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月27日,是南非的「自由日」(Freedom Day)。1994年這一天,南非首次舉行平等選舉,成年人不分種族都有權投票;三年後的同一天,新憲法生效,終止始自1948年的種族隔離(apartheid)。

種族互動和衝突貫串着南非歷史。根據2001年的人口普查,南非79%是黑種非洲人,9.6%是白種人,2.5%是印度裔和其他亞洲裔;原住民為科伊桑人(Khoisan),在當地已有數千年之久,此外是從北邊移入的其他非洲人。

白種南非人是後來歐洲殖民者(settlers)的後裔。先是1652年荷蘭人移入,但所創建的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於1806年遭英國併吞;1835年後,荷蘭後裔布爾人(Boers)離開開普殖民地,另創奧蘭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和德蘭士瓦共和國(The Transvaal)。

英裔移民和布爾人其後於1879年擊敗當地的祖魯族(Zulus),但隨即於1880-81年和1889-1902年,彼此間爆發戰爭。1910年,英裔殖民地和波爾人的幾個「共和國」聯合成立南非聯邦(Union of South Africa)。現時南非的有色人種至少部分是上述所有族裔的後人,以及東印度群島奴隸的後裔;此外,還有些印度裔和華裔,他們的祖先是十九和二十世紀抵達的勞工。

隔離非因歧視而起

Apartheid意為「隔開」,是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政府於1948-94年間實施的制度,立法隔開種族,大量剝奪佔人口多數的非白人的權利,確保白人的少數統治權。這是阿非利卡人(Afrikaner,波爾人後裔)的知識界所發明,理論上是讓不同的族裔得以分開發展。方法是為九個黑人部落各劃出一些地區,讓其在該範圍內實現「民族」願望。其餘的非白人包括混種的「Coloreds」和印度裔也長期受忽視,後來才鬆散地納入某種聯邦國會架構裏,但地位至今仍待界定。餘下的一個「部落」是白人,由說英語和說南非荷蘭語(Afrikaan)的兩大族群構成,為南非各族的和平進步提供「必要」的領導。

這個制度當初也許是想維持阿非利卡人(以下簡稱荷裔,與英裔相對)的認同,回應不同族裔文化參差的實際問題。荷裔篤信宗教、生活自律,熬過了幾百年的逆境,包括英國當權者的壓迫。第二次波爾人戰爭期間,荷裔平民遭扔進集中營,所受到的對待令人髮指;對於英裔企圖消滅他們的語言、文化和獨立性,荷裔銘記在心,雙方的關係一直很緊張。英裔長期主宰着商業,在對待有色人種方面被視為「自由派」(liberal);發明種族隔離的荷裔被視為右派。英裔和荷裔的政治分野也正是他們的文化分野。

一般以為種族隔離因種族歧視而起。其實不然。種族歧視的緣起也許不敢說,但南非公開的種族歧視之所以會長時間持續,是種族隔離的果,而不是因。說白了,南非白人並非心態上先歧視黑人才導致隔離,剛好相反,正因為長時間與黑人隔離,才造成歧視的心態。

William Harold Hutt(1899-1988)教授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較為簡單也合乎邏輯的解釋。他於1964年出版的著作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r Bar: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Ra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種族障礙經濟學:有關南非種族隔離經濟起源和後果的研究》)說,種族隔離嚴重窒礙了經濟,殃及所有族群。該書兼有學術和激情,是一項激發良心的研究,但寫來很需要勇氣,因為同時得罪了左派和右派。

向黑人勞動力設關卡

在經濟上,種族隔離制度以兩種關卡限制黑人勞動力。一、未獲官方批准不得跨區工作,尤其限制由「鄉間」的黑人區進入城市的「白人」區,而且須由僱主提出申請,黑人有了僱主後,不得離職為他人工作;工人離職後,理論上須立即返回所居住的黑人「家園」(homeland)。二、有些工作講明保留給白人,在職業上限制黑人上進。

這也就減少了勞動力供應,尤其是城市工業區的技術工人,從而抬高白人技術工人的工資,而壓低鄉間黑人的工資。Hutt更認為,白人工會是早期推動歧視的引擎,而且禁止非白人組織工會,在經濟上也是對白人工會有利,最終目的不離保障白人勞工的利益,這是南非經濟史上常見的主旨。南非1910年成立聯邦後,沒有一屆政府可與保障白人工人利益的政策抗衡。對黑人勞工設限,不但抬高白人的工資,更讓白人優先獲得技能。但保障白人工人其實有損白人僱主的利益,後者反希望有充裕的廉價勞動力。

這項經濟衝突與英裔和荷裔白人的文化和語言分野是一致的。荷裔大都是鄉下人,受教育少,貧窮;英裔主要是城市人、有技術,中產。礦場是南非主要的就業機會,僱主和礦場的技術工人以英裔為主,非技術白種工人則主要是荷裔。

白種工人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自己變成壟斷性的勞動力,防止其他群體加入競爭,確保其經濟優勢。他們在1907年採取工業行動,接着首次在1911年立法,禁止非白人從事最賺錢的工作,先是採礦,然後擴至其他經濟領域。白種工人在策略上採用多種變調,有時候很隱晦,有時候玩虛偽,手法由罷工打擊僱主到立法規定「公平工酬」(fair pay),用類似今天最低工資的規限來排除非白人。理據是:低於此水平的工資有違良心;此外,利用非白人各個次群組之間的矛盾「分而治之」。

由此可見,種族隔離並非一小撮極端分子的神來之筆,而是歷史上白人勞工保護主義的延續,只不過由南非變成一種更徹底、以至禍害更大的制度,在1948年成為國策。

隔離帶出三種惡果

種族隔離造成一些重大的後果。首先,對流動黑人勞工的管理必定有不完全的地方。管制進出白人區的黑人時,手法暴虐、常見濫用。黑人身處白人區,須隨身攜帶「通行證」,警方可隨時隨地查看。無證者不論情由,一律逮捕「解回」家園,或拘押到可出示「通行證」為止。但一如世界各地「非法外勞」的問題,外來的人想打工,本地僱主想省錢,南非不論白人僱主還是黑人勞工都想逃避審查,以致總有不少非法「黑」工流入市區。

種族隔離的第二個後果,是技術工人長期短缺——此由限制黑人在地區之間流動,從而把獲取技能的機會壟斷保留給白人引發。這就牽引出動態的發展,經濟成長帶動對技術勞工的需求,從而抬高工資。在自由的體系裏,非白人可入學受訓以提升技術,但在南非沒有選擇;於是只有白人步步高陞,直到相對非白人不再具有競爭優勢。但這也正是種族隔離制度的原意。

後果之三是,黑人無法取得和運用人力資本,令種族關係長期繃緊。種族隔離擴大了種族的社會和經濟分野,這造成兩個效應:一是打擊了非白人的自尊;白人則覺得黑人沒有教養、無知、無能。由於缺乏訓練和激勵,非白人表現欠佳,又強化了社會的定見。這最終成為雙方「自我實現的預言」,也就是愈說愈像,落入惡性循環,最後變成「預見」的事實。長遠來說,非白人對白人深懷怨恨,不讓非白人上進不僅使他們世代貧窮,更剝奪了他們的尊嚴。

限制勞工流動,最嚴重的後果也許是摧毀黑人家庭。想要持續地累積人力資本,最有利莫過於有安定的家庭生活。但流動勞工的制度分開家庭:黑人進城工作不得攜眷。父親長期在外打工,與留在「家園」的妻兒分開,家庭缺乏溫暖,子女缺乏教養,更造成雜交、酗酒、生活上不負責任。加上年輕的黑人婦女也進城打工,鄉下只剩老弱,無人照料。

以上只是種族隔離的其中一些惡果。為了達到社會目的而設立的制度,若有違個人自然的利益,必定有不良的後果。南非政府認識到問題後,一度雄心勃勃,想用分散經濟計劃來扭轉問題;這就是把工作帶到鄉下,以免黑人長途跋涉進城。但這只不過是人類監管經濟的歷史上,由一種干預帶出另一種干預的典型。

方法是提供各種稅務津貼,鼓勵白人企業在分隔黑白的「交界地區」開業設廠。不少企業響應,但未能令經濟散開,因為所涉及的地域太大,這點津貼根本不夠,要全面做則負擔不起。有關計劃必須將全國按種族隔離的政治劃分,作同樣的經濟劃分。

白人商界要到1970年代初才算說服政府,承認種族隔離的社會代價難以負擔,從而開始拆除。當時的商界包括人數眾多的新興荷裔階層,前前後後花了二十年,才克服各種既得利益,最終是市場力量使南非白人認識到種族隔離代價太大。

Hutt 1964 年的著作 Color Bar 無可避免地開罪了一些彼此對立的政治群體。對左翼自由派來說,把種族隔離歸咎於白人工友絕對是異端邪說。南非的左翼運動與海外的社會主義和共產陣營關係密切,認定種族隔離是白人資本家剝削的工具,用來奴役非白人、壓低工資,抬高利潤。白人勞工被視為非白人勞工的階級盟友,黑人被視為種族隔離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受害者,要推倒這兩座大山才有出路。

但 Color Bar指出了左派邏輯上的謬誤和歷史上的差錯。左派認定,白人僱主務求將黑人的工資壓到最低;但Hutt證實,現實剛好相反,因為生產力犧牲太多,僱主無法接受。事實上,據歷史記載,由於很多工種不准黑人做,技術工人奇缺,白人僱主想站出來反對這項政策。換言之,Hutt證明,白人僱主不但不反對黑人累積人力資本,而且願意負擔這項成本。

白人僱主既然希望工作場所改行民主,為何從未認真地對政府施壓?Hutt認為,打一開始,白人僱主怕得罪荷裔工會、剛從英國引入的工匠,以及支持工會的荷裔政治建制。經歷1911年長時間的罷工和暴力,白人僱主杯弓蛇影,對於工人類似的威脅寧可信其有。但南非和海外的左翼運動有他們傳統的思維,不吃這一套,一頭栽進反種族隔離,令一些本來有可能支持Hutt的人士也敬而遠之。

至於遭到Hutt批評的荷裔政壇,由於Hutt不採用常見的左派觀點,反而魯莽地說,種族隔離是反共的荷裔政治運動與「親共」的社會主義派工人非神聖的結盟,荷裔政壇對他的敵意變本加厲。Hutt因此繼被左派攻擊後,再遭到右派咒詛;他在這兩種極端的眼裏都是異端,「左」「右」不是人。

Hutt成為南非學術界反種族隔離的意見領袖,但曲高和寡。對他來說,種族隔離時代是中央政府在經濟社會各方面持續擴權的終極產物,說到底是另一種形式的中央計劃。Hutt在最後的分析中認為,「令我們感到關注的,並非因為人性偏見的缺失而導致種族上的不公,而是那些容許和強化這類不公的社會組織」。

三分一女性必遭強姦

種族隔離廢除多年後,所留下的問題仍然令人氣餒,其中特別是貧窮。失業率高達25%,人均壽命49.3歲,一半人生活在貧窮線下;愛滋病之多全球數一數二,強姦案之頻在全球非戰爭地區也絕無僅有,每三個女性就有一個預料在一生之中會遭到強姦。種族隔離的人類成本由此可見,而且揮之不去。

William Harold Hutt是英國經濟學家,出身勞工家庭,1924年畢業於港人簡稱LSE的倫敦經濟學院,獲頒商學學士;在出版社工作到1927年,接着回母校聽課,1928年受聘到南非開普敦大學任教,直到退休。他在1930年獲擢升為商學講座教授,其後任商學院院長。他有關凱恩斯經濟學和勞動市場的著作原創而且深邃,但身處南非,遠離歐美的學術中心,貢獻受到忽視。他1936年的著作Economists and the Public首創「consumer sovereignty」(消費者主權)一詞,現已廣泛使用。

Hutt曾於1978年來港。聽過他演講後,我有幸和他談到香港的經濟。我們當時對偷渡客仍然實行「抵壘政策」。得知香港的勞動市場幾乎不受法例干預,他覺得特別有趣。今天若仍在生,得知我們限制港人在內地的家人來港團聚、抗拒讓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大力推動標準工作周,他肯定會傷感。他以南非為家,有生之年目睹其墮落。這個偉大的經濟學者值得我們尊敬。

最低工資擴大失業

下周生效的最低工資法,實際上歧視社會上技能最少的勞動力,也就是新移民。光顧過火鍋店的讀者相信都會注意到,不少女服務員帶有鄉音,工作性質與傳菜員相若,只不過職銜好聽些,她們只具備起碼職級的技能。火鍋店創出這種商業模式,令一些絕難僱用的員工有工作可做,食客則有賓至如歸感覺,值得一讚。

市場是非技術勞動力最好的朋友,各種企業發揮創意,為一些很難就業的市民帶來工作機會。最低工資生效後,直接威脅到最少技能者的就業,間接也波及消費者。如果缺乏技術的新移民要改以自僱方式找工作,那就更不幸。如果再實行標準工作周,只會進一步擴大失業面;然後下次衰退來襲,就會全力推動失業保險。一法帶來另一法,沒完沒了,而且割得愈來愈深,恍如古時的凌遲極刑。當以歷史為鑑。

今天的南非是中等收入的新興經濟體,被視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在廢除種族隔離的新憲法通過十七周年之際,未來充滿希望,人民懷有憧憬。兩位學者Maxim Pinkovsky和Xavier Sala-i-Martin 去年發表的研究發現,1995年以來,拜制度改革後市場擴大之賜,撒哈拉以南各國的貧窮數據明確下降,預料還會繼續。希望我對自己的城市也能這樣樂觀。

參考文獻:

Maxim Pinkovsky and Xavier Sala-i-Martin, “African Poverty is Falling Much Faster than You Think”, NBER Working Paper 15775, 2010.

William H. Hutt, The Economic of the Color Bar: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Ra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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