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經濟如何得以發展,是經濟學研究的重中之重。至今沒有理論可以解釋,英國的人均實質收入為何自十八世紀以來增長了大約十六倍,而中國又為何在過去三十年內激增六倍;中國若保持這個速度,將會在五十年內成就英國二百年才達成的目標。明白了中國發展的機制,各國也許就可以照辦。

確立城市的經濟地位

西方有一個故事,有僕人要求主人這樣付酬:在國際象棋棋盤的第一個格子上放一個便士,在第二個格子上放兩個,在第三個格子上放四個,如此類推;如果只填滿白色格子,最後的格子上將會有2150萬元,也就是2的31次方。如果黑白格子都要填滿,最後的格子上將會有920,000,000億元。這種利上加利的複式效應實在驚人!

付酬時,是每個格子翻一番(倍增),還是每隔一個格子才翻一番,這個規定遠比僱傭合約內的其他條文更重要。套用在經濟體上,每一代人的收入都翻一番,還是每隔一代才翻一番,兩者差天同地,令政策方面其他的考慮顯得無足輕重。

本文試就Jane Jacobs對美國大城市的研究(見上周本欄)與Robert Lucas教授有關經濟發展的研究,指出兩者共通之處,希望有助於糾正香港一些有關的概念。

Jane Jacobs 1961年的名著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國偉大城市的生與死》),令她成為美國的「維城」英雄。當時流行市區重建,規劃師和建築師致力興建公營房屋;但Jacobs認為乏味之極,她踢開現代的城市規劃,提倡社區要有動力。她其後寫了幾本主要談論經濟的書,其中1969年的The Economy of Cities(《論城市經濟》)和1984年的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城市與原富》),更就經濟發展提出極具啟發性、以至挑戰性的命題。

Jacobs認為,城市才是創富之源,而不是國家。衡量「宏觀經濟」時,應該以城市而不是國家為單位。她說:「新加坡和美國、厄瓜多爾和(當時的)蘇聯 ,又或者荷蘭和加拿大這些單位大小懸殊,用作經濟上的公分母,簡直有辱常理。她們唯一相同的是擁有主權這個政治事實。」她也批評經濟學者的假設,以為可以用全國的總數來分析不同的經濟體。

Jacobs確立了城市在經濟上地位高於農村的命題。城市之所以能夠發展,並非因為農村最終富裕到足以支持城市「寄生式」的成長。反過來,她認為,城市為農村產品提供市場,帶動農村的經濟,鄉鎮企業則為城市生產本來就有需求的產品。而且,農村經濟要靠城市提供貸款和各種供應。

因此,發展城市經濟對農村的經濟也有幫助,因為城鄉的經濟無可避免地緊扣在一起。反過來,城市經濟規模較大,若持續呆滯,不可能靠農村來帶動;一句話,農村靠城市而非城市靠農村。Jacobs也相信,正如發展農村的局限,在市郊大量興建公共屋村所製造的衞星城,不可能自給自足。

Jacobs的中心思想是:經濟發展是城市與城市之間彼此貿易,從而在既有工作之外添加「新工作」的過程。城市透過經濟上日漸多元和分工來取得成長,起初是拓展出口、供應產品,其後出現自發性的「取代進口」(import-replacement,有別於經濟學上常用的「進口替代」概念),就地生產原先靠進口的產品和服務。

知識「免費午餐」

城市經濟是創新經濟變革之源,這使城市得以屹立不倒。過程中,個人和企業透過多元分工和彼此互動,形成高價值的間接輻射效應,從而推動經濟進步。但無論創造新事物還是翻新舊事物,都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廣收資訊,以新穎有用的角度結合本身的經驗和智慧進行處理,也就是說創新。這或涉及大量的辛勞,或需要點運氣,甚至兩者兼具。但若身處的環境資訊和啟發都不缺,也不一定非得如此不可。

Jacob最愛講的創新是紐約一位女裁縫發明胸圍。Ida Rosenthal夫人之所以有此發明,因為發覺為顧客定做的衣服與內衣不太貼合。但其實,用來做胸圍的工藝和物料都是裁縫日常用的,在紐約俯拾可得。同樣重要的是,胸圍並非內衣業的發明,可見不一定要本行才有好主意。

第二,城市有適當的環境,便於將新知識應用在商業上。發現知識者和用來牟利者先要在人海中找到對方,這也就涉及訊息的流傳。新經濟活動和財富的一大來源是為現有的技術開拓新用途。僱員明白了公司如何運作後,也許會悟出新的產品或服務,從而自立門戶,將學來的知識付諸實踐。為了開拓新的經濟活動,離職的權利必不可少。

Jacobs從創新性的經濟變革中領悟到經濟學上的「動態界外因素」(dynamic externalities),也就是令社會累計的回報超過個人回報總和的輻射效應。Jacobs認為,創新永遠是在城市產生的,因為人、行業和資訊在城市裏彼此就近、容易激發。

僱主會覺得,員工自立門戶是吃免費午餐,於是以僱傭合約作設防。為了鼓勵創新發明,是有必要防止知識方面的免費午餐。但也必須承認,有不少經濟發展來自口傳、模仿甚至「免費午餐」的行徑。

如何藉着知識的發現和傳播來推動經濟,本身是很複雜的過程,涉及很多彼此矛盾的利益和誘因。Jacobs很明白防止知識免費午餐與培育動態界外因素之間的矛盾,但相信城市已提供了最多的競爭,能夠協調這項永恆的矛盾。發明胸圍的女裁縫Rosenthat當時並非為內衣業打工,這也許對她有幫助,對她的客戶可能也有好處。

Jocobs接着又發現了一個怪圈:想要創新,最有效的是從小做起,而大且通常是單打獨鬥。誠然,這類創業往往運作紊亂、效率低、風險極大、失敗率高,看似完全荒謬。但無論公私貸款還是官方發展計劃,通常會選擇已有往績、有效率而成功機會大的企業。但以胸圍為例,剛發明時並無市場可循。雖然發明人相信會流行,也的確有些客戶很欣賞,但對銀行和政府貸款計劃來說仍屬稀有,雖然他們的出發點應該是獎勵創新。

美國的波士頓地區就是很好的例子。開埠初期,這個大都市很有創造力。但其後的富三代和富四代只尋求穩當的金融投資,市民不再進取。波士頓停滯不前,通常的解釋是,喬治亞州等美國南部州份早期的廉價勞動力,令波士頓所屬的新英格蘭地區失去競爭力。但Ralph Flanders不忿波士頓還未開打就認輸,和幾個有錢的朋友在1946年開設風險投資公司,準備用400萬美元來支持小企業。至於可以做些什麼,這個集團其實並沒有主意。

但沒想到,最初上門申請融資的是三個年輕的科學家,用親戚的儲蓄來開辦高科技企業。波士頓有哈佛、麻省理工學院和塔夫斯等著名學府,不怕沒有人才發展高科技企業。加上後來市外128號公路沿途租金低廉,新公司遷入,區內的高科技企業現在名聞遐邇。

新經典經濟兩大缺失

Jacobs的研究面世後將近有二十年,對經濟學界沒有可見的影響,直到Robert Lucas教授在1988年的論文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論經濟發展的機制〉)裏引用。Lucas其後在1995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篇論文的前身在1985年他應邀到英國劍橋大學Marshall講座發表後,就已在學術界流傳,但距離我在1975年的課堂上聽Lucas提到Jacobs,也至少有10年。當時教授之間經常就系裏選聘新教授展開激辯。Lucas認為,這正說明在求才的問題上,利用互補作用來產生輻射效應十分重要。當時就很清楚,Jacobs將人和企業互動看作動態界外因素的一種來源,這項認知深深打動了Lucas,決定借用來構建經濟成長模式。

Lucas1988年的論文談及標準新經典經濟成長模式的兩大缺失。一是預見窮國的成長快過富國。這當然不是事實,二戰結束至今,大多數窮國仍然很窮,與富國的差距幾乎沒有拉近。二是除非有科技進展,否則人均收入上升到某個穩態水平(steady state)就會停止增長。當時沒有人能夠說明,科技發展是怎麼來的。有人只好把話倒過來說:因為只有用科技發明才能解釋,富國為何能夠增長不息。

為了解釋不同國家的經濟成長,Lucas在經濟成長的標準模式裏加入人力資本因素。他首先假設人力資本無止境,只要付出努力,就可以不斷地增加。教育、醫療、在職培訓等各方面都有大量研究支持這個假設。有了這個假設,經濟體也就可以不斷地成長,不會像標準模式那樣,富裕到某個程度,增長就會放慢,最終停滯不前。

第二是假設經濟體的平均人力資本愈高,所有成員的生產力都會水漲船高,而不限於其中人力資本高的成員。換言之,各種人力資本具有互補的配合作用。這也就為模式引入了動態的界外因素。

 

測試動態界外效應

人力資本所帶來的動態界外因素是這樣起作用的。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努力、付出成本以增加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增加後,個人的生產力有所提升,收益也相應地增加。與此同時,經濟體的平均人力資本有所增加,反過來令所有人的生產力有所上升。但生產力的這種強化不會推高個人收益,故純屬界外效應,可以說是一種正面的「免費午餐」效應。由於不同的經濟體人力資本水平不同,一些原先貧窮的經濟體,相對原先富裕的經濟體仍然貧窮,因為界外效應為富裕經濟體帶來的好處比窮經濟體多。因此在新的成長模式裏,窮國趕上富國並非理所當然。

Lucas很明白,在模式裏加入界外效應是一種黑箱解釋,說明不了真實世界裏經濟成長實際的渠道或機制。但他在Jacobs的研究裏找到了答案。他說:「我會很仔細地,沿着Jane Jacobs的線索去探求。以我看,她的名著The Economy of Cities主要是探討(雖然她沒有用這個術語)人力資本的界外效應,而且很有說服力。」

Lucas大力支持Jacobs的想法,終於使經濟學界「發現」了這個思想家。1991年發表的Growth in Cities(《城市的成長》)首次利用美國1956-87年170個城市六大工業的數據,測試是否真正存在動態的界外效應。這篇論文測試了三個理論。一個是Michael Porter 1990年的論文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國家的競爭優勢〉),認為就單一行業密集的結聚(cluster)而言,在各種商業組織裏,具競爭力的企業最能帶動成長。

另一個是Paul Romer的理論,認為雖然單一行業的結聚最有利於散播知識,但就產生知識來說,競爭性企業的誘因不及壟斷或接近壟斷的企業。第三個是Jane Jacobs的看法,認為新的想法和知識在企業具有競爭性、行業多樣化的城市裏最容易發散。而與Porter和Romer的看法不同,Jacobs認為真正重要的是多樣化,而不是單一行業的結聚。最後,針對三大理論的測試發現,就經濟成長來說,競爭比壟斷有利,多樣化的城市經濟又比專攻少數行業的經濟體有利。換言之,這項研究否定Romer的理論,對Porter的理論看法參差,符合Jacobs的看法。

Lucas其後在2009年的論文Ideas and Growth(〈意念與成長〉)裏,再次確定對Jacobs的信念。他寫道,「我的感覺是,專利權和知識產權對帶動生產相關知識的整體成長來說,一般只起到很平凡的作用。我的想法是:透過群體中很多人各自作出貢獻所起的作用,遠比單靠利用專利權和知識產權去規限市場的作用為大。」

Jacobs和Lucas對於一個本來充滿契機、但開始睏倦、逐漸變得依賴的城市如何可以復興,有些極具真理和睿智的看法。

對香港政策的意義

人力資源所產生的動態界外因素要能帶來經濟成長,吸引人才來港的政策才對香港有利。但這方面至今空談多於內涵。人口老化逼在眉睫,香港需要有更多和更好的人口混成(mix)。要多吸引有生產和創新能力的移民和合約工來港,不應該只看資產或消費能力。

近日最荒謬的政策是限制內地孕婦來港生產。我們好不容易才等到,內地母親的教育程度開始接近香港母親的水平。二十年後人口老化最嚴重時,今天出生的嬰兒剛好投入勞動市場。

香港享受了五十多年的高速成長。現在,退休年齡的商界精英很可以步波士頓Ralph Flanders的後塵,為香港製造「128號公路」。本港每年的科技和工程畢業生佔大專畢業生差不多三分之一,但鮮可取得政府資助。官方委員會通常選不到真正值得資助的公司,加上審批繁瑣,很多公司索性放棄申請。

縱使如此,政府仍然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方便舊工廠大廈翻新或更改用途,可以對創新及小企業有利。與此同時,按用途分區的規劃已過時。申請改變土地用途手續繁複,審批的成敗難測,有待改善。政府也應該增加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投資,日後當會再談。

環顧全球,能夠屹立千年而不倒的組織不外是宗教、大學和城市,政府和企業榜上無名。城市的價值由此可見,它們有巨大的活力,光芒畢露;但城市仍有其所需,不容忽視。

參考文獻:

Edward Glaeser, Hedi Kallal, Jose Scheinkman, Andrei Shleifer, “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1992

Robert E Lucas,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uly, 1988

Robert E Lucas, Jr. “Ideas and Growth”, Economica, February, 2009

Paul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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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城市、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

  1. chungtin says:

    being the only place where orthodox Chinese script is used, it is surprising to see Professor Wong giving up this way of writing in his own name on the page…

    Although this in no way detracts from the high quality of economic arguments and academic exploration, would it not be a nice improvement to the ‘pedigree’ of Hong Kong’s collective academia being the defenders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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