加坡增長率  兩地增長率差距 
RGDPe RGDPe RGDPe RGDPe RGDPe RGDPe
政府數字 PWT數字 政府數字 PWT數字 政府數字 PWT數字
1960-70年 6.17 7.39 6.62 8.11 -0.45 -0.72
1970-80年 6.37 6.86 7.3 7.8 -0.93 -0.94
1980-90年 5.27 5.08 5.37 5.1 -0.09 -0.02
1990-2000年 2.33 3.15 4.38 6.39 -2.05 -3.24
2000-11年 3.68 2.49 2.95 3.86 0.74 -1.37
1960-2011年 4.7 4.86 5.26 6.19 -0.56 -1.33

註:RGDPe即基於開支估計的人均實質GDP,較適合用以比較各國的歷時生活水平。

 

根據【表1】所示PWT估計數字,1960年至2011年期間,香港平均增長率為4.86%,新加坡為5.26%;本港每年增長較新加坡慢1.33%。反觀政府估計數字,兩地增長率差距則收窄為0.56%。由此可見,近五十年來新加坡的生活水平進展一直超越香港,究竟原因何在?

 

我認為兩地平均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主要由於政府資助房屋的市值未能全面反映於香港GDP數字,因為不像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轄下公共房屋般可在公開市場自由買賣。此外,我也向來相信將香港公屋商品化,可為本地帶來的利益遠不止於GDP增長。這些看法我在其他文章已詳細解釋,在此不贅。

 

這些數據顯示兩地之間的一個重大分別,就是有關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根據PWT估計數字,1990年至2011年期間香港增長率進一步落後於新加坡。1990年至2000年,兩地實質人均GDP增長率的差幅為3.24%,2000年至2011年間為1.37%;若根據政府估計數字,則兩地差幅較少,分別為2.05% 與0.74%。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在中國對外開放、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後,高、低通脹期在香港反覆交替出現,或引致非貿易貨品、服務價格偏差;因此,PWT數字相信較能反映實際情況。

 

人力資本 增長關鍵

 

我相信兩地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差異提供具說服力的理由香港何以在上世紀90年代之後增長率進一步落後於新加坡。【表2】顯示,香港人口增長由1960年至1970年間每年2.56% 降至2000年至2011年間的0.44%,期間50年的人口增幅為1.63%,而新加坡的增幅則達2.28%且穩步上升。究竟兩地人口增幅為何有此差異,而對彼此的人力資本又有何影響?

 

2:香港與新加坡人口、就業人數、工時、就學年數每年平均增幅對比

 

香港增幅   新加坡增幅   兩地增幅差距  
  人口 就業人數 人力資本指標 人口 就業人數 人力資本指標 人口 就業人數 人力資本指標
1960-70年 2.56 9.16 1.42 2.34 2.93 1.66 0.22 6.23 -0.24
1970-80年 2.47 4 1.7 1.53 4.83 0.06 0.94 -0.84 1.64
1980-90年 1.38 2.14 0.96 2.25 3.51 1.41 -0.87 -1.38 -0.45
1990-2000年 1.59 1.69 -0.07 2.65 2.88 1.44 -1.06 -1.18 -1.51
2000-11年 0.44 0.83 0.71 2.58 4.01 0.66 -2.14 -3.18 0.05
1960-2011年 1.63 3.53 0.92 2.28 3.64 1.04 -0.64 -0.11  

 

1960年至2011年期間,香港與新加坡就業人數增幅分別為3.53% 與 3.64%,相差無幾;但在不同時段的增幅卻有頗大出入。例如在1945年至1951年期間,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為香港人口及人力資本注入新血。至於1960年至1970年的十年間,香港戰後新生代(baby boomers)紛紛投入職場,加入出口主導勞力密集製造業的生產大軍,本地就業人數隨之激增9.16%。

 

不過,由於缺乏因應人口變化的出入境政策,人口老化問題浮現,香港的就業人數增長後來持續放緩;每年增幅更於2000年至2011年間降至0.83%。隨着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從1978年起回復增長,雖然香港人口增長放緩之勢略為收斂,但人口質量並無改善。舉例來說,PWT根據平均就學年數估計,香港15歲以上人口的人力資本指標,在1990年至2000年期間實際上略為下降。

 

反觀新加坡則採取從海外網羅高技能人才的出入境政策,就業人數持續增長。近年來,該國的就業人數增長已遠高於人口增長。

 

雖然1960年至2011年期間兩地人口中人力資本增長率相當接近(香港為0.92%,新加坡為1.04%),及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卻有充分證據顯示,新加坡的人力資本指標升速遠高於香港。究其原因,實由於新加坡政府能制訂政策,吸引高技術移民,並擴充專上教育學額,以吸引高技術移民。新加坡在這兩方面的政策,無疑都遠較香港進取。

 

上世紀八十年代,由於1997年回歸前途未卜,部分香港人移民海外,香港因而出現一定程度的人才外流。雖然當年香港發展高等教育的部分原因正在於此,但要補充人才,必須經年累月才能有成。香港擴充專上教育學額雖在2000年之後漸見收效,但內地對外開放引致流入香港的低技術移民日增,本地人口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隨之削弱。

 

產力發展 此消彼長

 

【表3】列舉兩地「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PWT估計數字;TFP是衡量所有投入資源生產力的指標,其中包括資本及勞工。香港的TFP數字雖高於新加坡,但歷來差距已大為收窄。1960年至2011年,香港TFP平均較新加坡高18.5%,但在2000年至2011年期間,兩地差距僅為4.4%;這與1960年至1970年期間一度高達47.7% 的差距相去甚遠,即使相較於1990年至2000年期間24.1% 之差,近年跌幅亦非同小可。

 

3:香港及新加坡「全要素生產力」(TFP)與美國基準對比

 

 

香港TFP

新加坡TFP

兩地TFP比率

1960-70年

1.053

0.686

1.535

1970-80年

1.095

0.972

1.127

1980-90年

1.100

0.976

1.128

1990-00年

1.159

0.934

1.241

2000-11年

0.980

0.939

1.044

1960-2011

1.075

0.898

1.197

 

香港的TFP持續增長,及至2000年至2011年期間升勢達至巔峰才告逆轉。新加坡的TFP則自1970年以來一直維持穩定向上。兩地TFP增長情況如此截然不同的原因為何?

 

較明顯的因素,自然是香港的就業人數及人力資本增長速度不如新加坡。正如【表2】中數據所示,香港不論人口、就業人數,或平均就學年數等各方面的增長率,都有持續下降的趨勢;以致整體上對維持生產力增長所需人才造成減慢的結果。

 

與此同時,新加坡人口在質和量都大有進展;透過出入境政策吸引主要來自中國的人才,取得成正效。從【表2】可見,1980年至2000年期間,新加坡平均就業人數增長率比香港高出至少1.2%。同期新加坡人口就學年數增長率,每年亦高出香港近1%。

 

由這兩方面的差距(就業人數1.2%,就學年數1%)可見二十年內香港累積人力資本實力較新加坡相對降低了50%以上。以此推論,假設1980年新加坡的人力資本為10個單位,而香港的人力資本為20個單位;二十年後,新加坡的人力資本將增至15個單位,而香港則保持不變,依然是20個單位。香港TFP在2000年之後出現的跌勢,實由新加坡人力資本迅速增長,而香港則滯後所致。

 

意氣之爭 無改奇蹟

 

對於以上討論,二十年前圍繞東亞增長奇蹟及TFP增長的一番論戰亦頗具參考價值。1992年,經濟學家容格(Alwyn Young)發表一篇論文,指出東亞出現所謂經濟增長奇蹟的國家及地區,在TFP方面其實極少甚至毫無進賬;所謂奇蹟增長率,只是來自高儲蓄率、工作勤奮和累積資本,而並非生產力提高的結果。將香港與新加坡比較,他發現香港TFP有增長顯示,但新加坡的TFP則缺乏增長跡象。他的研究結果與【表3】中所列PWT估計數字不謀而合。

 

容格由此推論,新加坡所以在TFP增長方面乏善足陳,皆因其工業政策誤以優勝劣敗為取捨原則,以致資本投資回報一直偏低,生產力削弱。其研究無形中認同香港因崇尚自由市場而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並無挑戰容格的研究結論,但作驚人之語,指東亞的增長跡近前蘇聯的經濟模式,靠的是一股「蠻勁」(perspiration)而非「靈機」(inspiration);更預言東亞經濟增長勢將因資本投資的遞減邊際回報定律而下降。結果容格的研究與克魯明的驚世言論,鞭策了新加坡政府加把勁發展經濟。克魯明的預言至今仍未見應驗,因為東亞的奇蹟經濟增長依舊。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同樣語出驚人,質疑香港TFP優於新加坡之說是否可以成立:究竟香港純以更佳的經濟政策取勝,抑或倚仗作為中國轉口港的地利,服務需求被推高乃受惠於中國經濟發展成果?如此解讀也就推翻容格以香港TFP高於新加坡的推論,認定香港的成功實拜中國經濟發展所賜,而中國卻是區內市場自由度最低的經濟體。

 

斯蒂格利茨向在意識形態上對香港的自由市場政策嗤之以鼻,總不願錯過任何機會貶低香港的經濟成就。不過,他在這問題上的言論未免失諸偏頗。容格有關研究所依據的是1966年至1990年的數據,期間中國大部分時間處於經濟封閉的狀態,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市場才開始對外開放。根據容格的估計數字,香港TFP增長率在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前後並無任何顯著變動,此項研究結果亦經近年PWT有關TFP的估計數字所印證。斯蒂格利茨對此問題的觀點可謂大錯特錯,任由科學判斷受個人意識形態偏見左右亦殊屬可惜。

 

圍繞東亞地區TFP的論戰其實只是茶杯裏的風波。事實上,到底香港TFP較高是否由其自由市場政策所致,以及新加坡TFP較低是否由其工業政策所致,兩者均無任何實據足以證明。歸根究柢,TFP只能在某程度上權充生產力指標,但無法從中找出生產力的來源。

 

急起直追 刻不容緩

 

作為全球兩大自由市場經濟體,香港與新加坡在經濟增長上所以出現差距,關鍵因素在於人力資本增長各異。勞工、資本,以及土地的自由市場固然有助於提升分配此等資源的效率;但缺乏資本投資,經濟及生產力就無法增長。對於現代經濟,最重要的資本始終是人力資本。事實上由於人力資本市場先天的不完善性,在促進及資助人力資本投資方面,政府以及非政府慈善及志願機構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戈壁沙漠一樣的不毛之地,即使奉行自由市場政策整整一世紀,亦難望有任何生機可言。要建構現代經濟,人力資本投資不可或缺。只要具備人力資本,自由市場的優勢自然得以顯露,至少長遠而言別具優勢的特點毋庸置疑。

 

中國早於2500年前就已懂得重視教育;隨後一百年又推行農地自由市場化;近三十年才從新重視教育與自由市場的作用。香港當務之急,在於改善人力資本投資,及早在競爭中收復失地。

 

 

參考文獻:

 

Robert C. Feenstra,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2013, www.ggdc.net/pwt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4, 62-78.

 

J. Stiglitz, “From Miracle to Crisis to Recovery: Lessons from Four Decades of East Asian Experience.” In Joseph E. Stiglitz and Shahid Yusuf (eds.):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509-2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wyn Young, “The Tyranny of the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 1995, 6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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