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上周提及,不論在美國或香港社會,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出生者的跨代收入流動性並無下降跡象;美國的跨代收入流動性的相關估計數值為0.34(用百分位數等級計),而香港的跨代教育流動性的相關估計數值則處於0.31水平(用百分位數等級計)。事實上,香港的估計數值甚至較美國更低。可見,自1956年出生一輩開始,本地跨代教育流動性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

 

由於收入不均現象有所增長,一般人認為美港兩地跨代流動性也因此下降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香港(0.31)與美國(0.34)的估計數值可以推算出,兩地均會在三代之後,繼承得來的優勢或劣勢將完全消失,正正體現所謂「富不過三代」這古老說法。

 

不過,即使近數十年來,美、港社會整體跨代流動性大致維持平穩,但在個人成長過程中,家庭或社區方面普遍存在著頗多影響跨代流動性的錯縱複習因素,箇中關係千絲萬縷,不易解構,只知其中部分相關效應顯然影響較大,値得研究。

 

流向差異 五大起源

 

本年初Chetty等美國學者的研究發現,該國不同地區的向上流動性各有差異,背後的因素包括以下五方面:一、種族及社會隔閡;二、收入不均;三、教育水平;四、社會資本;五、家庭結構。

 

一、種族及社會隔閡對美國社會向上流動性的影響。在黑人比例較高、種族隔閡嚴重的社區,向上流動性往往特別低。不過,在同區中白人向上流動性也較低,顯示種族因素對向上流動性的影響存在於社區層面而非個人層面。

 

在「地域分散」程度(按上下班交通時間計算)較低的城市,向上流動性偏高。「地域分散」(geographic sprawl)使經濟條件較低者要住在遠離工作地點,而須忍受較長上落班的交通時間。因此這類上班族聚居的位置偏遠隔離和一致化的社區,正面成功榜樣通常為數不多。結果造成社會向上流動性與收入隔閡多呈反比。

 

在社區層面,種族與貧窮隔閡因而成為美國社會減低流動性的機制。地區鄰里的種族與收入兩方面愈交义混合,減低隔閡,則該處的向上流動性也愈高。回看本港近年有大量人口搬往新界,而工作機會仍集中於傳統市中心區,致令現時的社會隔閡程度遠較四十年前為高。

 

二、收入不均對跨代流動性的效應。美國收入不均程度較高的地區中,向上流動性往往較低。這一現象亦與世界各國所錄得的所謂「大亨曲線」(Great Gatsby Curve)不謀而合。

 

相較之下,無論美國境內或世界各地,收入最高1% 與跨代流動性的相關程度不大。由此可推測影響收入頂層的增長因素,與蠶食中產階層收入的因素並不相同,對跨代流動性造成主要障礙為對中產收入的因素。

 

三、學前教育及教育制度對社會向上流動的影響。考試分數較高、輟學率較低而每班人數較少的地區,向上流動性往往較高。此外,若地方稅率較高,由於所得稅款多用於資助公立學校,有關地區的向上流動性通常亦較高。

 

有趣的是跨代收入流動性的空間分佈形態(spatial patterns),與不同地域之間的父母收入對子女受大學教育機會及未成年產子比率影響分佈形態亦極為相似。收入的空間分布模式差異在子女未投身社會前已經出現,意味着流動性差異繫於他們成長過程中各項影響因素。

 

四、社會資本指數(social capital indices)的影響。社會資本指數是一個地區中社會網絡與社區參與的指標,與該區的向上流動性高度相關。舉例來說,向上流動性偏高的地區,居民信奉宗教的比例及參與社會組織的程度相對較高。

 

五、家庭結構是對向上流動性最具影響力的因素。單親父母比例屬預測某地區內向上流動性最有力的指標。研究結果顯示一個地區內由單身母親撫養的子女,其向上流動性的相關估計數値為 -0.764,單憑此一因素,已足以解釋為何各社區的流動性如此不同。子女若所住社區中較少單親父母,其向上流動性亦較高。

 

從研究結果可見,若能掌握美國家庭破碎原因並處理得法,應能大大改善窮等人家子女的向上流動力。事實上,無論在美國抑或香港,低收入家庭離婚率較高的現象已是人所共知。此外,研究還突顯地區的重要性,例如貧窮集中、住處隔閡、社會資本,以及地區學校質素等因素均對跨代流動性影響至巨。當然,單憑此等相關效應,並未足以揭示不同地區效應各異究是由於地區本身,抑或區內居民特質上的差異。

 

跨代流動 宏觀圖像

 

至於足以影響香港跨代流動性又有那些因素?我利用人口普查數據,構建了足以影響本地跨代流動性的一系列因素。但由於可資參考的資料有限,只憑教育水平去估計跨代教育流動性,以下分析未盡完善;要能作出較為妥善的量化分析,須經詳細調查收集充分數據,結合政府檔案,從而構建更為完整的圖像。

 

我除了分析父母的「教育百分位數等級」(schooling percentile rank)對子女個人教育百分位數等級的影響,同時對其他各項因素進行分析。不論個人或其父母的教育百分位數等級,均以各自同輩中人相關數據為參照準則。我分别對父與母的教育背景作出分析,衡量因素包括:一、子女性別;二、子女是否五年內的新移民;三、父母是否五年內的新移民;四、單親父親及母親效應;五、父或母是否居於自置居所(私樓或居屋);六、父或母是否租住公屋。

 

圖1】列出有關估計數値,估計父親教育對子女教育的影響,

 

圖2】則估計母親教育對子女教育的影響;

 

 

 

父母教育對子女教育的估計數値呈現大同小異的形態。1976年至1981年出生者的跨代教育流動性未見下降(甚或有略見改善迹象),而1961年至1971年出生者的教育流動性尤其理想,究其原因,實拜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專學額擴充以及1997年政權過渡前出現的中產移民潮所賜。

 

圖中估計數字顯示,假設父或母教育百分位數等級維持不變,男性一般較女性教育低約五個百分位數等級。此亦不足為奇;眾所周知,女生學業成績一般優於男生,在本地教育制度下往往會持續進修,所以統計上反映此一現象。

 

要是父或母屬新移民(即近五年內移居香港),雖然或屬不利條件,但根據統計這情況於1976年至2011年期間出生世代影響不大,跨代教育流動性相關估計數値亦較低。反而如果子女本身屬近五年內移居香港的新移民,則估計負面效應或呈雙位數,在某些年份中更較一般人低10至15個百分位數等級。

 

聚焦背景 漸見端倪

 

據有關估計數字顯示,現與單親家長同住者,其教育百分位數等級一般較與雙親同住者低四至六個百分點,其中估計數値或會被低估,因為雙親之中可能有一人再婚,以致與父母同住者或於幼年曾在單親家庭中成長。我由於未能掌握子女幼時有關父母婚姻狀況的資料,因而無從對實際效應作出更準確估計。

 

父母若居於自置居所,其教育百分位數等級往往高於私樓租戶約達六個等級;政府資助房屋(主要為「居者有其屋」計劃的單位)住戶中,雖然1946年至1971年出生者的教育百分位數等級較高,但有關效應對1971年後出生者而言已大為減低,箇中原因在於較佳成長環境抑或其他財富效應則不得而知。無論實際原因為何,在自置居所家庭中成長者顯然較具優勢。

 

父母租住公屋單位者,教育百分位數等級往往較私樓住戶為低,相差約為四、五個百分位數等級。由於公屋單位住戶普遍搬遷機會較低,箇中效應極有可能與社區相關。

 

對症下藥 濟貧長策

 

從美港兩地的研究結果可見,為資助低收入家庭而設的公共房屋政策應由提供資助租住公屋單位改為售賣居屋單位,此舉可產生三種效應,增加低收入家庭的跨代流動性。第一,置業有減少貧窮夫婦離婚的作用。若低收入家庭的離婚率下降,減少單親家庭,可為窮家子弟帶來改善前途的希望。

 

第二,有助提供財富轉移(並非只局限於房屋服務之類實物轉移)機會,從而提升低收入家庭幫助子女的能力。現時本地家庭的收入中位數僅為二萬多元,除非地產樓市崩潰,否則窮等人家實在難望置業。當然樓市崩潰又會觸發另一種災難。

 

第三,使低收入家庭不再聚居於沒有流動性的公屋社區。多元化的社區會較易為窮家子弟提供跨代向上流動成功的典範,有利於子女成長。任由窮困家庭聚居於偏遠而鮮見有此等典範的社區,究非善策。有能力置業安居的家庭愈多,社會上的政治分化程度就會愈低。

 

有些人的成長境況困苦、居住環境惡劣,但仍可出人頭地。個人成功背後,往往得力於母親養育、長輩(如祖母)提攜。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扶掖下一代成才,必須有組織、具計劃,否則根本難以克服個人生來就要面對的逆境。

 

美國五十年前的「抗貧戰爭」(War against Poverty)實行派錢濟貧,以期提高下一代的生活水平,可惜效果未見理想。這是由於未能認清當時真正缺乏的是父母的悉心照顧,甚或扶助幼小的育才計劃。由於當初未能認清如此重大真相,如今下一代要在童年貧困的境況中成長,以致就學能力、求學意志、學習態度、學習動機均受影響,這才是跨代流動性和貧窮問題日趨惡化的根源。如果面對飢腸轆轆的貧童,派錢固然是救急扶危,但這卻非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

 

Chetty等美國學者的研究結果在在證實,投資教育、維持家庭穩定、確保社區中弱勢社群受到扶助等安排都不可或缺。目前香港的公共房屋普遍位置偏遠、環境孤立,又怎能用以建設繁榮社區!

 

參考文獻: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Emmanuel Saez, and Nicholas Turner,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Working Paper 1984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14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and Emmanuel Saez,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Paper 1984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14

 

 

「再創香港奇蹟」系列.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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