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均程度日增,乃由兩個現象造成,首先是由於收入最高20%者的收入持續上升,其次是由於餘下的80%(即收入處於中層及底層的人土)的收入持續下降。【圖一】顯示這兩個現象拉濶收入分布。

 

第一個現象出現是由於在此期間真正獲得經濟利益的唯一群組只是收入最高20%的一群,且集中在最高的10%、5%,以至高踞頂尖 1% 的少數幸運兒;第二個現象則在於中產階級正逐漸下沉,出現日漸淪為低收入階層的趨勢。在兩者產生的雙重效應之下,不但收入中位數下降,且最高與最低收入間的差距更日益擴大。

 

本文先集中討論第一個現象,下周將探討第二個現象。

 

U形逆轉 不均勢成

 

早於1955年,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職期間,就已指出發達國家中的收入不均趨勢往往呈「倒轉U形」的經濟常態,在農民大舉移入工業城市之際,收入不均顯著趨升,但隨着產出日增,生產力提升而令增益分布變得平均,不均現象於是逐步減弱。

 

皮格提(Thomas Piketty)與薩伊(Emmanuel Saez)兩位法國經濟學家在分析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稅務數據,證實收入不均日趨嚴重的普遍觀感的確與事實相符,二次大戰後上述一大經濟常態崩解。兩人的研究結果證明,發達國家的「倒轉U形」收入不均趨勢已反轉過來成為正「U形」,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平穩上升而非下降(【圖二】)。

研究又發現,收入最高10%家庭的各項收入一直持續提升,這類高收入家庭在所謂「勢大聲洪的1920年代」直至1940年期間,更高佔全美整體收入約45%,到二戰爆發影響下,所佔比率才回落至33%左右。隨後三十年此一比率一直維持穩定,直至七十年代中葉又告攀升,至2012年超越50%,不但跨過1928年的高峰,更打破自1917年以來的紀錄。

 

兩位經濟學家還發現收入最高1%人士佔全國整體收入比率同樣呈現「U」形(【圖二】),於1928年達至高峰,在二戰期間跌至約10%,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又回升至20% 以上。

 

為舒緩收入不均的問題,皮格提與薩伊曾呼籲向高收入者徵收較高邊際稅率,比如頂尖1%的一群須繳交83%邊際稅。鑑於兩人的社會主義立場,有此主張本不足為奇,但如此推論犯上兩種謬誤。首先,他們假設富者愈富而貧者總見墮後;其次,他們認為大部分家庭的實質收入數十年來未見顯著增長,這關乎中產階級為何逐漸淪為低收入階層,下周將就這論點作進一步分析。

 

社會流動 另有解釋

 

究竟能晉身收入最高1%,又或5%、10%以至20% 一族,是否經常都是同一批人?美國普羅大眾得享此等富足水平的機會(那怕只在一時)又有多大?

 

在《追逐美國夢》(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書中,作者蘭克(Mark Rank)、赫斯科(Thomas Hirschl)、福斯特(Kirk Foster)分析過四十四年的數據,找出美國25至60歲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曾得享不同富足水平,結果相當出人意表。

 

他們的分析發現,美國人口中有12% 至少有一年屬收入最高1%之列,有39% 有一年屬收入最高 5%,而56% 則入於收入最高 10% 之中,更有比例高達73% 的美國人一生之中有一年屬收入最高 20%一族(【圖三】)。

 

由此可見,大部分美國人終其職業生涯都會有至少一年得享富足。另一方面,亦有40% 及 54% 美國人會在25至 60 歲之間至少分別一嘗貧窮或「瀕窮」(near poverty)滋味。

 

若根據以往從皮格提與薩伊兩位的研究所得,收入最高1% 的人口始終是同一批人,正如其餘99% 人口也被視為一成不變;若兩個組别的合成人士真是完全不變,則收入不均也難有轉寰餘地,如此則加稅似是唯一化解之道;但這並非事實,認為1% 與99%,或說10%與90%兩組人的組成完全不會轉變顯然與事實不符。

 

有關美國人一生中在不同收入級別進出的實證,足以令硬性以收入劃分階級的觀念站不住腳。假使徵收83% 邊際稅率真能成事,就會剝奪大部分富者一生中能夠躋身收入最高1%的唯一機會,嚴重打擊他們努力工作的意欲。

 

富者愈富 現代演繹

 

若以「福布斯400」名單為例,利用已有財富投資而積蓄致富者,實在少之又少。若將1982年的名單與2012年的互相對照,會發現1982年上榜而仍存於2012年的名單者不足十分之一。其實於1982年榜上有名者,即使每年積聚財富的實質比率只得4%,也應有大部分在2012年上榜;但事實上揮金如土、捐獻或投資不善乃人之常情;名單中因繼承財富而上榜者也大為減少。

 

屬收入最高1%者的收入增值主要在於勞動收入,而非資本收入。官方數據大概過於低估這方面,例如畢菲德(Warren Buffet)報稱的資本收入之中,其實有一大部分應視為其企業勞動所得回報。

 

收入最高1% 者的勞動收入升幅為何一枝獨秀?這就不得而知。當然,有關企業高層應得待遇的觀念已有所改變,這在英語世界中尤其明顯。稅率下降,企業高層自能從中得益。不過,各大企業的董事局及股東何以任由企業高層坐享優厚待遇而不過問?

 

現行的企業管治缺乏規管高層自利的安排,實有不少值得非議之處,況且濫權謀私的情況確實存在,然而能者多得這一概念,畢竟須受到重視。事實上,最有能力賺錢的企業高層,通常並非那些運用權力安插親朋於董事局,作為自己後盾的企業高層,而是私募股權公司或大家族股東揀選代為打理旗下機構的人才。

 

此外,收入最高1% 者的收入持續上升,也反映出金融界高層享有匪夷所思的優厚待遇。雖然過度槓桿化在金融界確實值得引以為戒,但從業員的優厚待遇,在在都反映出論功行賞,與表現掛鈎的制度,例如投資經理的待遇,就往往根據他們為公司賺得的回報計算。

 

芝加哥大學已故經濟學教授羅森(Sherwin Rosen)於1981年就教導我們,在科技一日千里與全球化趨勢帶動下,只要具備企業家才能、運氣好些或有過人的管理能力,就能出人頭地,成為企業界的超級巨星。只要將伊士曼(George Eastman)與喬布斯(Steve Jobs)二人的際遇作一比較,就可知此言非虛。雖然伊士曼貴為攝影技術的奠基人,但喬布斯既有現成的全球市場,且能在短時間內以低成本推出種種新科技,所獲價值因而遠高於伊士曼。

 

類似現象在其他領域也日趨普遍,最顯著的例子莫如體育界及娛樂界名人憑藉個人名氣在國際市場大豐收,當然,無論在哪一方面天賦過人,都具備類同成功條件;現今世界電子網絡化,超級巨星的觀眾動輒數以百萬計,其號召力的範圍以及報酬自然遠勝於昔。影響所及,這一現象如今已擴展至教育界、傳道界和電玩界等。

 

1983年,可容納12500觀眾的香港體育館(紅館)落成啟用,館內全無支柱的設計,讓圍繞舞台四周的觀眾視線無阻,不但造就了不少廣東流行歌星,為他們帶來可觀收益,更把香港的演唱會事業發展推向歷史高峰。本地娛樂市場得以「全球化」,紅館「科技」可說功不可沒。

 

語域為界 「美夢」仍在

 

環顧全球各地,最高1% 收入分布呈U形的走勢唯獨在英語世界出現,實屬頗堪玩味的現象(【圖四】),反觀歐洲大陸及日本的走勢卻呈L形(【圖五】)。

為何非英語世界所出的超級巨星、企業家、發明家以及高薪企業主管數目遠不及英語世界?事實上,全球最具規模的跨國集團也一向來自英語世界,說不定英語世界市場較能融入環球經濟,又或者英語世界以外的各地社會向上流動性較為遜色。

 

蘭克、赫斯科、福斯特三位在研究中亦發現,近80% 的美國人口在25至60歲期間會在經濟上遇到危機,這項經濟風險近四十年來一直有增無減。不過,接受調查的美國人對在有生之年實現「美國夢」卻依然抱持樂觀態度。

 

去年11月,在《追逐美國夢》出版前五個月,該書首席作者蘭克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撰寫社論,指出約有40% 美國人會在25至60歲之間嚐到貧窮滋味,數天之後,《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就此加以報導;12月4 日,總統奧巴馬以經濟不均為題發表演說時,更引用此頗為驚人的數字。

 

奧巴馬在演說中強調上述論點,未能完整反映美國社會的貧窮及向上流動性現狀。本欄4月30日《美國與香港社會向上流動性的對照和啟示》一文已分析Chetty等學者的最新研究,出生於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的美國人,社會向上流動性並無任何改變迹象。美國向被冠以「機會之邦」(the land of opportunity)的美名,至今仍䇄立不倒!

 

參考文獻:

 

Raj Chetty, Nathaniel Hendren, Patrick Kline, Emmanuel Saez, and Nicholas Turner,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Working Paper 1984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14

 

Mark R Rank, Thomas A Hirschl, and Kirk A Foster, 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 Understanding What Shapes Our Fortun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2003 (more recent figures updated by authors).

 

Sherwin Rosen, “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981.

Share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rint Friendly

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簡體中文, 英語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