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2月11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希臘與香港兩地同樣實施固定匯率(unified exchange rate)制度。作為歐羅區成員國,希臘以歐羅為本地貨幣;香港根據聯繫匯率制度,通過與美元匯率掛鈎的方式,可百分之百與港元現鈔對換。

 

在相關制度下,兩地經濟同樣失去獨立的貨幣自主權,由外國金融機關主控,換言之,面對金融及經濟衝擊之際,希臘與香港都不會運用貨幣貶值或升值,作為穩定經濟的方法。

 

政經危機的來龍去脈

 

希臘若要重獲金融政策的自主權,必須脫離歐羅區,並重新發行德拉克馬(Drachma);至於香港,則須廢除聯繫匯率,另設新的貨幣制度。

 

當環球經濟融合與民主政制出現矛盾,任何實行固定匯率制的經濟體都免不了面對如此局面。實行民主制度的社會中,僱主、員工以及各種特殊或民眾利益往往與全球經濟融合有所衝突,由於每方各有不同訴求,各地政府唯有在貨物、資金、人口出入境方面實行保護主義措施,避免經濟融合的矛盾進一步惡化。

 

舉例來說,部分國家或會採取措施,防止外國國民入境,以保障本國非技術工人及專業人士的就業機會;也有國家利用保障本地工業、就業、醫療、安全、環境、國防、社會道德等藉口,設下重重保護主義關卡,以限制外國貨品、服務、投資進口;部分國家甚至指責別國採取有欠公平、有違公平競爭以及傾銷行動。

 

希臘歷經金融海嘯後陷入經濟衰退,正正面對上述的矛盾局面,香港亦曾兩度陷於同一困境:先有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後有2008年的環球金融動蕩。儘管希臘霍揮無度而香港則審慎理財,但當面對此等矛盾,兩者均難免陷人重大政經危機。

 

希臘債困的政經啟示

 

希臘自從成為歐羅區一員以來,在經濟上與歐洲高度融合,最初可謂大受裨益,可藉此以低息向法國及德國銀行借貸巨額歐羅債項,而兩國銀行也樂於從中賺一大筆;可惜希臘慣於揮霍,債台高築,自然無力償債。

 

2010年希臘還未爆發債務危機,該國政府的基本預算赤字(不包括貸款利息)為國民收入10%,但債務危機爆發之後,該國償還外債問題一度懸而未決,觸發環球金融市場動蕩不安。

 

根據與債權國於2012年達成的協議,希臘承諾厲行財政緊縮措施歸還外債,免除債務安排則大可免問。現時希臘外債相當於GDP比率高達175%,顯然無以為繼,所欠貸款利息則約為GDP 4.5%;自2008年以來,該國經濟就一直持續萎縮,境況堪虞,至2013年短短5年之間,累計名義GDP 及實質GDP分別下跌28.3% 及 26.4%,失業率高達27.5%(年輕人失業率一度於2013年高見58.4%水平,現為50%)。面對如斯嚴峻經濟狀況,希臘選民自然要求當局採取財政紓困措施。

 

希臘近期大選中激進左派聯盟(Syriza)大獲全勝,將與歐盟、歐洲央行、國基會「三巨頭」(Troika)就免除債務及債務重組安排展開新一輪會談。由於德國選民堅決反對,免除債務安排相信難以成事,相信會談會聚焦於如何提供較長時間讓該國重整財務,雙方協議的緊縮措施亦將放寬,讓備受債務壓力的希臘國民暫鬆一口氣。

 

希臘若在現階段退出歐羅區殊屬不智,「脫歐」的最佳時機其實在2010年,當時該國失業率僅為12.7%,經濟尚未至於一沉不起;假若目前脫離歐盟,正當希臘經濟危機大為惡化,無異自絕於國際信貸門外,該國在重整財務上的一切努力亦將前功盡廢。

 

希臘債務危機背後的矛盾,同樣觸發德國選民與希臘選民之間的利益衝突,當前事態發展更在在顯示,政治始終不脫本土特色,民主政治尤其如此,其種種訴求與深度經濟融合及固定匯率制度的政策原則往往矛盾重重。

 

固定匯率的經濟枷鎖

 

由於港元與美元匯率掛鈎,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香港持續六年飽受通縮壓力煎熬,期間美元匯率強勢更對深陷衰退的亞洲經濟造成進一步沉重打擊,至2002年後,美元匯率由強轉弱,亞洲各地經濟才漸見起色。

 

期內為求減輕經濟衰退及通縮壓力,區內幾乎所有國家都將本地貨幣貶值,1997年至98年間,亞洲各地貨幣紛紛大幅貶值,計日元7.4%、韓圜32%、台幣14.2%、新加坡元11.3%、泰銖24.8%、馬來西亞貨幣28.2%、印尼盾71%、菲律賓比索27.9%、越南盾11.9%,港元則信守聯繫匯率,一直未有貶值。

 

香港經濟於此期間備受通縮及失業重創,市民飽受通縮之苦;1997至2003的六年期間,香港的累計消費物價下跌11.6%,GDP平減物價指數下跌17.5%,名義GDP 下跌9.5% ,而實質GDP因物價大跌而錄得8% 升幅,失業率曾高達8.8%,實質利率則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高峰,實質銀行同業拆息則一度高達9.8%,實質樓價更由高峰下滑61% 至於谷底。

 

亞洲金融風暴產生的通縮壓力,在聯繫匯率效應下雪上加霜,業主嚴重受創。在樓市崩潰數年前置業的年輕業主,眼看資產月復月、年復年地貶值,難禁自覺前路茫茫。樓市後來漸次復蘇,樓價在隨後數年顯著反彈,但香港的中產階級經已在樓市危機中備受打擊,即使最終能夠安然渡過,在事業方面的冒險意欲卻已大減。

 

自2008年以來,美國聯邦儲備局以至日本及歐洲央行先後採取量化寬鬆政策,結果適得其反。2009至2013年期間,香港平均錄得4.0% 的失業率,累計消費物價升幅19.5%,GDP平減物價指數升幅9.1%,名義GDP升幅 24.5%,實質 GDP上升14.1%;本地及外來需求促使樓價再度飆升,自環球金融海嘯以來升幅高達134%。

 

量寬措施相繼推出,全球低息環境勢將持續的展望,令香港資產價格升勢更盛。隨着銀行同業拆息實質平均僅得-3.1%,實質利率轉為負數。雖然特區政府為使樓市降溫推出懲罰性稅項,並試圖增加房屋供應,無奈未見成效。

 

貧富懸殊的政治詛咒

 

至此香港面對全球金融海嘯之後的通脹壓力,其效應也在聯繫匯率影響下放大。

 

不少在亞洲金融風暴中收入大跌且未有置業的家庭,如今又再一次錯失置業機會;他們因未能在樓價升勢中獲益而深感氣餒。已經置業者則又可再利用低息環境轉按物業,取得另購物業的資金而從中獲利。

 

業主與未能置業者之間的財富差距日益擴闊,既成為經濟危機的後遺症,亦造成整體社會在政治上的分歧,影響深遠。縱使香港未全面實行民主政制,市民卻敢怒敢言,動輒大舉上街,可幸至今大致上仍以和平方式宣洩不滿。

 

2003年,上街示威的市民人多勢眾,眾怒難犯,令特首董建華被迫下台,繼任人曾蔭權上台之後,則汲取教訓,避免供應過多新增單位,但今天一樣受人非議;現屆政府自就職以來,為謀對策,日以繼夜絞盡腦汁。

 

放眼希臘,該國選民縱使能藉著投票讓激進左派聯盟政府勝出以宣洩心中憤懣,卻無法憑選票解決經濟問題,同理,無論上街遊行抑或推行泛民爭取的更民主的政治制度,都難以縮窄本地「無產一族」與「有產階級」的貧富差距;歸根究柢,香港需要的是一套明智的房屋政策,希臘需要的是一套健全的經濟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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