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1月14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法國《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 上周遭到恐怖襲擊,三名被射殺的「聖戰」分子均為生於巴黎的移民後裔,其中兩人為阿爾及利亞裔,另一人為塞內加爾裔。

 

2005年,倫敦地鐵列車內三枚炸彈爆炸,另一枚於駛經塔維斯托克廣場(Tavistock Square)一輛雙層巴士上爆炸,四名凶徒中三名為巴基斯坦裔英國人,另一名生於牙買加,及後皈依伊斯蘭教。2002年,一名曾短期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巴基斯坦裔英籍「聖戰」分子,因綁架殺害《華爾街日報》美國記者珀爾(Daniel Pearl)被捕,被判死刑。

 

上述暴行實為先歸化而後造反之心態的寫照,這類移民來自政治上臣服於收容國的地區,往往發現本身文化根本無法見容於身處的社會,即使在當地出生,往後亦會變得懷有異心,最終採取政治抗爭行動。

 

歷史上相類例子屢見不鮮,以摩西的事跡最為人熟知,他在古埃及法老宮廷中長大,雖然完全融入貴族文化,但於目睹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毒打後,意識到埃及人其實非我族類,自己本屬以色列人,亦即被壓迫的奴隸一分子,自此徹底改變其人生觀,這種情緒可稱為「摩西綜合徵」(Moses’ Syndrome)。

 

無論當年倫敦炸彈案抑或近日巴黎恐襲案中的暴徒,都基於類同想法,,認為其同宗同祖的並非所居地英國或法國統治者的國民,而是一如其中一名暴徒所言,乃是「在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車臣的母親、子女、兄弟、姊妹」。

 

歸化叛徒本土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與生於西方的「聖戰」分子

 

摩西作為歷史上的典型民族主義者,就如鼓吹反抗英法及其他殖民帝國的民族主義者一樣,正是屢經帝國主義勢力擴張(尤其阿拉伯及歐洲帝國霸業的洗禮之後),具有本土人心態的最佳寫照;土著即使已接受殖民國的宗教、文化,亦終會重新發現本來的民族身份,進而反抗宗主國的統治。

 

甘地年輕時受訓於倫敦內殿律師學院,備受英國文化薰陶,但在民族身份的認同方面卻非如此,他在南非的火車上,因並非白人而被逐離頭等車廂。這遭遇成為他的人生轉捩點,使他成為印度摩西,帶領印度人民擺脫奴隸枷鎖。

 

1850年代,受基督教洗禮的毛利人Horopapera,曾在新西蘭替英國教會工作,一度歸附英國後隨即反抗,改名換姓 變換服式,搖身一變成為先知Te Ua Haume,團結毛利人反抗英國統治者。雖然受摩西故事的啟發,他卻非民族主義者,所宣揚的倒是基於盛世必會重臨的本土主義福音。

 

上述各本土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或生於西方國家的「聖戰」分子,在在與「摩西綜合徵」心態敏合,三者均屬帝國勢力擴張下的產物,又都神往帝國主義者本國社會,並信奉帝國主義者君臨天下的文化、宗教,但最終都全盤加以揚棄。

 

今時今日,這三類人被稱為文化上的混種,患上心理殖民化的症狀,亦即某程度上被宗主國的信念和價值觀所同化,但當把彼邦一套加以內嵌,感到格格不入之餘復引起思鄉情切,卻又不知家在何處以致頓感徬徨。

 

帝國強權下,本土人的政體或會蕩然無存,又或淪為受通敵者當政的傀儡國國民,時下新政體往往以新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姿態出現,但這亦非「歸化叛徒」的歸宿。所謂新民族國家,亦不免在某程度上奉行西方的一套文化,是以生於中東的「聖戰」分子,其實也可視為已經同化(或西化)後而崛起造反的本土人。

 

無論來自何方,「同化的本土人」的困局都在於政治上無家可歸,必須自建或重建家園,甚至訴諸歷史傳統在所不惜,例如遜尼派「聖戰」分子以哈里發國(Caliphate)為理想,民族主義者訴諸歷史上的文明古國,本土主義者則以歷史上的理想國與未來天國的混合體為奮鬥目標。

 

不論奮鬥目標為何,本土主義者都須具足夠號召力,以鼓動民眾投身政治行動,就如摩西抖眾反抗法老之舉,摒棄埃及殖民統治下的安逸,為求自決寧願流亡沙漠。本土主義者紛紛變換服式、改名換姓以加強本土特色,並且宣揚外來統治者及通敵者如何不公。

 

但他們終究是被「同化」的本質不難看見,例如民族主義者顯然以歐洲民族主義為藍本,絕大部分本土主義者則以基督教為本,而「聖戰」分子亦參考現代西方的傳訊理念。

 

本土主義者的抗爭行動擺脫不了農民起義的本色,從摩西及至「聖戰」分子的時代,本土主義者先後反抗希臘、羅馬、阿拉伯以及歐洲的征服者,其中領袖並非本土政界或宗教界精英,只不過是時勢造英雄,而追隨者則以農民為主,他們加入抗爭是因外力入侵以致民不聊生;反抗者組織全靠宗教維繫,教義不離對盛世或救世主重臨的期盼。

 

農民起義的導火線,則往往在於自己土地被外族略奪。新西蘭1845至1872期間的連場毛利人戰爭,源於傳教士向本土人宣揚財富在天國的信仰,當本土人仰望天國之際,外國卻乘虛而入,奪去他們立足的土地。

 

至於香港當前的新興本土主義運動亦因回收農地重新發展而引發,包括菜園村及新界東北發展,本土主義者所信奉的「宗教」,在於浪漫化的田園生活,又與環境保育、社會不均等議題扯上關係。

 

伊斯蘭化的凝聚作用與西化的分化作用對比

 

歷史上的歐洲霸權擴張,不但激起鄉間本土人反抗,也導致民族主義者發動革命脫離帝國。阿拉伯霸業建立伊斯蘭帝國,卻未有引發民族主義革命,到底原因何在?

 

阿拉伯征服者離鄉背井,移居中東地區各地,在略奪所得的新領地中成為極少數;將領地中本土人同化於阿拉伯社會的方法有二:使之皈依伊斯蘭教或蓄養為家奴。

 

首先,農民流入駐防城市,當其信奉伊斯蘭教後即可享有免稅優惠,更可爭取當兵以獲糧餉。其次,奴隸一律蓄養於阿拉伯主人家中,彼此互建關係,生兒育女,信奉主人宗教,重獲自由之後,原則上更可獲穆斯林社會中成員身份。

 

家奴雖仍備受歧視,但由於阿拉伯宗主在領地中僅屬少數,唯有任用本地人為行政人員或士兵,這也正是阿拉伯帝國獨特之處。

 

平民百姓一般都難望躋身帝國的精英階層,但穆斯林社會的政體實為信徒社區,無論農民或奴隸,任何人都可以皈依伊斯蘭教,精英階層的門檻因而低得可以。

 

毛利人則誤以為基督教為歐洲社會及權勢的關鍵所在,不過歐洲社會並非宗教信徒社區,而是民族國家;信奉基督教不可賴以晉身權力核心,但皈依伊斯蘭,在城市中可望成為社會向上流動的階梯。在歷經百年阿拉伯霸業之後,穆斯林社會已面目全非,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無論在公民社會甚或宗教研究方面都佔盡優勢,而阿拉伯人只能在軍事、政治領域勉強維持領導地位。

 

非阿拉伯族裔即使備受苛待,仍深信錯在阿拉伯人或其皇朝,而不在伊斯蘭教或伊斯蘭政體,故此無意脫離伊斯蘭帝國,始終誠心歸附。

 

本土人得以通過晉身阿拉伯帝國的精英階層,取得控制優勢。歐洲帝國主義者當然亦任用本土人擔當行政工作及軍役,但重要職位並不假手於人,一律由自己國民充任。

 

歐洲帝國著意宣揚世俗化的西方文化和現代文明,而非毛利人誤信為權力來源的基督教,即使各大歐洲帝國瓦解已久,西方現代文明仍不斷散播,但卻無助於團結異族。

 

從帝國主義角度而言,民族問題的核心思想就是斷不能一視同仁。民族主義以種族來源為分隔準則,種族是通向權勢的階梯,無論在原則或實際層面,西化都並非通向宗主國社會的捷徑,即使受過高深教育的城市精英亦毫不例外;西化只在城市中產生大批受到西方教育,卻在正式或非正式情況下均未能融入宗主國社會的本土人。

 

總而言之,伊斯蘭帝國對加入成為社會成員設下的門檻極低,歐洲帝國則門檻極高,後者唯有自成民族國家,才有資格獲得尊重。由此可見,伊斯蘭化將本土人吸納入帝國,西化則把本土人驅逐成離心分子;居於歐洲帝國城市的歸化本土人,唯有以摩西為榜樣,最終只得出走一途。

 

本土主義基本上屬反抗帝國征服的農民起義,在土地被侵佔、民不聊生之際更尤其如此。民族主義則是對純粹散播經濟現代文明、欠缺政治包容的歐洲帝國霸權作出的一種反應。出生於西方的「聖戰」分子在國際中的地位難以界定,他們對於所謂的全球化霸權(也是西方產物)所作的回應似是蘊含了本土主義的重要元素;果真如此,則相信與之前的本土主義活動一樣不會奏效。但我並不肯定,還須往後看。

 

參考文獻:

 

Patricia Crone, The Nativist Prophets of Early Islamic Iran: Rural Revolt and Local Zoroastria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構建香港政制發展論說之路」系列.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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