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九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1980年,Hans O. Staub以歐洲小眾當道、難望達成政治共識為題,發表文章《小眾專制》(The Tyranny of Minorities)。面對香港近十年來的政治環境,撫今追昔,重溫Staub當年文中的一番言論,想必會引起讀者共鳴。

 

不同的見解是推動民主進程的必經階段。就各類大小議題積極展開探討與辯論,也有助於作出有原則而又可行的決定。若堅持小眾立場,避免真誠對話,甚至偏執己見,拒絕接受任何非我族類的觀點,只會固步自封,甚至怨氣沖天的境地。

 

無論在個人、社區或政治層面,要維護穩固健全的關係,都少不免要作出妥協。無奈時至今日,妥協似已不見容於社會,尤其在政治範疇而言。在Staub筆下,歐洲雖已確立民主政制,但發展進程已偏離民主理想;香港的民主政制正在摸索可行之法,但在民主政制尚未成形之前,就似已被備受扭曲的民主政治所困擾。

 

民主變質 前車之鑑

 

Staub在《小眾專制》中寫道:「民主的定義就是為了大眾而攜手管治,小眾(及其權利)應受大眾保護,而國家(及其行政及司法)應由大眾或「民眾」主宰。……但時至今日,在本世紀將盡之際,這個定義已名存實亡。目前掌握管治大權的已非大眾,形形式式的小眾當上了決策者,以致大眾受其所操控、欺壓甚或威嚇。」在我看來,Staub形容當年歐洲政局的這段文字,恐怕正是香港政局如今的寫照,在此將其文章要點剪裁摘錄如下:

 

「各方小眾的抗議言論日趨偏激,蘊含的信息難以理解;他們好比揉合眾多『微型小眾』(mini-minorities)的雜牌軍,單靠欠缺說服力的抗爭口號聚集而已。」

 

「部分小眾雖聲稱以某種理想為號召,但成員中卻不乏天生宗派主義者,往往『將半邊真理絕對化』。至於成員中的政治謀臣,則千方百計低貶政府權威,但此舉亦同時破壞民主信譽。」

 

「這類小眾特點是『一意孤行』,不但言論偏激,在幕後煽風點火也不遺餘力,在社會上常贏得過度關注。由於他們既不屬於傳統政治或經濟架構,而且成員每多來自或傾向支持風馬牛不相及的組織,其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力或破壞力非同小可,甚至引致部分國家中本已不穩的政治架構更形勢危。」

 

「無力感」深 社會分裂

 

「對小眾(或各方小眾)趨之若鶩,近十年來可謂蔚然成風。本來普通不過的「我不再明白世間事」或「將有何事發生?」已非社交閒聊的隨便一句話,而是表達對社會的無奈、或社會各類現有、未來難題無法適應,或採取有效過渡措施的實質恐懼表現。」

 

「這些語句表現出面對無法參透,而看來又互不相干的種種問題,所產生實質的關切之情,亦進一步削弱社會上本已薄弱的互信關係,不少人懷疑種種決策乃在遠離群眾、無法觸摸、不受控制,以及出處不明的情況下作出。」

 

「互為因果的效應由此衍生。小眾得以坐大,因個人缺乏安全感而起;個人缺乏安全感,則由小眾紛擾所致。個人對小眾趨之若鶩,往往因為可藉此逃避難題,歸屬專注少數明確議題的小群體。由於著眼點只限於社會上少數弊端,小眾成員對現實世界中不明所以或無法參透的複雜議題大可置之不理。今時今日,種種小眾成員只知關注單一議題、罔顧現實的程度,已迹近閉門造車。」

 

「因此,小眾當道的年代,亦已演變成缺乏兼容的年代。雖然社會整體上變得較為自由,但對政治、社會、經濟的「異己」反而尊重日減,不容對方發言的傾向甚至日趨嚴重。常被引用的伏爾泰(Voltaire)名言:『我雖不同意你說的話,卻會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如今再難成立。社會似乎唯恐坦誠討論會令引發問題的因素浮現,帶出更多難以解決的問題。」

 

雖有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深感憂慮,但「對未來的恐懼並非出於物質考慮,。他們不滿上一代能者居之的晉升途徑,表示無意爬升「企業階梯」的舊路。新一代關心的反而是「生活質素」,不滿日復日的上班族生涯刻板沉悶。為求設法打破常規追尋新路向,新一代於是參與形形式式的小眾團體,例如環保、各種教派及政治組織等等。」

 

「現代社會中,關係千絲萬縷,錯縱複習,難以認清與處理,令人缺乏安全感,產生依附於目標狹隘而易於捉摸方向的小群體的傾向。須知各種理想與教條終經已煙滅,而上世紀在政治、社會上的成就現在已不受關注,也不再發揮作用,至今都變得價值有限。」

 

抗衡條件 名存實亡

 

Staub指出為了避免政治上出現小眾團體各據山頭的分裂局面,社會上必須具備兩大條件。第一,必須有共同的政治說法,至少具備為大多數個人以及小眾團體所認同的共同政治說法,振奮人心。在工業化年代以前,宗教一度發揮整合大小團體的作用,工業化年代降臨後,有關作用則由各種政治意識形態,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取而代之。缺乏共同說法,就難以凝聚不同個人及團體。

 

第二,社會上須有足以取信於民及指揮若定的政治領袖,以確保個人不會萌生躲進小眾團體的避難心態。

 

在Staub看來,「宗教已再難滿足現代社會的各種需求。不少神職人員已不知應自視為社會工作者抑或傳道人,再難在社會上擔當指路明燈的作用。」至於以政治意識形態作為宗教的替代品,在當代社會也是缺乏意義。他也明白到,在二十世紀要把現代的共同說法插放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自由主義的企圖,以失敗告終。其實民族主義雖從各種意識形態中脫穎而出,但卻往往淪為法西斯主義或部落主義。

 

作為二十世紀實用社會主義與開明社會主義的折衷產物,社會民主思想已疲態畢露,再也無法感召年輕一代,成為一種嶄新意識形態。

 

Staub又在文中寫道:「在廣為大眾接受的政治意識形態付之闕如的同時,政治領袖的影響力也日見消減。能吸引大批追隨者的政客,只因他們往往是某種利益或實用主義者的代言人,只懂有日過日地處理政治,而其認受性也就是僅此而已。管治於是毫無魅力可言,變成士氣低落的一門專業,看來大眾對政治領袖已失卻信心。」

 

「在歐洲民主國家輪流執掌政權的不同政黨,充其量亦只能視為「利益集團」,而非任何理念的旗手,是抖合各種小眾團體的「利益集團」,這種政黨只代表少數選民利益,根本談不上能夠代表大眾利益。」

 

「在大眾心目中,各項重大決策似乎未經民主程序而暗中進行。壓力團體變得極具遊說力,小眾組織則作多變與重叠的聚集;這些團體才是真正話事人,平民百姓實際上已喪失權利。」

 

「不少現存政治組織或架構大都不切實際,令人憂慮會淪入不知名及難以捉摸的政治勢力之中,是以無法贏得別人長期信賴,人們感到無所適從。」

 

小眾坐大 終成專制

 

Staub文章的結語點出:「以上心態導致不少人選擇只關注易理解的特定議題的小眾群體,因而助長對小眾趨之若鶩的傾向,尤以專注於特殊利益的小團體為甚。此等小眾爭取專注議題的主導權,從而影響甚至操控整體國策。部分小眾甚至憑藉對某單一議題的固執立場,將其偏執凌駕於「大眾」利益,幫助政客取得政治成果。」

 

「如此矛盾的狀態似乎從此全面確立:在民主政制之下,個人理應心安理得,深信市民身分獲得肯定,大眾意願應受尊重,而小眾專制為數極少。可惜經驗告訴我們,活躍、具影響力、蠱惑人心的小眾往往扮演主導角色,對群眾本應健全的本能產生決定性影響;部分原因在於一般選民除了較易接受「簡單」論點之外,更往往由於對弱勢社群的某種扶弱心理,而傾向接受小眾的論點。此外,新聞自由也為活躍小眾分子帶來較多號召群眾支持的機會;冷感、認命甚或疲態畢現的「大眾」則往往足不出戶,不問世事。」

 

「小眾規模愈小,目光愈狹窄,權力慾也愈旺盛,社會與政治局勢有演化成無政府狀態之虞,大眾變得無助,成為各類小眾團體的威嚇對象,理性被迫向情緒化觀感讓路,缺乏容人之量的歪風瀰漫社會,包容異見的自由風氣隨之蕩然,社會、文化、政治生態逐漸不受個人以至社區控制;正因如此,在難以駕馭而又全面失控的情況下,民主制度變得毫不民主。小眾專制於焉誕生!」

 

不過,Staub文章的描述畢竟是1980年的歐洲政局,由當年至今三十多年間,歐洲以至全球歷經不少變化。歐洲現況雖然不算理想,卻未至於在社會及政治上陷入無政府狀態,甚至曾經出現長期增長與繁榮。不過,Staub所強調造就「小眾專制」的成因 –– 缺乏共同政治說法與政治領導這兩大因素 –– 在歐洲依然存在,且亦正在香港政局中浮現。

 

一國兩制 十字街頭

 

「一國兩制」是界定香港1997年後五十年政局的正式規劃,但這個理念有否感召本地人?香港主權回歸之前,「一國兩制」的作用在於保證香港原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自回歸以來一直成效卓著。

 

然而在主權回歸之後,「一國兩制」之中是否已包含香港未來進化所繫的政治說法?英國殖民統治期間,香港社會所接受的政治說法只能以「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形容,總結了本地政治生態的希望與局限。既然缺乏為大我共同奮鬥的目標,本地人於是專心致志,循非政治途徑為個人以至所屬社區利益努力。本地社會的集體利益因而或多或少是個體化,亦即個人及家庭利益。

 

從此一說法出發,香港可說成就非凡。個人努力造就了活力充沛的社區、力爭上游的社會、全球最自由的經濟,以及舉世欽羨的公民權利,唯獨欠缺政治自由而已。「一國兩制」究竟可帶來甚麼政治說法?五十年後是否會再有「五十年不變」和那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抑或另有其他說法?

 

政治說法 團結關鍵

 

其中一個說法是與內地經濟互惠融合這一方面;假若只是一方得利又如何?又或有些人甚至會覺得社會上某些人獲利特別多?還在搾取他們的資源。這些感覺都足以令人對與內地經濟合作伙伴關係產生抗拒感。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或內地父母來港搶購奶粉,就是顯著例子。

 

經濟說法並未能全面顧及「一國」所涉及的範疇,在現今香港社會「一國」代表什麼?「祖國」又是什麼?深圳小孩可夢想成為國家主席、總理,但香港人是否可有同一夢想?內地人移民香港後,是否等於要放棄此一夢想?香港永久居民又如何投入祖國的政治生活?凡此種種,都是難以解答的問題,若無法解答,則香港並無政治說法可言。

 

至於社會層面,近二十年多來本地婚姻有超過四成屬跨境婚姻,可見在個人自由選擇方面,香港和內地社會融合步伐急速,毋需靠「一國兩制」中的任何政治說法促成。不過,如此重大變化實已反映政治說法來得太遲。

 

以「一國兩制」保證1997之後香港原有生活方式得以延續固然有其作用,但社會也不可能永遠原地踏步,新說法自然不可或缺,否則社會上只會充斥種種小眾的雜音。爭取普選的呼聲雖然似曾超乎普通小眾訴求,但目前看來後勁不繼,只屬背景中喧鬧之聲。缺乏「一國兩制」的政治說法,實在難望團結香港社會。

 

參考文獻:

 

Hans O. Staub and Harry Zohn, “The Tyranny of Minorities”, Daedalus – The End of Consensus? Vol. 109, No. 3, 1980

 

 

「再創香港奇蹟」系列 • 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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