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4年12月10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本地学生及青年热衷政治运动的表现被视为世代矛盾的表征;论者声称旧世代只在乎经济上的安逸,新世代则较关注民主理想及社会公义。这类论点我称之为激进民主观。

 

他们坚信,甚或渴求两代之间取态悬殊,认为旧世代终会成为过去,新世代迟早会主宰未来。世代矛盾这种论调其实属于老生常谈,惯于青年群起反叛时重提,藉以宣示新世代必胜、激进民主定能如愿的信息。其拥护者须能终生坚守信念,方可证此论说无讹。

 

激情浓淡 岁月异之

 

各类传媒报导及研究报告在在显示新旧世代对各种政治议题取态有别,但未能预示新世代会否于日后改变取态,由于至今仍未有任何可靠的理论或假说,搜集所得的数据也难作出解释为何新旧世代取态不同,亦未能预料将来会否改变。

 

缺乏可靠理论,根本无法预测时下年轻活跃运动分子的未来政治取态及行为。爱尔兰剧作家兼政治活动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933年在香港大学致辞时,就曾作出这个假说:「要是你年方二十而无革命思想,那么年届五十,你不变作活化石才怪,但如果二十岁就已经火红革命思想洗礼,就有点机会在四十岁时追上潮流。」

 

萧氏假说基本上指出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都会随着个人日趋成熟而消逝;果真如此,香港的街头抗争现象也将于日后成为回忆片段。英国战时名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更进一步提出:「任何人年方二十当不成自由派,可算毫无心肝,但到了四十岁仍是自由派,就是没头没脑。」。

 

激进民主 理据薄弱

 

追源溯流,先于丘吉尔作出类似观察的历代名宿大有人在,包括率先在1875年就已发表相关言论的法国法学家兼学者巴特比埃(Anselme Batbie),以及法国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 Oscar II)、法国政治兼历史学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法国政治家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英国政治家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诸位。假使丘吉尔所言不差,激进民主观根本不能成立。

 

我的论点很简单:仅仅记录新旧世代之间取态有别,根本难以藉以预知未来,必须通过反复验证的理论了解世代之间取态何以有别,又会否随着年纪和时日推移而转趋一致。历代名宿的个人慧论,固然未必足以构成确切的理论,但声称两代取态不同的论调,恐怕倒也流于夸大其词。

 

说时下旧世代年轻时缺乏理想是错的,纵然当时的目标不一样,这辈中人确曾在上世纪1960及1970年代自发上街抗争。把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两代人同时置于某一时刻加以比较,只能呈现硬照般的片面影像,容易产生误导,反而应像电影镜头般,才能全面捕捉同一代人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由于缺乏真凭实据及可靠理论支持,激进民主观实难有说服力,反见有大量反对的观点。。

 

青年出路 冰山一角

 

另一方面,建制派提出另一论说,认为现在的政治运动是由于青年经济向下流动性(或缺乏经济向上流动力)这已成为近期出现的社会现象。论者认为道理很简单:年轻人对缺乏经济流动力的不满情绪已蔓延至政治层面,引发抗争行动,因此建议透过青年政策,纾缓向下流动趋势。政府已委派扶贫委员会研究解决之道。

 

事实上建制派的论说也欠说服力。

 

所谓青年经济向下流动性,其实只是对近期经济表现及数据的一种描述。近三四十年来,香港及全球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出现贫穷、不均问题持续恶化,青年经济向下流动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在香港的严重程度未有可靠的验证数据。

 

自从上世纪1990年代开始,虽然香港实质在业人均GDP每年续有约3.8% 增幅,但实质家庭入息中位数一直未见起色,美国更先于香港面对同一现象,该国虽然实质在业人均GDP每年持续上升3.1%,但实质家庭入息中位数则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停滞不前(图一与图二)。

上述问题初见于美国,因期间遇上中国对外开放,故20年后才在香港冒现。1973至1975年间出现全球能源危机,香港社会吁请政府采取工业多元化策略应对,但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后,直至1990年代后期出现亚洲金融风暴为止,香港经历一段经济繁荣时期,有关工业发展策略因而并未付诸实行。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除了入息分布中最高薪的30% 以外,其余的工作人口入息一直未见显著增加。低层至中等入息一族待遇每况愈下,形成经济增长放缓、贫穷问题及不均现象恶化,中产阶层入息下降更隐忧日深。这其实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会面对的问题,青年经济向下流动趋势不过是问题的其中一种迹象而已。

 

七大挑战 迫在眉睫

 

贫穷与不均自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并无迅速化解的良方,我不认为政府已清楚了解问题的繁杂性,事实上问题错综复杂,政府并未加以充分研究;其中至少涉及以下七个环节。

 

第一、本地服务型经济正面对工业结构问题,尤其21世纪科技与之前半个世纪实在不可同日而语。50年前,科技既为大量工作人口带来财富,也创造了中产阶级,时至今日,科技只为少数人创富,反而令中产阶级下滑,而中产阶级正是可行民主政制的中流砥柱。

 

第二、每逢出现工业转型,土地用途与物业重建亦必须同步配合,但在香港工业由制造业转为服务业主导时,这个进度缓慢,以致窒碍经济发展与更新,令物业价格飞涨,只有业主受惠,不公现象恶化,加上全球利率长期偏低,令情况更形严峻。

 

第三、本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大学以及中学毕业生的组成与比例并不恰当。

 

第四、人口急剧老化,即使假设工作人口实质人均GDP增幅维持不变,现时以至21世纪末的适龄工作人口也将录得近乎零增长,实质人均GDP因而至少下跌0.5%。面对这两方面的因素,当局必须全面修订本地人力资本投资策略以及入境政策。

 

第五、离婚率偏高,尤其是入息低微家庭,单亲家庭比例持续急升,对年轻人的长远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第六、专为扶助弱势社群而设的幼童阶段的早期介入措施已大大落后,政府及社会上扶助弱小的措施亦严重不足。

 

第七、上述六项是香港贫穷、不均、流动性攸关的首要因素,可惜除非本地管治能够恢复其有效性及认受性,否则难望寻求有效对策。因此,香港务必从速改革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方法,并设法令行政、立法机关重新合作。

 

香港社会固然存着贫穷、不均、中产沉降等问题,但市民对政府及政制发展深感不满,才是引起激烈政治运动的导火线。相对于其他工业化国家,香港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经济表现其实不错;其他地区的失业率往往至少较香港高出一至两倍。

 

我认为政治参与活跃度与青年向下流动趋势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两者当然可被说成互相牵连,但历史告诉我们,政治运动活跃分子绝少来自低收入阶层,反而往往是环境较佳,但以未能一展理想或抱负为憾的一群。

 

回顾法国大革命「第三级议会」(Third Estate)中,一名领导人物曾说:「何谓第三级议会?可说是无所不包。在现行政制下至今有何作为?简直是全无作为。又有何抱负?当然是想有所作为。」对于香港社会中自觉未能一展抱负一群的所思所感,这番话可算是最佳演绎。当务之急,其实不在经济的向上流动性,而系于政治的向上流动性,藉以使香港在管治上重拾正轨,并妥善应对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贫穷及不均日益恶化、中产阶级收入渐降、楼价日涨,以及其他各项社经挑战。

 

究竟香港是否出现世代矛盾?也许是吧,但我觉得是言过其实。世代矛盾之说往往惹人注目有余,但惜无甚实际作用。至于青年经济向下流动趋势是否造就政治激进派的主因,个中或有一定关系,但归根究底,政治向上流动性不足,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可惜香港的经济社会矛盾已受政治绑架,并沦为动员和招㩜支持者的政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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