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默里(Charles Murray)在其著作《分崩離拆:美國白人處境(1961年-2010年)》(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中指出,美國中產階級正漸趨式微,與此同時,從事高技術行業的大專畢業生卻享有不錯的生活條件。1960年至1980年期間,工人階級白人離婚率由約5% 飆升至約15%,隨後更在1980年至2010年間激增至35%。

 

自1960年開始20年內,高學歷一族的離婚率由約1% 增至7.5% 左右,升幅不足為奇,但在1980年至2010年間一直維持低水平。至於在破碎家庭長大的兒童數目亦出現類似現象:工人階級的離婚率升勢持續,反觀高學歷一族中,升幅卻一直偏低。默里在書中又提到,半世紀以來,在高學歷一族婚姻美滿百分比顯著回升的同時,工人階級的比率則大幅下滑。

 

階級兩極 境遇懸殊

 

默里在書中聲稱,近半世紀以來,美國社會階層日趨涇渭分明。從事高技術行業的大專畢業生不但經濟條件較佳,而且婚姻狀況穩定,在勤奮、誠實、宗教熱誠程度亦較高。相反,工人階級生活則每況愈下:不但工資難望增長,更完全談不上豐盛人生。由此引起的跨代貧窮效應固然嚴峻,弱勢社群翻身無望的宿命更漸難打破。

 

作者透過相當嶄新的敍事手法,借用Fishtown 與Belmont兩個虛構城鎮居民之間的迥異階級背景,說明他的分析結果 –– 前者的居民是工人階級,後者則是專業人士(對此書感興趣的讀者,可瀏覽以下網頁細閱:http://www.newcriterion.com/articles.cfm/Belmont—Fishtown-7250)。

 

此書讓我深受啟發。至於作者對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的研究結果,我毫不意外,因為早知此階層結婚比率極低、離婚率極高,孩子大部份在破碎家庭長大。我亦早已留意到不少美國男性工人在2007年至2009年經濟下滑之前,就已被迫退出勞動市場。我先前並未察覺的是,原來大專畢業生一直幾乎完全不受此一趨勢影響。

 

究竟默里在其書中所研究的美國白人社會現象,與香港的情況可有相似之處?

 

收入不均的解說

 

首先檢視香港家庭收入不均日趨嚴重的現象。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衡量收入分散(income dispersion)程度的常用準則,【1】顯示自從1971年起,本地堅尼系數就一直持續上升,從1971年0.430的水平,增至2011年0.537;增幅在上世紀90年代尤為顯著,到底箇中原因何在?

 

1 1971-2011家庭及個人收入不均狀況

 

 

 

 

 

 

 

 

 

 

 

 

對於收入不均日益嚴重,左派及大部分社會民主黨派都歸咎於兩大因素: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種種不公平現象;二、官商勾結。

 

市場未能扶助貧苦大眾及弱勢社群,往往成為批評者攻擊滴漏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失敗的理據。不過,由於有關指責純屬意識形態範疇,並非可加驗證的科學假說,因而根本無法加以證實或推翻。

 

至於官商勾結的論點,其實並無新意。阿當史密斯在1776年寫就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一書中,早已就官商勾結為害之深發出警告,並在結論中指出,最有效的對策莫過於全力確保市場自由開放。他亦極力反對為保障壟斷利益而架設屏障,他又極力鼓吹自由貿易。芝加哥大學Raghuram Rajan 與 Luigi Zingales兩位教授在2013年的合著《從資本家手上挽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中,就以其滔滔雄辯,重申史密斯針對官商勾結的立場。

 

人口變化 不均關鍵

 

導致家庭收入不均的其中一個主要成因是人口結構,此重要元素往往為人所忽略。事實上,近30年來,人口結構一直是擴大家庭收入不均的關鍵成因。要深入了解箇中緊密連繫,可從【表1】所示本地家庭及個人收入分佈的分析中略知一二。

 

本地收入分佈中,高踞於90%級數(P90)的家庭收入額自1976年至2011年間一直增長。分佈中處於10%低級數(P10)的家庭收入,則從1996年之後即停滯不前。不但處於高低兩端的家庭收入差距持續擴闊,以P90與P10的家庭收入作比較,1976年為6.22倍,2011年則飆升至13.11倍。貧富懸殊大幅深化,令社會上不少人在意識形態上轉投左派及社會民主派陣營,但單從政治層面作出表述,卻無助於從科學角度去理解貧富差距有增無已的成因。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個人收入分佈的變化與家庭收入差異甚大。1976年至2011年期間,不但處於頂端P90的個人收入一直持續增長,末端P10的個人收入增幅亦相差不遠。雖然1997年至2003年亞洲金融及經濟危機六年內,本地個人收入增長一度陷於停滯,2006年處於4700港元的水平,但在2011年即回升至6000港元;相信這與最低工資立法並無關連,因為有關法例在2011年5月後實施。至於家庭收入,則未見出現同一回升現象。以P90與P10的個人收入比較,差距在近35年來擴闊幅度有限,僅由1976年的5.00增至2011年6.33的水平。究竟家庭收入與個人收入分佈的變化為何有如此大分别?

 

研究數據顯示收入不均日趨惡化的原因之一,在於長者及單人住戶日增,例如每千住戶中獨居長者人數由1971年的207名增至2011年的397名(【2】),而長者與單人住戶往往屬收入最低一群;此期間單人住戶亦由145個增至171個。其中出現的人口變化,部分受經濟因素影響,部分則與各種社會趨勢相關。

 

2 1971-2011住戶中離婚、長者、單身與單親家庭的變化

 

 

自上世紀開始,任職高技術行業的高學歷男性,往往與高學歷女性結婚;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這類女性大多並無就業。丈夫收入愈高,妻子就業比例愈低。當年高學歷男女匹配,具有減輕家庭收入不均的作用,因為收入豐厚者的配偶往往不工作,自然亦無收入。

 

變數不一 解難啟示

 

近30年來上述情況卻已逆轉,高收入男女結合的現象日趨普遍。今時今日,高收入男女結婚並於婚後繼續各自工作發展事業,令收入分佈上層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更加飊升,大大拉濶與低收入家庭的差矩。但同期內,在個人收入一欄中,高收入與低收入階層的差距卻變化不大。

 

家庭經濟環境的變化實在至關重要。面對家庭收入不均現象,切忌只依據單一的數據指標去解說現象,而須全盤考慮家庭收入分佈表象背後的各項相關因素。想深一層,自會發現問題其實遠較表象複雜。只憑單一或有限指標作為依據以制訂政策,往往產生出乎意料的反效果。同一道理,面對貧窮等涉及種種牽連甚廣、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採用只着眼於單一目標的公共政策去處理,徒然令人大失所望。

 

香港家庭結構近30年來出現的另一巨變,在於離婚率、單身及單親住戶激增。自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本地每千住戶獲批離婚個案一直有增無減,由1976年的0.79宗跳升至2011年的8.27宗。離婚者人數大增,由1976年的每千住戶佔16.7名大幅增至2011年的117.4名。曾結婚、未過65歲而與未過18歲子女同住的住戶中單親戶所佔百分比,則由1976年的6.0% 上升至2011年的15.4%。

 

究竟離婚率上升對收入不均現象有何影響?如何使跨代貧窮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而令中產階級日趨式微?下周三適逢本報聖誕假期,此等關鍵議題將留待明年1月1日在本欄繼續探討。

 

參考文獻: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Crown Forum, 2012.

 

Raghuram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再創香港奇蹟」系列.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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