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2月18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近两年来中国政府为针对官员以权谋私,打击贪腐的运动一直雷厉风行,至今未见松懈,运动展开初期,不少人还估计无非是权力斗争的幌子,但目前种种迹象显示,反贪运动似是邓小平年代过后中央政府重建社会秩序的措施。

 

由邓小平创建的社会秩序,以市场带动经济增长以换取政治稳定,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有足够认受性,维持社会稳定。期间部分人及家族暴发,当然有不少私营企业通过公平市场竞争赚得厚利,但亦不乏官员藉权位谋取私利,贪污受贿的现象;官场贪腐成风,民怨载道。

 

纵使在二千多年来经济增长欠奉,中国的贪污现象一直相当普遍,更有指贪污植根中国文化,我倒认为贪污渎职之风,在传统中国与当前日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实有本质上的分别。

 

传统中国的贪污温床

 

传统中国的农业经济,往往由近乎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组成,而各地方经济又以到处分散、基于亲属关系的农村小区为单位。

 

公元前221年(中国战国时代末期),中国一统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随后数百年,拥有大批土地的贵族在政治上逐渐失势,这不啻是一大政治成就,历史上唯有古罗马帝国才足以相提并论,可是罗马帝国最终覆亡,随即粉碎欧洲实现统一大业的宏图大计。

 

农村经济自给自足,散布各地的农村小区,就只能靠国家中央集权的制度方能维系凝聚力。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地方上的农业经济彼此独立,毋需互相融合亦能生存,如此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不断,直至邓小平实行经济改革,数以亿计人口才有机会迁离互相隔绝的各地农村,移进城市生活。

 

唯才是用的皇权官僚体制既成本高昂,亦不易驾驭;国家须负责防卫、司法,以及应付官僚制度的种种开支,在税收方面,更须进行人口、土地普查,以至运送实物收入往各地行政中心等繁重任务。此外,制度管理涉及选拔官吏、监察吏治以保廉洁、防止官吏盗取官家物资及谋反,也须确保官吏效忠,以免盘据一方建立地方势力。

 

至于欧洲国家的管治建基于封建贵族制度,比中国的行政模式成本较低,而且较易运作;不过,欧洲的行政制纵有利于节省开支,但中央集权的程度却远不及中国。各自拥权的欧洲封建领主,俨然半独立的土皇帝,彼此争战不休,鲜见忠于国君。封建贵族制后来变为世袭制,部分采邑更演变成完全独立的国家。反观中国模式,即使改朝换代,始终能够维持国家统一。

 

传统中国的官吏受雇于国家,若收受金钱及优待,自然被视为贪污,但在封建欧洲,封建领主的同一行径则无枉法之嫌,因为他并非国家公仆,而是领地之主,自然不会构成有贪污之嫌。

 

可以推断,传统农业经济所产生的盈余,应不足以应付中国行政制度的各类开支,传统中国的官吏难免长期收入过低,与所拥有的权力不相称。贪污是官吏补充收入的方法,挪用公款与榨取巨款属大大违法,但小贪行为却成为可以接受的惯习,甚至成为官场文化。

 

为达致杜绝贪官污吏的目标,向官吏灌输维护儒家道德观念、廉洁自奉的意识成为传统国策;可惜儒家思想过分着重家庭孝悌的观念,照顾家人成为官吏贪赃敛财的诱因,反变成有碍廉洁自奉。当为国抑为家发生利益矛盾,家即凌驾于国之上,成为今日中国贪污问题的核心所在。

 

现代经济的腐化诱因

 

现代社会的经济盈余远胜昔日,应付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开支较为容易,但官员贪污受贿机会亦随之大增,甚至涉及巨款,贪赃风气其实有增无减。

 

官员贪腐成风,究其因有以下三项。第一,经济国有比例愈高,则官员挪用公款、中饱私囊的机会也愈多;第二,经济活动受国家规管的比例愈高,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机会愈多。

 

上述两项显示政府愈具规模、管瞎范围愈广,则贪赃枉法的范畴愈大、机会也愈多。经济学者早就指出,若能维持小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的情况应会缩减;强化自由竞争市场,可减少公职人员贪污的机会。

 

第三,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旧式经济行业走向式微,新兴经济行业冒起,政府官员可透过征税、资助或规管等公共政策措施,对各种经济活动作出阻挠或予以方便,官员贪污的机会也就愈多。

 

举例来说,政府采取措施挽救企业倒闭及工人饭碗以保障夕阳工业 (sunset industries),或避免朝阳工业 (sunrise industries) 与旧式工业竞争,官员即可趁机假藉公利之名而从中谋取私利;事实上官员贪污可窒碍或延误「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调整过程,损害经济现代化。

 

官员及政客当然可以一方面促进朝阳工业,另一方面则加速夕阳工业灭亡,个中间或包含官员贪污现象;有趣的是,这种发展倒可促进经济现代化,不过其反作用始终较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后受惠者的游说力一般较目前受害者为低;也就是说创新力不及破坏力。

 

小平经改的开路之功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挑战重重,皆因他要说服日后有机会受惠的一众– 中国人民– 接受牵涉极大不明朗因素的改革议程,他的改革,实在是经济现代化史上极不寻常的成功例子。

 

有关经济改革在市场重建的过程中,释放出中国人的创新能量,中国经济极速增长,成就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最大经济奇迹;但同时,经济市场与政府官员染指主要经济层面的情况,却又为官员贪污受贿带来前所未见的机会。

 

于邓小平的成功改革年代位居要职的官员,历经三十年后,又已蜕变成一股抗拒进一步改革的势力,为求保障一己私利,千方百计维持现状。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的反贪腐运动,大有动摇建制中多股力量之势,在政治上难免荆棘满途,因为所涉既得利益根深蒂固,且错综复杂,不易铲除。

 

要推动反贪腐运动,建立习近平的威信固然重要,且属无可避免;但将权力集于最高领导人一身,会否降低日后进一步改革市场的意欲,亦引起多方揣测。中国领导班子自然深明个中险着。

 

反贪运动的经济契机

 

若不展开进一步改革,缩窄政府的经济管辖范围,并扩大市场功能,那么根除贪腐的措施只会见一时之效,日后又一代贪官污吏势将卷土重来。工业经济体一向任由市场增长以持续发展,此亦有助促进经济现代化,减少官员贪腐。

 

市场经济有助于将国家融入一体化的经济网络,透过经济上互相依赖维系国家统一,在政治上可减轻靠中央集权操控的单一手段。相反,传统农业经济中的地方农村小区,由于具备自给自足的本质,无法以经济上互相依靠来孕育出国家统一的共同理想。

 

历史在在显示,市场带动是现代经济的必备特质,现代经济足以产生充裕经济盈余,足以支付高薪养廉,减少公职人员贪污的现象。中国目前的反贪腐运动,若能精简官僚制度,配合限制政府职权、提高国家的包容性,则势将为长远经济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传统奉行儒家思想,既主张有容乃大的小国制度,亦要求统治者自我节制,以免过度干扰地方农村小区的社会及经济活动,但其过于看重家庭的观念,往往驱使公职人员贪污,无疑是人伦美德基础的一大缺憾,有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真正有效的竞争式现代市场经济,讲求人皆得享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也正是经济学的金科玉律。从概念上而言,现代市场经济大大有助于国家维护法治,减少公职人员贪污的弊病;而随着中国城市化和「一孩政策」的后果所及,大大撇除了地方亲属关系对新一代接班人的影响,应有助促进国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的政治功绩,一如邓小平的经济功绩,若能为市场增长及精简官僚制度制造足够空间,可算是恩泽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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