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月21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不少人都认为人类社会已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随着机械人及自动化发展,生产力及效率将大为提高,令企业界大受裨益。此等科技发展有三大特点:资本密集(有利于资本雄厚者)、技术密集(有利于高技术者)以及节省劳力(减少非技术及半技工职位数目)。

 

专家认为这对就业市场产生颇大冲击,且会使不均现象更加恶化、对提供社会安全网造成更大压力,为社会与政治层面带来重大挑战。

 

旧科技经济无以为继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市场与商界企业均能对科技发展善加利用,化为盈利可观的业务,反过来又有利于推动发展新科技;商界在竞争中拓展业务,惠及客户,回报可观,自然从中获益。这固然是苏格兰经济学家阿当史密斯(Adam Smith)学说的智慧结晶,但弊端在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论(creative destruction)中可见一斑。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旧科技势遭淘汰,立新不断,破旧乃属必然,导致依赖昔日科技生产昔日产品的一群难以维生。单从经济角度看,为旧一代生产者提供若干保障,固能正视制约破旧之弊,又可避免立新意欲受到削弱。第三个工业年代正正带来此等挑战。

 

首先,当今之世科技飞跃发展,劳动力需求会否持续增长难以逆料,待发展效应全面浮现后,从中产生的新就业机会是否足够?一旦机会不足,各地社会难免承受就业紊乱与不均恶化的严重后果。

 

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发轫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第三季终结,整整百多年曾为半熟练工人提供大量待遇优厚的职位,也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推出生产线之时。期间科技发展尚未倾向技术密集,故发挥平均收入的效应,中产阶级应运而生。

 

今日挥之不去的隐忧在于新增职位,尤其是在服务行业方面,也许已无法再为半熟练工人带来优厚待遇;服膺「M形社会」之说的论者,就早已预言中产阶级势将日形萎缩。

 

近30年来,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基地,一直迁往新兴经济体,主要为亚洲地区,但假若第三次工业革命继续蔓延全球,则亚洲的第二次工业年代将于两个年代之间告终,也就难望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

 

「实时需要」型经济的崭新挑战

 

专门生产苹果iPhone及各种电子消费品的富士康,计划以机械人取代中国内地大部分现职工人,为数120多万;不久将来,设于巴加罗尔(Bangalore)及马尼拉的电话查询中心,亦将以话音识别软件取而代之;香港的制造业经济只存于一个世代便转变为服务型经济。

 

第二、智能软件一日千里,同样使旧式服务型经济面目一新。得力于威力强大的新式计算机设备,各类特约服务应运而生,造就了「实时需要」型经济;假如优步(Uber)交通网络服务落户香港,那么本地的士司机和公司业务即首当其冲,只能靠当局管制才有所保障。

 

优步的营运模式不但未必会减低对司机的需求,甚或因交通费下降而提高服务需求,就业机会却将由新一代特约司机所得,打击传统服务行业。也许在十年之内,由谷歌开发的无人驾驶汽车正式面世,职业司机更将饭碗不保。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西方大部分工人均获政府或雇主提供失业、退休、医疗,以及职业安全方面的保障,但在「实时需要」型经济中,此等职业风险将悉数由工人自理,要是实时需要服务以跨国形式出现,就更难望政府或雇主给予保障。

 

第三次工业年代,跨国企业在境外营运和劳工保障等相应的社会责任问题需由它们承担履行,此类风险愈见频繁;本地政府由于须向市民负责,或偏向以立法手段管制外来服务,以至有损害本地顾客利益。对于聘用海外特约服务工作者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风险,也须采取崭新手法应对。事实上,政府当局对具有灵活经营手法的新式企业往往认识不深,作适度立法管制的诱因亦不大。

 

第三、新科技经济中「赢家通吃」的效应,容易引致收入及财富不均现象恶化,纵然未必影响经济,但难免引起社会及政治疑虑,左翼工运分子和政客自然倾向呼吁实施保护主义措施,以阻煞有关转变,但在电子化的经济网络中,经济效益只会迅速流向阻力最低之处。

 

新科技经济的三大招聘支柱

 

未来挑战至少来自两方面:经济层面关乎就业市场,社会层面则关乎安全网。究竟在科技挂帅的新型经济下,新增职位来自何方?又能否提供社会安全网?

 

教育一类科技发展缓慢的行业,职位增长将较快速增长的行业(如电讯业)更高,因生产力增长较慢的行业须增聘人手,方能达到增长迅速行业的产出水平。诚如教育界,若假以时日,生产力增长缓慢行业的产品需求增长高于收入增长,则职位增长势必更大。

 

自孔子以至现今二千多年来,教育界的生产力增长一直微乎其微,教育需求增长高于收入增长;教育界为求满足持续增长需求,必须增聘教学人手,教育投资当然也有助就业者在新科技型经济中争取高薪厚职,可见教育势必成为未来经济中的大雇主。

 

各行业间科技发展程度极为参差,医疗界的科技发展迅速,但在就业机会方面却不跌反升,原因有二:由于收入增幅显著,加上可以成功治愈的疾病种类愈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就更大。面对全球人口老化趋势,医疗势将成为另一大雇主。

 

教育对幼童及学童产生最大裨益,并非人人受用。年长工人对学习新技术,无论动机或能力都难免较低,必须另谋办法,国家福利主义因此成为20世纪的答案。可是各地政府因此先后出现财赤,背负沉重债务,致无法成为今后的答案,即使香港储备雄厚,无奈公共开支范畴各有所求,政府也难于应付。

 

再者,环顾各地政府用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措施败迹毕露:

 

第一,政府职务繁多,难以专精于个别范畴。

 

第二,政府政策讲求立竿见影,在民主政制下尤其如此,但社会政策无论在策划、通过、实施阶段都在在需时,短视目光无疑制造障碍重重。

 

第三,任何社会计划一旦展开就难望终止,因为牵涉的范畴多不胜数,持份者只求计划持续,罔顾后果或代价。

 

第四,满足社会需求本属棘手问题,其中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错综复杂,以致难以制定明确目标和指针。

 

三十年前美籍奥地利管理学泰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就曾主张借助非牟利机构,把社会问题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机遇,以寻求化解之道;此等非牟利机构将各自专注于某一目标,假以时日,一如牟利企业般可通过专门化而累积专业知识,通过抽丝剥茧、化繁为简,针对性地各自分头逐一化解各项难题。

 

此等非牟利机构彼此之间必须存在竞争,资助的方式包括政府等额资助、私人捐款,以及客户付款;其中政府职能亦不可或缺,在相关规管、监察架构以及等额资助方面至关重要。

 

近年来,第三界别的非牟利机构发展迅速,势将成为未来新科技年代的大雇主;教育及医疗亦是跻身其中,这些非牟利机构必须如其他牟利企业一般具备高效率与强大竞争力,使工作有焦点,以满足社会所需为要务。

 

另一方面,由于第三界别的非牟利机构需依赖牟利企业通过捐款、购买服务,或直接参与筹办活动等社会责任行动,作为其经济支持后盾,故牟利企业对于第三界别可谓举足轻重,必须维持高效率及赚取高额利润以支持第三界别。

 

由此可化解第三次工业年代引起的经济动荡所带来的社经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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