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7年,葡萄牙冒險家達伽馬(Vasco da Gama)率領船隊東航找尋資源、開拓殖民地。四艘船合共一百七十名船員先從首都里斯本沿岸南下,跟從迪亞士(Bartholomeu Dias)早前的航道到達非洲南端的岬角,然後沿着非洲東岸北上,最終到達印度西岸。

不過,將近一個世紀前,中國明朝派鄭和初次「下西洋」宣揚國威,三百一十七艘船(有說二百艘)合共載着二萬八千人(每艘最多可裝載五百人),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鄭和是回民,在朝廷當太監;六世祖賽典赤.贍思丁是波斯人,元朝初年的貴族,曾任雲南行省平章,相當於副省長。1405-33年間,明朝七次派鄭和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

四十年後的經濟重心 

談到十五世紀這一頭一尾、一中一歐兩大航行,馬克思派學者Immanuel Wallerstein在傳世巨著The Modern World System Ⅰ-Ⅲ(1974, 1980, 1988)裏感到不勝唏噓,因為不僅顯示了兩者當時經濟地位的對比,更重要的是,這是「中」消而「歐」長的轉捩點;此後中國轉趨內向,西歐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則於十六世紀崛起。這兩大航行是「全球經濟重心」由東向西移之始。

不過,五百年後的今天,風水似乎逆轉。倫敦經濟和政治科學學院教授Danny Quah今年撰文,探討全球經濟重心,也就是地球上經濟活動平均所在地近年的移動。他以全球的GDP(國民生產總值)進行計算,發覺1980年的全球經濟重心位於美國和西歐之間的大西洋海域;但到了2008年,由於中國和印度崛起,重心東移到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和保加利亞首都布加勒斯特以東的位置。

Quah然後用數學方法外推(extrapolate)全球將近七百個地點的經濟成長,預測到了2050年、也就是四十年後,全球經濟重心將會位於印度和中國之間。換言之,較1980年的所在東移九千三百公里,相當於地球半徑的一點五倍。Quah推論未來四十年的發展路向,仍會是前三十年的延續。此說雖然流於機械化,但至少說明世界發展的方向,以及如果勢頭持續,到時的世界將會如何。

圖1

為了確定哪些國家和地區是他們所謂的「Global Growth Generators」(全球成長發動機,簡稱3Gs),美國花旗集團的Willem Buiter、Ebrahim Rahbari等一眾分析員作了一個精密的大型預測,認為亞洲九個和非洲兩個新興經濟體,將會是今後四十年全球發展最快的國家。今年年初發表的這項研究將各種「成長動力」(growth drivers)納入「新成長經濟模式」(new growth economics model)裏。

這項理論始自Paul Romer 1983年就讀芝加哥大學時的博士論文,其後成為了解不同時期和不同經濟體如何得以成長的主要模式。由於這項研究,Romer在1997年獲《時代》周刊選為美國二十五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為了了解花旗的預測,容我先簡介一舊一新的兩種經濟成長模式。

經濟成長,通常以每個勞動力人均產出的升幅(rise of output per worker)來衡量,而用人均GDP來作比較。而不論「新成長經濟模式」(new growth economics model),還是過時的「新經典模式」(neoclassical model),這個升幅均包括兩部分:一是技術和管理變革帶動生產力上升;二是經濟後進者「從後趕追」(catching-up)先進所取得的成長。第二部分主要是技術落後的經濟體設立制度和提供誘因,以便個人和企業能採用較佳的技術和管理趕追先進的經濟體。

舊式的新經典模式認為,只要假以時日,後進經濟體的生活標準必定會趕上先進者,貧和富最後必定會「滙聚」。但現實證明,多年過去,窮的並未趕上富的。學者於是從政策入手,希望作點補救,這就是「發展經濟學」的來由。除了不能解釋貧者為何趕不上富者,新經典模式另一個不足之處,是把技術變革當作外生(exogenous)的事物,彷彿從天而降,完全未有解釋為何會出現這種變革,而只是以「技術進步」作為因由。而且,也無法解釋為何有些國家生產力上升,而另一些則停滯不前。

新經典模式兩大缺陷 

換言之,新經典模式有兩大缺陷:一是未能解釋為何貧富經濟體在現實中並不滙聚;二是無法解釋為何技術進步獨愛某些經濟體,厚此薄彼。

新成長經濟模式包括了1980年代以來的各種理論和實證研究,與新經典模式不同的是,強調成長是經濟體「內生」(endogenous)的成果,並非外生技術變革所強加。就生產力為何會增長,內生成長論參考了經濟學其他領域的研究,納入各種有力的經濟因素,作為經濟成長的動力。人力資源論即為其一。

新成長模式不但納入這些動力,而且弄清楚了各種動力的功效,從而加强了解釋過去、預測未來的能力。此等動力有些推動貧富匯聚,另一些可以提高生產力,還有一些兼具這兩種作用。由於有些動力會彼此強化或互相抵消,預測未來時也就得出了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在新成長模式的各種動力裏,其中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動力會產生正面的界外(externality)效應,令社會回報高於私人回報,形成某種「免費午餐」,也就是以往新經典模式稱為外生技術進步的效應。但在新模式裏,內生的界外效應令勞動力人均產出得以維持正成長。而且,這部分的成長不僅是貧窮經濟體從後趕追先進的效應,也令先進經濟體得以維持較高的成長率。

窮國生育率超越富國 

由於在維持高成長率上,正界外效應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新成長模式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由於界外效應的正面效益隨規模而增加,大型經濟體會成長得較快。因此,較大的城市、地區、國家從正界外因素得益較多。而且,新成長模式對於城市、地區還是國家,並無先入為主的假設。由於現實中,各國大小不一,大國享有的正界外效應最多、成長率較高,最終必然左右世界經濟大局。說白了,就經濟成長而言,「小者並不美」。

在新成長模式裏,推動貧富滙聚的動力使窮國得以用較高的投資率和引入先進經濟體的尖端技術和管理,取得較快的成長,而毋須為這些技術和管理發明支付全部的社會成本。這些動力只要運作有效,窮國會比富國成長得快。

由於窮國通常人口和生育率都超過富國,他們只要能刺激從後趕追的成長,世界經濟的分布也就會傾向她們:中國過去的三十年和印度過去的二十年,即在相當程度上有此現象;而同樣的成長並未見於中國建政頭三十年和印度獨立頭四十年。

至今產出和生產力最驚人的增長率,見於技術落後而資本對勞動力比率偏低的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快速累積資本,一方面引入先進的技術和管理,雙管齊下提升生產力。本來,一個國家想要產出和生產力都獲得高增長,最簡單的辦法是在遠低於先進國的水平上發力,大力趕追先進。但這未能說明,為何有些國家的生產力從一開始就與先進水平存在着差距。

到底是哪些制度和政策令低生產力國家努力了幾十年,對中國和印度來說甚至是幾百年,都無法接近前列?在制度、政策或者外界環境方面,是否有可行的變革,可以消除窮國從後追趕成長和生產力滙聚的障礙?

用經濟學者Deidre McCloskey的話說,「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經濟故事不是『大蕭條』,而是中國和印度開始擁抱新自由經濟的思想,讓國內長期受排拒的『布爾喬亞』享有某種尊嚴和自由。結果是經濟呈現爆炸性的成長」。

昨文提到的大型研究裏,花旗的Buiter和Rahbari參考了新成長經濟學的文獻,以及集團內全球十九個國家、合共五十名經濟師對六十個國家的研究,確定了一批經濟成長的動力,最後歸納成六大類:一、資本形成和境內儲蓄;二、人口前景;三、健康;四、教育;五、制度和政策素質;六、對貿易和資本的開放程度、勞動力流動的程度。

亞洲四國最具潛力 

為了概括量度這六大動力,Buiter和Rahbari對境內儲蓄和投資賦予0.5的比重,其餘五種動力0.1的比重,最後得出「Global Growth Generators Index」(全球成長發動機指數),簡稱3G指數。兩人對五十八個經濟體的預測發現,以2010年美元購買力平價(PPP,簡稱「平價」)折算當量的人均GDP,未來四十年內最具成長潛力的十一個國家,為孟加拉、中國、埃及、印度、印尼、伊拉克、蒙古、尼日利亞、菲律賓、斯里蘭卡和越南【表1】。九個位於亞洲,兩個位於非洲,其中以中國、印度、印尼和越南的3G指數得分最高,可稱為最具潛力的「四大」。

Buiter和Rahbari用三段法來預測這五十八個國家的平均成長率。

首先,借助新成長經濟學文獻的一項成果:長遠來說,所有經濟體都會向人均收入最高的水平滙聚靠攏,同時假設每年的滙聚率是1.5%,而以美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作為其他經濟體向上靠攏的標準。

第二,借助花旗在全球各地的經濟師,從本身定期監測研究的經濟體出發,進行最初的中期和長期成長預測。各經濟師由於可運用本身對當地的認識來改善預測,故得以參考當地最近和過去的發展,加入獨立的思考,而不是單靠當地的往績來外推。

第三,將這些預測與歷史上的成長率相結合,加入滙聚的假設,最後得出這五十八個國家的四十年預測。【表2】是對全球十大經濟體每隔十年的預測,以2010年美元平價的當量收入來衡量。

西歐列強退出十大 

在2010-50年之間,所有西歐列強都退出了全球十大榜;歐盟若進一步融合,到了2050年或已成為單一經濟體。印度和中國的GDP則各自約為美國的兩倍;經濟活動由西方列強向東移的結論了無疑義。

這些新興經濟體的共同點是:起步時很窮,從後趕追大有餘地;人口多而且年輕,待收的人口紅利多;開放貿易和投資,最有機會採用尖端技術;奉行市場經濟制度,個人和企業有誘因以營造和把握商機;但她們須在政策上力求趨吉避凶,以免窒礙成長的動力。

表面上,世界經濟重心向東回移,只是恢復二百年、甚至是四百年前的經濟均衡。但現在的世界與當時大有分別,首先是遠比當年繁榮。第二是不論在馬克思信徒還是非馬信徒眼裏,在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世界的融合度遠比當年要高。上述預測果真兌現,則當初歐洲西北部一些小鎮的經濟覺醒,確實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發展。

億計人口或可脫貧

對於如此劃時代的變革,不少人對新的全球權力均衡憂心忡忡。不用說,在今後的歲月裏,世人有待把握這些變革的後果和對政策的意義。而如果軟實力反映經濟實力,但時間上延後,則全球和政治影響力的來源也就會同樣地在今後的五十至一百年,逐漸由西向東移。為全球經濟以至全球管治制訂政策時,二十世紀的富國再也不能操控,而必須讓東方有廣泛的參與。

關乎全球政策的課題,雖然不少還是老話題,例如促進經濟發展;但另一些課題的性質或有變,例如何謂適當的政治和軍事干預。

無論如何,上述預測果真成事,人類會比現在繁榮得多,數以十億計的人口將會脫貧。資本主義觀念面世至今,經濟成長一直是人類最重要的課題。若此,最後的勝利當在不遠。

同樣以美元平價,Buiter和Rahbari也就今後每十年的十大人均GDP經濟體作出了預測。預測如果可信,「亞洲四小龍」將會是今後四十年世上的福地。【表3

參考文獻:

Willem Buiter and Ebrahim Rahbari, Global Growth Generators: Moving Beyond ‘Emerging Markets’ and ‘BRIC’, Citi Investment Research & Analysis,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Inc., 21 February 2011.

Danny Quah, The Global Economy’s Shifting Centre of Gravity, Global Policy, Jan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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