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1992年嘉利.贝加教授(Professor Gary Becker)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将微观经济学分析范围延伸至各种人类行为与交往,包括非市场行为。」本文主要探讨他的贡献、治学之道,他的研究工作的特质与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文末并阐释何以我认为恩师纵已辞世,但他对后世的影响却会有增无减。

 

母校五年 奠基岁月

 

贝加教授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在芝大工作五年后,转往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他在以下四大范畴进行原创性研究:一、歧视;二、竞争与民主;三、生育;四、消费理论。最后一项与导师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一同携手研究,虽然佛利民以其在货币理论及政策方面的贡献见称于世,但经济学界公认消费理论的研究是他的代表作。贝加教授在有关研究中角色举足轻重,两人合作发表的研究论文为《判断凯恩斯模型的一种统计学幻象》(A Statistical Illusion in Judging Keynesian Models),参与佛利民消费理论的研究让他得到难能可贵的学习经验,从而孕育出日后个人以至芝大研究路向的三大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若缺乏理论基础,即无从正确诠释任何实证或统计上的关系。其次,一篇优秀的经济学研究著作所构建的模型,其中应包含各种屡试不爽的预测。最后,一个好的经济模型并非取决于它对一般人行为所作的假设,而是该等假设能否导向准确的预测。这成为贝加教授后来从事的所有经济学研究的风格。

 

他早年的博士论文题为《歧视经济学》(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利用经济学理论构建出一个歧视经济学模型:一个歧视黑人雇员的雇主,即使愿意聘请黑人员工,所付工资也会少于同一职位的白人雇员。这项分析结果发表前,一般人只想到黑人雇员因受雇主歧视而成为受害者,贝加教授的研究却显示,歧视黑人的雇主其实也会遭受损失,因为愿意聘请黑人员工的雇主即可从中获益,他们之得,正是歧视黑人的雇主之失。假使这批雇主所属行业竞争激烈,歧视黑人的雇主关门大吉只是迟早而已,岂不是损人终累己?

 

贝加教授利用分析入息税的效应以显示岐视就如税收一样同时对雇主和雇员造成损失。教授利用各行业中白人与黑人员工彼此工资差距的数据,测试其歧视经济学模型,结果发现行业竞争程度愈低,工资差距愈大,由此可见竞争有助减轻歧视现象。贝加教授这一创见不但令人耳目一新,更可说破旧立新;这正是将经济学理论活学活用的实例。可惜这篇论著1957年发表之时备受经济学界冷落,教授论著于1971年再版时亦不禁旧事重提。

 

在《竞争与民主》(Competition and Democracy)一文中,他运用经济学推理,比较市场上的竞争与民主政治上的竞争。在他心目中,民主是政党之间的政治角力,藉以争取选民支持,从而在政界中获取公职。选民的投票诱因其实不大,但特殊利益团体则为求有利己方的政策通过而展开游说,亦往往成为政党经费的主要来源。大小政党不惜功本,极力争取选民投以一票并踊跃投票。

 

他在文章中推论,政治竞争具备相当规模经济,故只有大政党才能在政坛上立足;此外,政治的胜利奖项远逊于经济市场上的收益,他的结论是,民主政体的政坛更像垄断市场,其竞争程度远较经济市场为低。由于政党必需争取经费来源,私相授受与贪赃枉法自是司空见惯。

 

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可算是比Anthony Downs拓荒之作《民主政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更具系统的先驱,但贝加教授这篇论文却遭《政治经济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拒登,后来则载于《法律暨经济学报》(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不过,运用经济理论研究政治,随后竟越见流行,在罗彻斯特大学(Rochester University)William Riker带动下更蔚然成风;而罗彻斯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现已在政治学研究方面成为学术界的明灯,贝加教授作为研究的先锋,实在功不可没;他后来仍不时从事政治方面的研究,但每多侧重于其他社会行为方面。

 

在《生育的经济分析》(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一文中,贝加教授运用经济学推理方式研究子女的供求关系,将子女比作耐用品,从而推论对子女的需求主要在于父母能付出多少时间,母亲所付出的时间尤其重要。教授的洞见在于养儿育女为极费时间的活动。因此,随着教育程度、经济发展同步改善,女性就业机会有所增加之际,妇女的时间日形珍贵,子女数目自然随之减少。

 

贝加教授发现两种经济发展效应的重大分别:一、经济繁荣,收入增加,对子女的需求增加,这是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二、经济繁荣,母亲的时间价值增加,影响养儿育女的成本上升,令拥有众多子女的欲望下降,由此产生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他以实证显示,由于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家境日趋富裕反令子女数目日减。

 

教授的生育理论一如他的其他理论,当初在经济学界未受重视。据说他首次在哈佛大学James Duesenberry经济学研讨会上提出子女好比耐用品的理念时,就更备受诟病。贝加教授当时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渐以研究专题离经叛道见称,还不时被同行规劝搞研究应以「务实」为重。

 

哥大九年 学观全面

 

贝加教授三十岁就当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任职九年后又重投芝大怀抱,他在哥大先后与Jacob Mincer、William Vickrey(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lvin Lancaster三位经济学名家合作,凭着学术上的超凡创意与敏锐触觉,吸引大批哥大尖子拜入门下,纷纷在经济学及劳动经济学应用方面做出成绩。贝加教授所作先驱研究涵盖人力资源理论、时间分配理论、个人收入分配理论、非理性行为、犯罪与惩罚五大范畴。

 

贝加教授以T. W. Schultz(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奬得主)的人力资本广义价值理念,与H Gregg Lewis在劳动经济学方面的早期分析法为基础,进一步将两位名家的学说发扬光大,创立了以投资理论为基础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说:运用个人购得的市场资源(如授课、课本、各种设备等)并投放时间学习,可增加个人的人力资本。个人时间正是增加人力资本的必备元素,正如教育不离学习,健康必须运动一样。

 

时间是所费不菲的资源,换取人力资本所花时间的代价等于该时段的工作收入。只要预期回报高于所付代价,一般人仍愿意作出人力资本投资。贝加教授以实证方式,将教育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而加以研究,发现其回报率远高于其他资本投资项目。

 

贝加教授所作相关研究具有多重意义。投资健康有助延年益寿,因此提高对教育投资的回报,健康与教育彼此相辅相成。假使人力资本有助提升个人生产力,则在学习上投资愈多,学习能力提升的程度也会愈高。个人不断学习,其时间价值自会不断提升,因此收入往往随年龄增长而上涨,却又会随折旧效应出现而迟早回落。

 

增强人力资源分配效率的要略之一,在于减低人在地区之间或国际间迁移的障碍。自由选择工作地点、自由择业,既可改善人力资源的分配效率,也足以鼓励个人在自身及子女的投资。近三十年来中国得以在经济上突飞猛进,也正因为容许劳工市场享有较大自由。

 

贝加教授也是率先针对劳工收入不均的个人及家庭分配状况,而构建出研究架构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个人收入差异源于其对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寡,自由社会禁止奴隶制,家境清贫者不可能以自身作抵押而筹得教育费用,是以政府有必要介入,以弥补资本市场的不足。

 

资助教育并非纯属公平问题,其实也关乎经济效率。资质高而家境清贫者在教育上投资不足,反映社会未能人尽其才。贝加教授明白到个人所能作出的投资要视乎能力与机遇,能力较高者可从人力投资中获益较大,自然应多作投资;家境清贫或生于穷国则所享机遇较少,因为人力投资所需的本钱难免较高。贫困一群所作的人力投资往往较低,社会政策的重点应聚焦于平衡机遇,而非在于结果。

 

在其《时间分配理论》(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一文中,贝加教授创出有关家庭生产(household production)的崭新理论,以便了解非市场行为。举例来说,在上教堂只为荣耀上帝的大前提下,出钱请人代劳就不像代买日用品般简单。时间价值既因人而异,上教堂的次数也不例外。有人上教堂的动机并非纯为荣耀上帝,年轻人、长者、妇女上教堂的次数较多,大概跟他们的时间价值较低相关。

 

贝加教育以时间作为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开创了以经济学分析去解释人类行为,妇女较男性虔诚是因为时间价值在两性之间的差异,并解释由于选修语言科及文科利于日后养儿育女,所以女生较男生为多。后来渐多学生根据教授的崭新理论,运用各种新奇数据及计量经济学方法作研究,题目百花齐放。

 

贝加教授也在研究中指出,职场以外的时间虽然未能产生市场或金钱回报,不被加载国家收入账目之中,却并非没有生产价值,即使睡眠时间也具经济效益,只要捱一晚通宵再看翌日表现,就可知充足睡眠如何重要。他的时间价值理论指个人收入(即工资率乘以一年累积工时)并非衡量经济效益的理想指标,而其研究结果显示,真正的劳工产值应相当于工资率乘以每日24小时以及一年365日。在家工作的妇女也产生经济效益,她们的经济贡献应计算在内,她们的服务应当作受薪工作计算。贝加教授称这理念为「完全收入」(full income),亦即假若「全职」工作所可获的收入。

 

寿命较长,毕生所得收入自然较高。富者赚钱较多,亦较长寿,毕生收入自然高于贫者。贝加教授有关研究的另一结果,在于全球收入不均现象在全球化趋势下日趋恶化之说,大概言过其实。随着国家经济日趋改善,即使穷国人的预期寿命也有所延长。因此,穷国人的毕生收入增长率更远胜发达国家,有助改善环球收入不均的现象。

 

贝加教授的全套经济学观及经济研究法,最初见于《非理性行为与经济学理论》(Irrational Behaviour and Economic Theory)一文。经济理论一向假设所有个人都会尽量利用一切资源,通过取舍方式的变化或所得资源的变化来解释人类行为;经济学则属分配有限资源以平衡种种目标的科学,而这种模型同时适用于市场及非市场行为。

 

虽然贝加教授未有质疑个人偏好变化对人类取舍行为的影响,但他却指出除非已有关乎个人偏好如何变化的理论,否则解释未算完满。举例来说,在解答为何妇女看似较男性虔诚的问题时,由于经济理论较善于分析稀缺(scarcity)及妥协(tradeoffs)两方面的变化,因此,经济学者应假设个人偏好维持不变,而专注于分析稀缺方面的变化,亦即妇女的时间价值较男性为低。

 

再举个例说,要解释为何苹果消费渐见增加,贝加教授会指出这是在种植苹果的生产力提升带动下,收入趋升和苹果价格趋降造成的现象,而非声称爱吃苹果的人愈来愈多,除非有办法解释爱吃者习惯为何而又如何产生。这正是我所谓的「贝加式」(Beckerian)经济分析法,其特点在于运用种种精密经济分析工具分析一切现象,而非限于根据个人偏好及突发性变化的假设。

 

贝加教授在所著《犯罪与惩罚经济分析法》(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研究论文中,将诱因经济模型用于分析预防犯罪方面,同时提出罪犯行为合乎理性并对诱因作出反应的论点。他更主张恢复死刑,并挑战种种假设「非理性」行为的犯罪理论,在法律及经济学研究方面另辟蹊径。

 

回归芝大 「家庭」为重

 

贝加教授重返芝大后继续先前的研究工作,并朝新的方向进发,主持「经济学应用研习班」(Workshop on Application of Economics),又与Richard Posner合办「理性选择研习班」(Rational Choice Workshop)。期间他的研究重点有五方面:家庭、跨代流动性、社会互动与偏好形成、政界压力团体、健康作为人力资本。

 

1970年,亦即贝加教授回归芝大翌年,我成为芝大本科生。他从未教过本科生班,我直至1973年修读他的「价格理论」(Price Theory)课时才有缘识荆。虽然当时我有听闻同学说教授在无关重要的课题上浪费时间,但他的研究领域却不断壮大。他的影响力所以如此深远,主因不在著书,而在于他能就各种课题发表著作,再经由其学生与相关著作发挥影响。他在研究方面向来不避争议而又表现出众的作风,最终引起广泛注意。犹记得修读过Duncan Black的一个研究生课程,Black是社会及公众选择理论 (Social and Public Choice theory) 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芝大的访问学者,还向我特别强调他的观点与贝加教授大不相同。由此可见贝加教授的确与众不同,备受注视。

 

贝加教授的家庭理论提供了一个完整架构,可供整理有关家庭此一重大社会制度的思考,从而掌握婚姻、生育、离婚、寿限、健康投资、社会保障、不均现象、跨代投资等概念。他亦将有关家庭的研究引伸至经济、法律以及国家等较广阔的议题,研究中更触及为何家庭对人类社会组织如斯重要,而为何又能世世代代保持其重要性。

 

贝加教授发现家庭唯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于养育亲生儿女的关键作用。人类成长过程缓慢,必需父母费时悉心照料,父母照料子女的诱因,也许正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赖以生存的一大特色。他认为各地社会对于领养子女并不热衷,足以显示家庭在养儿育女方面的重要性。除非本身不育,或出于人道精神,否则领养子女质量讯息不完善,始终存在相当风险。

 

家庭远较人类所创的其他制度(包括法律及国家)能确保人类得以世代承传。我相信贝加教授私底下也深信,对家庭意义的掌握更重于对其他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他大概认为家庭是最具生命力的制度,也是人类社会进化中最关键的一环。

 

贝加教授也着力研究其他往往被视为非理性的行为,例如利他、沉迷、追新逐异,以及出于恐惧心态的行为,从中研究个人偏好的成因、变化原因以及定型经过。他又研究个人偏好的形成与社会互动的行为,并展现其作为在管理稀缺资源及响应稀缺变化过程中优化行为所引致的效果。

 

既博且精 垂范后学

 

George Stigler教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说:「贝加教授是开辟了综合社会科学的总工程师,实堪以此名垂后世。」佛利民则称他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贝加教授的研究对芝加哥学派研究风格的厘定贡献良多。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由1988年起,每十年选出八位最具潜质的新进经济学家。1988年入选的八位,贡献均在于传统研究课题方面。及至1998年,八位入选者中则有五位从事非传统课题研究,包括凭《怪僻经济学》(Freakonomics)及「超级怪僻经济学」(Super Freakonomics)闻名的利维特(Steve Levitt),他率先向大众推广经济学在日常生活问题方面的用途,其他经济学者随即纷纷跟风,而在经济学界形成一时风尚。《经济学人》认为当时的新进经济学家都以贝加教授为榜样,开始研究起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教育学家、流行病学家,甚至犯罪学家的研究专题。

 

2008年,入选者中又有五位正从事非传统经济学课题研究,或运用非传统方法研究传统经济学课题,杂志于是断定经济学家仍「不务正业」,越轨探究崭新社会行为。自从贝加教授在上世纪六十及七十年代以犯罪及家庭为题发表著作以来,就一直有经济学家作出同样「越轨」之举。究竟这些新进经济学家与经济学科之间有何一脉相承之处?事实上,经济学家仍一致喜用数式解释人类行为,而对于研究方法的精密程度一直引以自豪,亦往往较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善于抽丝剥茧,解读有关数据。今时今日的经济学到底有何特点?经济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巨匠所研究的就是经济学,这也正是贝加教授及芝加哥学派对后世的影响所在。

 

随着资本主义与环球市场冒起兴盛,社会日趋繁荣,人类为谋生计的市场工作时间势将持续减少。在市场生产力不断提升带动下,人们每天不再花那么多时间在赚钱之上,益寿延年与工作生涯成了反比;换言之,社会愈繁荣,人们花在非市场活动上的时间就愈长。经济分析用于非市场活动方面的机会日增,贝加教授对后世的影响必会有增无已,他的学说定将历久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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