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1992年嘉利.貝加教授(Professor Gary Becker)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揚他「將微觀經濟學分析範圍延伸至各種人類行為與交往,包括非市場行為。」本文主要探討他的貢獻、治學之道,他的研究工作的特質與重要性及其對經濟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文末並闡釋何以我認為恩師縱已辭世,但他對後世的影響卻會有增無減。

 

母校五年 奠基歲月

 

貝加教授1955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在芝大工作五年後,轉往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期間他在以下四大範疇進行原創性研究:一、歧視;二、競爭與民主;三、生育;四、消費理論。最後一項與導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一同攜手研究,雖然佛利民以其在貨幣理論及政策方面的貢獻見稱於世,但經濟學界公認消費理論的研究是他的代表作。貝加教授在有關研究中角色舉足輕重,兩人合作發表的研究論文為《判斷凱恩斯模型的一種統計學幻象》(A Statistical Illusion in Judging Keynesian Models),參與佛利民消費理論的研究讓他得到難能可貴的學習經驗,從而孕育出日後個人以至芝大研究路向的三大元素。

 

第一個元素是若缺乏理論基礎,即無從正確詮釋任何實證或統計上的關係。其次,一篇優秀的經濟學研究著作所構建的模型,其中應包含各種屢試不爽的預測。最後,一個好的經濟模型並非取決於它對一般人行為所作的假設,而是該等假設能否導向準確的預測。這成為貝加教授後來從事的所有經濟學研究的風格。

 

他早年的博士論文題為《歧視經濟學》(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利用經濟學理論構建出一個歧視經濟學模型:一個歧視黑人僱員的僱主,即使願意聘請黑人員工,所付工資也會少於同一職位的白人僱員。這項分析結果發表前,一般人只想到黑人僱員因受僱主歧視而成為受害者,貝加教授的研究卻顯示,歧視黑人的僱主其實也會遭受損失,因為願意聘請黑人員工的僱主即可從中獲益,他們之得,正是歧視黑人的僱主之失。假使這批僱主所屬行業競爭激烈,歧視黑人的僱主關門大吉只是遲早而已,豈不是損人終累己?

 

貝加教授利用分析入息税的效應以顯示岐視就如税收一樣同時對僱主和僱員造成損失。教授利用各行業中白人與黑人員工彼此工資差距的數據,測試其歧視經濟學模型,結果發現行業競爭程度愈低,工資差距愈大,由此可見競爭有助減輕歧視現象。貝加教授這一創見不但令人耳目一新,更可說破舊立新;這正是將經濟學理論活學活用的實例。可惜這篇論著1957年發表之時備受經濟學界冷落,教授論著於1971年再版時亦不禁舊事重提。

 

在《競爭與民主》(Competition and Democracy)一文中,他運用經濟學推理,比較市場上的競爭與民主政治上的競爭。在他心目中,民主是政黨之間的政治角力,藉以爭取選民支持,從而在政界中獲取公職。選民的投票誘因其實不大,但特殊利益團體則為求有利己方的政策通過而展開遊說,亦往往成為政黨經費的主要來源。大小政黨不惜功本,極力爭取選民投以一票並踴躍投票。

 

他在文章中推論,政治競爭具備相當規模經濟,故只有大政黨才能在政壇上立足;此外,政治的勝利獎項遠遜於經濟市場上的收益,他的結論是,民主政體的政壇更像壟斷市場,其競爭程度遠較經濟市場為低。由於政黨必需爭取經費來源,私相授受與貪贓枉法自是司空見慣。

 

他在這方面的研究可算是比Anthony Downs拓荒之作《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更具系統的先驅,但貝加教授這篇論文卻遭《政治經濟學報》(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拒登,後來則載於《法律暨經濟學報》(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不過,運用經濟理論研究政治,隨後竟越見流行,在羅徹斯特大學(Rochester University)William Riker帶動下更蔚然成風;而羅徹斯特大學政治科學系現已在政治學研究方面成為學術界的明燈,貝加教授作為研究的先鋒,實在功不可沒;他後來仍不時從事政治方面的研究,但每多側重於其他社會行為方面。

 

在《生育的經濟分析》(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一文中,貝加教授運用經濟學推理方式研究子女的供求關係,將子女比作耐用品,從而推論對子女的需求主要在於父母能付出多少時間,母親所付出的時間尤其重要。教授的洞見在於養兒育女為極費時間的活動。因此,隨着教育程度、經濟發展同步改善,女性就業機會有所增加之際,婦女的時間日形珍貴,子女數目自然隨之減少。

 

貝加教授發現兩種經濟發展效應的重大分别:一、經濟繁榮,收入增加,對子女的需求增加,這是收入效應(income effect);二、經濟繁榮,母親的時間價值增加,影響養兒育女的成本上升,令擁有眾多子女的慾望下降,由此產生替代效應(substitution effect)。他以實證顯示,由於替代效應大於收入效應,家境日趨富裕反令子女數目日減。

 

教授的生育理論一如他的其他理論,當初在經濟學界未受重視。據說他首次在哈佛大學James Duesenberry經濟學研討會上提出子女好比耐用品的理念時,就更備受詬病。貝加教授當時在經濟學界嶄露頭角,漸以研究專題離經叛道見稱,還不時被同行規勸搞研究應以「務實」為重。

 

哥大九年 學觀全面

 

貝加教授三十歲就當上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任職九年後又重投芝大懷抱,他在哥大先後與Jacob Mincer、William Vickrey(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elvin Lancaster三位經濟學名家合作,憑着學術上的超凡創意與敏銳觸覺,吸引大批哥大尖子拜入門下,紛紛在經濟學及勞動經濟學應用方面做出成績。貝加教授所作先驅研究涵蓋人力資源理論、時間分配理論、個人收入分配理論、非理性行為、犯罪與懲罰五大範疇。

 

貝加教授以T. W. Schultz(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人力資本廣義價值理念,與H Gregg Lewis在勞動經濟學方面的早期分析法為基礎,進一步將兩位名家的學說發揚光大,創立了以投資理論為基礎的人力資本理論,就是說:運用個人購得的市場資源(如授課、課本、各種設備等)並投放時間學習,可增加個人的人力資本。個人時間正是增加人力資本的必備元素,正如教育不離學習,健康必須運動一樣。

 

時間是所費不菲的資源,換取人力資本所花時間的代價等於該時段的工作收入。只要預期回報高於所付代價,一般人仍願意作出人力資本投資。貝加教授以實證方式,將教育視為一種人力資本投資而加以研究,發現其回報率遠高於其他資本投資項目。

 

貝加教授所作相關研究具有多重意義。投資健康有助延年益壽,因此提高對教育投資的回報,健康與教育彼此相輔相成。假使人力資本有助提升個人生產力,則在學習上投資愈多,學習能力提升的程度也會愈高。個人不斷學習,其時間價值自會不斷提升,因此收入往往隨年齡增長而上漲,卻又會隨折舊效應出現而遲早回落。

 

增強人力資源分配效率的要略之一,在於減低人在地區之間或國際間遷移的障礙。自由選擇工作地點、自由擇業,既可改善人力資源的分配效率,也足以鼓勵個人在自身及子女的投資。近三十年來中國得以在經濟上突飛猛進,也正因為容許勞工市場享有較大自由。

 

貝加教授也是率先針對勞工收入不均的個人及家庭分配狀況,而構建出研究架構的第一位經濟學家。個人收入差異源於其對自身人力資本投資的多寡,自由社會禁止奴隸制,家境清貧者不可能以自身作抵押而籌得教育費用,是以政府有必要介入,以彌補資本市場的不足。

 

資助教育並非純屬公平問題,其實也關乎經濟效率。資質高而家境清貧者在教育上投資不足,反映社會未能人盡其才。貝加教授明白到個人所能作出的投資要視乎能力與機遇,能力較高者可從人力投資中獲益較大,自然應多作投資;家境清貧或生於窮國則所享機遇較少,因為人力投資所需的本錢難免較高。貧困一群所作的人力投資往往較低,社會政策的重點應聚焦於平衡機遇,而非在於結果。

 

在其《時間分配理論》(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一文中,貝加教授創出有關家庭生產(household production)的嶄新理論,以便了解非市場行為。舉例來說,在上教堂只為榮耀上帝的大前提下,出錢請人代勞就不像代買日用品般簡單。時間價值既因人而異,上教堂的次數也不例外。有人上教堂的動機並非純為榮耀上帝,年輕人、長者、婦女上教堂的次數較多,大概跟他們的時間價值較低相關。

 

貝加教育以時間作為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開創了以經濟學分析去解釋人類行為,婦女較男性虔誠是因為時間價值在兩性之間的差異,並解釋由於選修語言科及文科利於日後養兒育女,所以女生較男生為多。後來漸多學生根據教授的嶄新理論,運用各種新奇數據及計量經濟學方法作研究,題目百花齊放。

 

貝加教授也在研究中指出,職場以外的時間雖然未能產生市場或金錢回報,不被載入國家收入賬目之中,卻並非沒有生產價值,即使睡眠時間也具經濟效益,只要捱一晚通宵再看翌日表現,就可知充足睡眠如何重要。他的時間價值理論指個人收入(即工資率乘以一年累積工時)並非衡量經濟效益的理想指標,而其研究結果顯示,真正的勞工產值應相當於工資率乘以每日24小時以及一年365日。在家工作的婦女也產生經濟效益,她們的經濟貢獻應計算在內,她們的服務應當作受薪工作計算。貝加教授稱這理念為「完全收入」(full income),亦即假若「全職」工作所可獲的收入。

 

壽命較長,畢生所得收入自然較高。富者賺錢較多,亦較長壽,畢生收入自然高於貧者。貝加教授有關研究的另一結果,在於全球收入不均現象在全球化趨勢下日趨惡化之說,大概言過其實。隨着國家經濟日趨改善,即使窮國人的預期壽命也有所延長。因此,窮國人的畢生收入增長率更遠勝發達國家,有助改善環球收入不均的現象。

 

貝加教授的全套經濟學觀及經濟研究法,最初見於《非理性行為與經濟學理論》(Irrational Behaviour and Economic Theory)一文。經濟理論一向假設所有個人都會儘量利用一切資源,通過取捨方式的變化或所得資源的變化來解釋人類行為;經濟學則屬分配有限資源以平衡種種目標的科學,而這種模型同時適用於市場及非市場行為。

 

雖然貝加教授未有質疑個人偏好變化對人類取捨行為的影響,但他卻指出除非已有關乎個人偏好如何變化的理論,否則解釋未算完滿。舉例來說,在解答為何婦女看似較男性虔誠的問題時,由於經濟理論較善於分析稀缺(scarcity)及妥協(tradeoffs)兩方面的變化,因此,經濟學者應假設個人偏好維持不變,而專注於分析稀缺方面的變化,亦即婦女的時間價值較男性為低。

 

再舉個例說,要解釋為何蘋果消費漸見增加,貝加教授會指出這是在種植蘋果的生產力提升帶動下,收入趨升和蘋果價格趨降造成的現象,而非聲稱愛吃蘋果的人愈來愈多,除非有辦法解釋愛吃者習慣為何而又如何產生。這正是我所謂的「貝加式」(Beckerian)經濟分析法,其特點在於運用種種精密經濟分析工具分析一切現象,而非限於根據個人偏好及突發性變化的假設。

 

貝加教授在所著《犯罪與懲罰經濟分析法》(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研究論文中,將誘因經濟模型用於分析預防犯罪方面,同時提出罪犯行為合乎理性並對誘因作出反應的論點。他更主張恢復死刑,並挑戰種種假設「非理性」行為的犯罪理論,在法律及經濟學研究方面另闢蹊徑。

 

回歸芝大 「家庭」為重

 

貝加教授重返芝大後繼續先前的研究工作,並朝新的方向進發,主持「經濟學應用研習班」(Workshop on Application of Economics),又與Richard Posner合辦「理性選擇研習班」(Rational Choice Workshop)。期間他的研究重點有五方面:家庭、跨代流動性、社會互動與偏好形成、政界壓力團體、健康作為人力資本。

 

1970年,亦即貝加教授回歸芝大翌年,我成為芝大本科生。他從未教過本科生班,我直至1973年修讀他的「價格理論」(Price Theory)課時才有緣識荊。雖然當時我有聽聞同學說教授在無關重要的課題上浪費時間,但他的研究領域卻不斷壯大。他的影響力所以如此深遠,主因不在著書,而在於他能就各種課題發表著作,再經由其學生與相關著作發揮影響。他在研究方面向來不避爭議而又表現出眾的作風,最終引起廣泛注意。猶記得修讀過Duncan Black的一個研究生課程,Black是社會及公眾選擇理論 (Social and Public Choice theory) 的創始人之一,也是芝大的訪問學者,還向我特別強調他的觀點與貝加教授大不相同。由此可見貝加教授的確與眾不同,備受注視。

 

貝加教授的家庭理論提供了一個完整架構,可供整理有關家庭此一重大社會制度的思考,從而掌握婚姻、生育、離婚、壽限、健康投資、社會保障、不均現象、跨代投資等概念。他亦將有關家庭的研究引伸至經濟、法律以及國家等較廣闊的議題,研究中更觸及為何家庭對人類社會組織如斯重要,而為何又能世世代代保持其重要性。

 

貝加教授發現家庭唯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於養育親生兒女的關鍵作用。人類成長過程緩慢,必需父母費時悉心照料,父母照料子女的誘因,也許正是人類進化過程中賴以生存的一大特色。他認為各地社會對於領養子女並不熱衷,足以顯示家庭在養兒育女方面的重要性。除非本身不育,或出於人道精神,否則領養子女質量訊息不完善,始終存在相當風險。

 

家庭遠較人類所創的其他制度(包括法律及國家)能確保人類得以世代承傳。我相信貝加教授私底下也深信,對家庭意義的掌握更重於對其他社會科學課題的研究。他大概認為家庭是最具生命力的制度,也是人類社會進化中最關鍵的一環。

 

貝加教授也著力研究其他往往被視為非理性的行為,例如利他、沉迷、追新逐異,以及出於恐懼心態的行為,從中研究個人偏好的成因、變化原因以及定型經過。他又研究個人偏好的形成與社會互動的行為,並展現其作為在管理稀缺資源及回應稀缺變化過程中優化行為所引致的效果。

 

既博且精 垂範後學

 

George Stigler教授(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說:「貝加教授是開闢了綜合社會科學的總工程師,實堪以此名垂後世。」佛利民則稱他為「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貝加教授的研究對芝加哥學派研究風格的厘定貢獻良多。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由1988年起,每十年選出八位最具潛質的新進經濟學家。1988年入選的八位,貢獻均在於傳統研究課題方面。及至1998年,八位入選者中則有五位從事非傳統課題研究,包括憑《怪僻經濟學》(Freakonomics)及「超級怪僻經濟學」(Super Freakonomics)聞名的利維特(Steve Levitt),他率先向大眾推廣經濟學在日常生活問題方面的用途,其他經濟學者隨即紛紛跟風,而在經濟學界形成一時風尚。《經濟學人》認為當時的新進經濟學家都以貝加教授為榜樣,開始研究起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教育學家、流行病學家,甚至犯罪學家的研究專題。

 

2008年,入選者中又有五位正從事非傳統經濟學課題研究,或運用非傳統方法研究傳統經濟學課題,雜誌於是斷定經濟學家仍「不務正業」,越軌探究嶄新社會行為。自從貝加教授在上世紀六十及七十年代以犯罪及家庭為題發表著作以來,就一直有經濟學家作出同樣「越軌」之舉。究竟這些新進經濟學家與經濟學科之間有何一脈相承之處?事實上,經濟學家仍一致喜用數式解釋人類行為,而對於研究方法的精密程度一直引以自豪,亦往往較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人員善於抽絲剝繭,解讀有關數據。今時今日的經濟學到底有何特點?經濟學家甚至是經濟學巨匠所研究的就是經濟學,這也正是貝加教授及芝加哥學派對後世的影響所在。

 

隨着資本主義與環球市場冒起興盛,社會日趨繁榮,人類為謀生計的市場工作時間勢將持續減少。在市場生產力不斷提升帶動下,人們每天不再花那麼多時間在賺錢之上,益壽延年與工作生涯成了反比;換言之,社會愈繁榮,人們花在非市場活動上的時間就愈長。經濟分析用於非市場活動方面的機會日增,貝加教授對後世的影響必會有增無已,他的學說定將歷久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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