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對於香港的佔領運動,部分學生領袖及泛民政客所持的觀點,與當今發達國家中一些對當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的批判頗相類似;例如「佔領華爾街」運動以「我們九成九對他們百分一」(“us the 99% versus them the 1%”)為號召群眾的口號,示威者抱怨中產階級沒落,又大肆抨擊經濟不均日趨嚴重,導致美國社會日形分化。他們對社會不均、官商勾結變本加厲,現行政制無力駕馭或糾正問題等狀況深痛惡絕。

 

香港的情況頗相類似。泛民政客與佔領者紛紛表達類似聲音,支持者日多,他們把社會不均、官商勾結現象歸咎於民主政制改革太慢,全民普選又遲遲未見落實,更認為相對於現行制度而言,民主政制最少應較有助解決此等社會弊病。

 

貧富懸殊 弊病叢生

 

香港、美國對社會弊病觀點相近,其背後原因不難理解。美國雖然自二戰結束以來,勞動生產力持續上升,但從上世紀1970年代起,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漸見滯後(【圖1】);香港的情況亦大同小異:自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勞動生產力持續上升,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則幾乎停滯不前(【圖2】)。

事實上此現象在其他發達國家亦甚為普遍,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增長落後於勞動生產力的趨勢一旦長期持續,社會難免會出現經濟不均以及中產階級沒落的跡象。

 

這個重要發展由多個普遍見於發達社會的因素引致。第一,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資訊科技尤甚,高技術人才在人力市場大為吃香,造成學歷愈高,待遇愈豐,反之亦然的現象也日形普遍。

 

第二,近半個世紀以來,教育投資追不上技術人才需求,技術人才短缺情況日益嚴重。

 

第三,學制僵化,教學界同盟化,窒礙本地教育界的創新意欲之餘,亦降低學習效率,對缺乏其他學習途徑的弱勢社群子弟,影響尤其嚴重。

 

香港所以能夠紓緩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的滯後效應,部分原因在於上世紀1980年代政府增加大專教育投資,期間適逢中國對外開放,經濟機遇亦隨之大增。可惜本地大專教育投資自1990年代以來陷於停頓,而「十五年免費教育」的理想,至今仍是只聞樓梯響。

 

第四,離婚率及破碎家庭與日俱增,對兒童的學業和工作習慣產生不良影響。離婚率增幅在低收入家庭中尤為顯著,問題更見嚴峻。在弱勢社群子弟濫藥問題特別嚴重的國家,低收入階層的處境極為堪虞,這個階層的子女在中學、大學半途輟學率偏高,更有礙其就業前途。社會向上流動性及經濟不均成為跨代問題。

 

自上世紀1990年代初以來,香港離婚率急劇上升,現今已擠身全球十大之列,居於公屋的低收入家庭情況尤其嚴重。對於經濟不均、社會向上流動性受阻,以及中產階級沒落三大現象,破碎家庭的負面效應已是毋庸置疑。

 

第五,高收入家庭早在子女年幼階段,就已在他們身上投放大量資源,從而培養認知能力,在學習、工作上養成遵守紀律的習慣,以及通過強健體魄以鞏固一生的競爭優勢(參看Doepke and Zilibotti, 2014)。

 

第六,高收入富裕家庭可透過投資金融資產、物業、古董及藝術品,為資產保值以至增值,從而進一步鞏固在社會上的競爭優勢;其中優質物業、古董及藝術品,因全球供應有限,增值率也特別高。法國經濟學家皮格提(Thomas Piketty)的著作亦提及發達社會中相對於收入的資本值增長,幾乎全都繫於房屋資本值的增幅。

 

香港的物業價格先後於上世紀1980年代及1990年代大幅上升,直至遇上亞洲金融風暴方歇,財富不均日趨嚴重。本地較年長一代有半數能從中得益,但其餘一半則未能受惠,從中得益者與未能受惠者的下一代,其發展前途及未來福祉自然大受影響。樓價在本世紀大幅反彈,房屋成為眾所關心的首要議題,但房屋的實質價值已不單在滿足住宿需要,反而更在於積聚財富,以及為辛勤所得積蓄保值。

 

第七,即使富裕兼發達社會,亦一直未能靠政制解決社會積弊。上述成因錯綜複雜,根本難以靠單一政策對症下藥,無奈民主社會中政客往往過份短視,未能制訂甚或實行長遠完備的政策。當今西方各地社會中的民主政治機構,在編制上亦旨在限制而非鞏固政府機關權力。

 

優化民主 革弊之道

 

在發達社會,此局面往往引致管治制度失敗,政府未能有效遏止經濟不均、官商勾結、小眾專制等現象持續惡化,亦未能化解政見分岐以至癱瘓決策程序的政治僵局。社會上互信日損,始終擺脫不了各界(包括工商界)特殊利益集團的操控。

 

發達社會中政客往往聲名狼藉。目前,西方正有愈來愈多學者及知識分子重新審視本土民主政制,以求解困之道。他們雖然仍奉自由民主為理想政制,但亦不能不承認在具體施政安排上,現行民主政制確實千瘡百孔。

 

當代一項最重要的知識與政治工作就是重新認識均等與公平原則的內涵,及其對切實可行民主政制到底有何含義。

 

John Miclekthwait 與 Adrain Woolridge在《第四革命:重建國家的環球競賽》(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的合著中對此有所闡述, Francis Fukuyama在著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腐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分析箇中挑戰;Raghuram Rajan 與 Luigi Zingales在合著《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書中則提出種種政治及政策改革,以期復興貨真價實的市場方案,Pierre Rosanvallon更在其著作《平等社會》(The Society of Equals)中提出在當今全球化世界中,為封閉國家提供實行平等主義的解難方案,可資參考的有關研究確實不勝枚舉。

 

草創階段 何去何從

 

香港與其他發達社會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的民主政制已百孔千瘡,亟待補救,而香港的民主政制則尚未起步。假使歐美或日本式民主連本國的社會弊病尚且未能消除,試問若香港民主政制以之為藍本,又如何能成功解困?

 

香港在推動民主政制發展的同時,必須撫心自問究竟應發展何種民主政制?怎樣的新建制才能既革除社會積弊,又可促進民主政制改革?在此等問題上,實無一國足以作為典範,但各國的寶貴經驗倒可供香港借鏡。

 

香港所面對的也是西方國家的社會積弊,即富裕而又發達社會所遇到的問題。當前部分佔領者及泛民主派政客把社會積弊歸咎於尚未完成的民主政策改革,如此論斷難以令人說服。事實上,即使其他地區的民主政體亦未能解決同樣的社會積弊,要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單靠政治方案根本無濟於事。

 

香港民主政制改革至今未竟全功,以致社會始終未能構建有利決策的政制共識。由此產生的政治領袖,未具足夠認授性,實難有效管治及推動政制改革。西方及日本的民主政體可說面對同一困局。

 

認清局限 共商善策

 

我在上文提出種種觀察,並非否定民主政制背後的平均與公平兩大道德標準,又或抨擊自由民主政制;民主政制優越之處並無疑問,但作為保障、促進大眾利益的政治安排,民主的制度確實大有改善空間,尤其當前充斥急待處理的社會積弊。

 

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1947年曾作這一名言:「民主確是最不濟事的政制,但總此以前試用過的其他政制好一點。」(“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確立了民主優於其他政制選擇的地位;縱使千瘡百孔,民主作為政制安排勝於其他,並非單憑均等及公平兩大道德標準。

 

丘吉爾當然只是以過往表現為依據,未來則無從預知。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敗法西斯主義,民主無疑是較佳的政制之選。在柏林圍牆倒下以及蘇共解體之後,民主更一度大獲全勝,可惜今日在西方及日本,民主對消除社會積弊並未能奏效。

 

在20世紀西方國家依靠強勢的政府,對抗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捍衛自由。但當今政府的管治能力及認授性受到狹隘少數權益者肆虐,財政頻臨破產。它是否能再來治理社會的弊病,還有待觀察。

 

對於丘吉爾當年所作民主最不濟事的驚人之語,自是不可掉以輕心。要為香港落實民主政制保持一線希望,必須從速解開目前政治僵局,正視各種社會積弊,再拖延下去,即使不致無可救藥,只怕到頭來亦要賠上更大代價。

 

解困時機一旦錯過,香港便再無從透過互諒互讓及理性對話,亦即和平途徑達成民主。訴諸暴力不但不能實現民主,反而只會彰顯專政。

 

參考文獻:

 

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 “Tiger Moms and Helicopter Parents: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 VOXEU, 11 October 2014.

 

「構建香港政制發展論說之路」系列.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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