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对于香港的占领运动,部分学生领袖及泛民政客所持的观点,与当今发达国家中一些对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批判颇相类似;例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我们九成九对他们百分一」(“us the 99% versus them the 1%”)为号召群众的口号,示威者抱怨中产阶级没落,又大肆抨击经济不均日趋严重,导致美国社会日形分化。他们对社会不均、官商勾结变本加厉,现行政制无力驾驭或纠正问题等状况深痛恶绝。

 

香港的情况颇相类似。泛民政客与占领者纷纷表达类似声音,支持者日多,他们把社会不均、官商勾结现象归咎于民主政制改革太慢,全民普选又迟迟未见落实,更认为相对于现行制度而言,民主政制最少应较有助解决此等社会弊病。

 

贫富悬殊 弊病丛生

 

香港、美国对社会弊病观点相近,其背后原因不难理解。美国虽然自二战结束以来,劳动生产力持续上升,但从上世纪1970年代起,实质家庭入息中位数渐见滞后(【图1】);香港的情况亦大同小异:自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劳动生产力持续上升,实质家庭入息中位数则几乎停滞不前(【图2】)。

事实上此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亦甚为普遍,实质家庭入息中位数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力的趋势一旦长期持续,社会难免会出现经济不均以及中产阶级没落的迹象。

 

这个重要发展由多个普遍见于发达社会的因素引致。第一,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信息科技尤甚,高技术人才在人力市场大为吃香,造成学历愈高,待遇愈丰,反之亦然的现象也日形普遍。

 

第二,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投资追不上技术人才需求,技术人才短缺情况日益严重。

 

第三,学制僵化,教学界同盟化,窒碍本地教育界的创新意欲之余,亦降低学习效率,对缺乏其他学习途径的弱势社群子弟,影响尤其严重。

 

香港所以能够纾缓实质家庭入息中位数的滞后效应,部分原因在于上世纪1980年代政府增加大专教育投资,期间适逢中国对外开放,经济机遇亦随之大增。可惜本地大专教育投资自1990年代以来陷于停顿,而「十五年免费教育」的理想,至今仍是只闻楼梯响。

 

第四,离婚率及破碎家庭与日俱增,对儿童的学业和工作习惯产生不良影响。离婚率增幅在低收入家庭中尤为显著,问题更见严峻。在弱势社群子弟滥药问题特别严重的国家,低收入阶层的处境极为堪虞,这个阶层的子女在中学、大学半途辍学率偏高,更有碍其就业前途。社会向上流动性及经济不均成为跨代问题。

 

自上世纪1990年代初以来,香港离婚率急剧上升,现今已挤身全球十大之列,居于公屋的低收入家庭情况尤其严重。对于经济不均、社会向上流动性受阻,以及中产阶级没落三大现象,破碎家庭的负面效应已是毋庸置疑。

 

第五,高收入家庭早在子女年幼阶段,就已在他们身上投放大量资源,从而培养认知能力,在学习、工作上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以及通过强健体魄以巩固一生的竞争优势(参看Doepke and Zilibotti, 2014)。

 

第六,高收入富裕家庭可透过投资金融资产、物业、古董及艺术品,为资产保值以至增值,从而进一步巩固在社会上的竞争优势;其中优质物业、古董及艺术品,因全球供应有限,增值率也特别高。法国经济学家皮格提(Thomas Piketty)的著作亦提及发达社会中相对于收入的资本值增长,几乎全都系于房屋资本值的增幅。

 

香港的物业价格先后于上世纪1980年代及1990年代大幅上升,直至遇上亚洲金融风暴方歇,财富不均日趋严重。本地较年长一代有半数能从中得益,但其余一半则未能受惠,从中得益者与未能受惠者的下一代,其发展前途及未来福祉自然大受影响。楼价在本世纪大幅反弹,房屋成为众所关心的首要议题,但房屋的实质价值已不单在满足住宿需要,反而更在于积聚财富,以及为辛勤所得积蓄保值。

 

第七,即使富裕兼发达社会,亦一直未能靠政制解决社会积弊。上述成因错综复杂,根本难以靠单一政策对症下药,无奈民主社会中政客往往过份短视,未能制订甚或实行长远完备的政策。当今西方各地社会中的民主政治机构,在编制上亦旨在限制而非巩固政府机关权力。

 

优化民主 革弊之道

 

在发达社会,此局面往往引致管治制度失败,政府未能有效遏止经济不均、官商勾结、小众专制等现象持续恶化,亦未能化解政见分岐以至瘫痪决策程序的政治僵局。社会上互信日损,始终摆脱不了各界(包括工商界)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

 

发达社会中政客往往声名狼藉。目前,西方正有愈来愈多学者及知识分子重新审视本土民主政制,以求解困之道。他们虽然仍奉自由民主为理想政制,但亦不能不承认在具体施政安排上,现行民主政制确实千疮百孔。

 

当代一项最重要的知识与政治工作就是重新认识均等与公平原则的内涵,及其对切实可行民主政制到底有何含义。

 

John Miclekthwait 与 Adrain Woolridge在《第四革命:重建国家的环球竞赛》(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的合着中对此有所阐述, Francis Fukuyama在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腐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分析个中挑战;Raghuram Rajan 与 Luigi Zingales在合着《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书中则提出种种政治及政策改革,以期复兴货真价实的市场方案,Pierre Rosanvallon更在其著作《平等社会》(The Society of Equals)中提出在当今全球化世界中,为封闭国家提供实行平等主义的解难方案,可资参考的有关研究确实不胜枚举。

 

草创阶段 何去何从

 

香港与其他发达社会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民主政制已百孔千疮,亟待补救,而香港的民主政制则尚未起步。假使欧美或日本式民主连本国的社会弊病尚且未能消除,试问若香港民主政制以之为蓝本,又如何能成功解困?

 

香港在推动民主政制发展的同时,必须抚心自问究竟应发展何种民主政制?怎样的新建制才能既革除社会积弊,又可促进民主政制改革?在此等问题上,实无一国足以作为典范,但各国的宝贵经验倒可供香港借镜。

 

香港所面对的也是西方国家的社会积弊,即富裕而又发达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当前部分占领者及泛民主派政客把社会积弊归咎于尚未完成的民主政策改革,如此论断难以令人说服。事实上,即使其他地区的民主政体亦未能解决同样的社会积弊,要解决香港的社会问题,单靠政治方案根本无济于事。

 

香港民主政制改革至今未竟全功,以致社会始终未能构建有利决策的政制共识。由此产生的政治领袖,未具足够认授性,实难有效管治及推动政制改革。西方及日本的民主政体可说面对同一困局。

 

认清局限 共商善策

 

我在上文提出种种观察,并非否定民主政制背后的平均与公平两大道德标准,又或抨击自由民主政制;民主政制优越之处并无疑问,但作为保障、促进大众利益的政治安排,民主的制度确实大有改善空间,尤其当前充斥急待处理的社会积弊。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47年曾作这一名言:「民主确是最不济事的政制,但总此以前试用过的其他政制好一点。」(“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确立了民主优于其他政制选择的地位;纵使千疮百孔,民主作为政制安排胜于其他,并非单凭均等及公平两大道德标准。

 

丘吉尔当然只是以过往表现为依据,未来则无从预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法西斯主义,民主无疑是较佳的政制之选。在柏林围墙倒下以及苏共解体之后,民主更一度大获全胜,可惜今日在西方及日本,民主对消除社会积弊并未能奏效。

 

在20世纪西方国家依靠强势的政府,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捍卫自由。但当今政府的管治能力及认授性受到狭隘少数权益者肆虐,财政频临破产。它是否能再来治理社会的弊病,还有待观察。

 

对于丘吉尔当年所作民主最不济事的惊人之语,自是不可掉以轻心。要为香港落实民主政制保持一线希望,必须从速解开目前政治僵局,正视各种社会积弊,再拖延下去,即使不致无可救药,只怕到头来亦要赔上更大代价。

 

解困时机一旦错过,香港便再无从透过互谅互让及理性对话,亦即和平途径达成民主。诉诸暴力不但不能实现民主,反而只会彰显专政。

 

参考文献:

 

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 “Tiger Moms and Helicopter Parents: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 VOXEU, 11 October 2014.

 

「构建香港政制发展论说之路」系列.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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