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均程度日增,乃由两个现象造成,首先是由于收入最高20%者的收入持续上升,其次是由于余下的80%(即收入处于中层及底层的人土)的收入持续下降。【图一】显示这两个现象拉阔收入分布。

 

第一个现象出现是由于在此期间真正获得经济利益的唯一群组只是收入最高20%的一群,且集中在最高的10%、5%,以至高踞顶尖 1% 的少数幸运儿;第二个现象则在于中产阶级正逐渐下沉,出现日渐沦为低收入阶层的趋势。在两者产生的双重效应之下,不但收入中位数下降,且最高与最低收入间的差距更日益扩大。

 

本文先集中讨论第一个现象,下周将探讨第二个现象。

 

U形逆转 不均势成

 

早于1955年,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职期间,就已指出发达国家中的收入不均趋势往往呈「倒转U形」的经济常态,在农民大举移入工业城市之际,收入不均显著趋升,但随着产出日增,生产力提升而令增益分布变得平均,不均现象于是逐步减弱。

 

皮格提(Thomas Piketty)与扎伊尔(Emmanuel Saez)两位法国经济学家在分析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税务数据,证实收入不均日趋严重的普遍观感的确与事实相符,二次大战后上述一大经济常态崩解。两人的研究结果证明,发达国家的「倒转U形」收入不均趋势已反转过来成为正「U形」,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平稳上升而非下降(【图二】)。

研究又发现,收入最高10%家庭的各项收入一直持续提升,这类高收入家庭在所谓「势大声洪的1920年代」直至1940年期间,更高占全美整体收入约45%,到二战爆发影响下,所占比率才回落至33%左右。随后三十年此一比率一直维持稳定,直至七十年代中叶又告攀升,至2012年超越50%,不但跨过1928年的高峰,更打破自1917年以来的纪录。

 

两位经济学家还发现收入最高1%人士占全国整体收入比率同样呈现「U」形(【图二】),于1928年达至高峰,在二战期间跌至约10%,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又回升至20% 以上。

 

为舒缓收入不均的问题,皮格提与扎伊尔曾呼吁向高收入者征收较高边际税率,比如顶尖1%的一群须缴交83%边际税。鉴于两人的社会主义立场,有此主张本不足为奇,但如此推论犯上两种谬误。首先,他们假设富者愈富而贫者总见堕后;其次,他们认为大部分家庭的实质收入数十年来未见显著增长,这关乎中产阶级为何逐渐沦为低收入阶层,下周将就这论点作进一步分析。

 

社会流动 另有解释

 

究竟能晋身收入最高1%,又或5%、10%以至20% 一族,是否经常都是同一批人?美国普罗大众得享此等富足水平的机会(那怕只在一时)又有多大?

 

在《追逐美国梦》(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中,作者兰克(Mark Rank)、赫斯科(Thomas Hirschl)、福斯特(Kirk Foster)分析过四十四年的数据,找出美国25至60岁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曾得享不同富足水平,结果相当出人意表。

 

他们的分析发现,美国人口中有12% 至少有一年属收入最高1%之列,有39% 有一年属收入最高 5%,而56% 则入于收入最高 10% 之中,更有比例高达73% 的美国人一生之中有一年属收入最高 20%一族(【图三】)。

 

由此可见,大部分美国人终其职业生涯都会有至少一年得享富足。另一方面,亦有40% 及 54% 美国人会在25至 60 岁之间至少分别一尝贫穷或「濒穷」(near poverty)滋味。

 

若根据以往从皮格提与扎伊尔两位的研究所得,收入最高1% 的人口始终是同一批人,正如其余99% 人口也被视为一成不变;若两个组别的合成人士真是完全不变,则收入不均也难有转寰余地,如此则加税似是唯一化解之道;但这并非事实,认为1% 与99%,或说10%与90%两组人的组成完全不会转变显然与事实不符。

 

有关美国人一生中在不同收入级别进出的实证,足以令硬性以收入划分阶级的观念站不住脚。假使征收83% 边际税率真能成事,就会剥夺大部分富者一生中能够跻身收入最高1%的唯一机会,严重打击他们努力工作的意欲。

 

富者愈富 现代演绎

 

若以「福布斯400」名单为例,利用已有财富投资而积蓄致富者,实在少之又少。若将1982年的名单与2012年的互相对照,会发现1982年上榜而仍存于2012年的名单者不足十分之一。其实于1982年榜上有名者,即使每年积聚财富的实质比率只得4%,也应有大部分在2012年上榜;但事实上挥金如土、捐献或投资不善乃人之常情;名单中因继承财富而上榜者也大为减少。

 

属收入最高1%者的收入增值主要在于劳动收入,而非资本收入。官方数据大概过于低估这方面,例如毕菲德(Warren Buffet)报称的资本收入之中,其实有一大部分应视为其企业劳动所得回报。

 

收入最高1% 者的劳动收入升幅为何一枝独秀?这就不得而知。当然,有关企业高层应得待遇的观念已有所改变,这在英语世界中尤其明显。税率下降,企业高层自能从中得益。不过,各大企业的董事局及股东何以任由企业高层坐享优厚待遇而不过问?

 

现行的企业管治缺乏规管高层自利的安排,实有不少值得非议之处,况且滥权谋私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能者多得这一概念,毕竟须受到重视。事实上,最有能力赚钱的企业高层,通常并非那些运用权力安插亲朋于董事局,作为自己后盾的企业高层,而是私募股权公司或大家族股东拣选代为打理旗下机构的人才。

 

此外,收入最高1% 者的收入持续上升,也反映出金融界高层享有匪夷所思的优厚待遇。虽然过度杠杆化在金融界确实值得引以为戒,但从业员的优厚待遇,在在都反映出论功行赏,与表现挂钩的制度,例如投资经理的待遇,就往往根据他们为公司赚得的回报计算。

 

芝加哥大学已故经济学教授罗森(Sherwin Rosen)于1981年就教导我们,在科技一日千里与全球化趋势带动下,只要具备企业家才能、运气好些或有过人的管理能力,就能出人头地,成为企业界的超级巨星。只要将伊士曼(George Eastman)与乔布斯(Steve Jobs)二人的际遇作一比较,就可知此言非虚。虽然伊士曼贵为摄影技术的奠基人,但乔布斯既有现成的全球市场,且能在短时间内以低成本推出种种新科技,所获价值因而远高于伊士曼。

 

类似现象在其他领域也日趋普遍,最显著的例子莫如体育界及娱乐界名人凭借个人名气在国际市场大丰收,当然,无论在哪一方面天赋过人,都具备类同成功条件;现今世界电子网络化,超级巨星的观众动辄数以百万计,其号召力的范围以及报酬自然远胜于昔。影响所及,这一现象如今已扩展至教育界、传道界和电玩界等。

 

1983年,可容纳12500观众的香港体育馆(红馆)落成启用,馆内全无支柱的设计,让围绕舞台四周的观众视线无阻,不但造就了不少广东流行歌星,为他们带来可观收益,更把香港的演唱会事业发展推向历史高峰。本地娱乐市场得以「全球化」,红馆「科技」可说功不可没。

 

语域为界 「美梦」仍在

 

环顾全球各地,最高1% 收入分布呈U形的走势唯独在英语世界出现,实属颇堪玩味的现象(【图四】),反观欧洲大陆及日本的走势却呈L形(【图五】)。

为何非英语世界所出的超级巨星、企业家、发明家以及高薪企业主管数目远不及英语世界?事实上,全球最具规模的跨国集团也一向来自英语世界,说不定英语世界市场较能融入环球经济,又或者英语世界以外的各地社会向上流动性较为逊色。

 

兰克、赫斯科、福斯特三位在研究中亦发现,近80% 的美国人口在25至60岁期间会在经济上遇到危机,这项经济风险近四十年来一直有增无减。不过,接受调查的美国人对在有生之年实现「美国梦」却依然抱持乐观态度。

 

去年11月,在《追逐美国梦》出版前五个月,该书首席作者兰克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写社论,指出约有40% 美国人会在25至60岁之间尝到贫穷滋味,数天之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就此加以报导;12月4 日,总统奥巴马以经济不均为题发表演说时,更引用此颇为惊人的数字。

 

奥巴马在演说中强调上述论点,未能完整反映美国社会的贫穷及向上流动性现状。本栏4月30日《美国与香港社会向上流动性的对照和启示》一文已分析Chetty等学者的最新研究,出生于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美国人,社会向上流动性并无任何改变迹象。美国向被冠以「机会之邦」(the land of opportunity)的美名,至今仍䇄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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