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5月13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我上周在本欄發表的文章觸動部份讀者神經,香港電台認為文章相當具爭議性,於是上周五在直播時事節目Backchat中,舉行了一場小組論壇;與其餘兩位嘉賓討論之際,我重申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巴羅的實證研究(【圖】),顯示在民主發展水平偏低的國家及地區,經濟增長與政治自由度呈正相關,反之,若民主發展程度偏高,則其經濟增長卻與政治自由度呈負相關。

 

對圖中經濟增長率與政治自由度(作為民主程度指標)對比之下所呈現的倒轉U形關係不以為然是人之常情,皆因個人信念主要來自一己學習的知識及累積的經驗,一旦遇到有違個人基本信念的事物,常會有這種反應。

 

早在上世紀1990年代末期,巴羅教授已發現上述這種倒轉U形關係,他於2003年發表的研究,蒐集113個國家在1965至1990年間的相關數據;這種非線性相關關係與大多數人的基本信念不相符,難怪有些人視有關實證具爭議性,但卻不應就此加以否定甚或譴責。

 

實證負相關的關鍵所在

 

上星期 Backchat 節目完結後,我憶及2012 年曾在布拉格跟巴羅教授見過面,他告訴我已將有關研究結果更新,我於是在他的網站搜尋,發現201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亦即他2012年出席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諾貝爾「增長與發展」研討會所宣讀論文的修訂版,其中包含1960至2010年的研究結果,分別以一組89個國家以及一組151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兩組均出現同一倒轉U形相關關係。

 

巴羅教授在圖表中假定其他各種與經濟增長相關因素維持不變,再將經濟增長率與民主發展程度加以對比,因此兩者之間的倒轉U形相關實為一種局部相關(partial correlation)的關係;至於其他經濟增長的相關因素,則包括初期人均GDP、預期壽命、生育率、法治、整體經濟中的投資及政府消費比重、男性及女性教育程度、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等等。

 

不過,有關圖表卻容易被人誤解,因為巴羅教授的數據並不是用來說明威權政府是否有利經濟增長,而只是按社會的民主成熟程度衡量民主化的利弊,而經濟增長與民主發展之間非線性關係的實證正是關鍵所在。

 

從不少證據中可見,威權政府亦能在一段時期內取得極高經濟增長率,南韓、台灣、新加坡、中國均在威權政府統治下曾錄得可觀經濟增長,但亦有實證顯示,不少威權國家不但經濟增長極低,甚至出現負增長;威權政體之間的經濟增長率差異遠大於民主政體,亦屬合乎常理推斷。

 

民主利弊的歷史循環

 

若然蒼生有幸,遇上勵精圖治的專制仁君,好比理想國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經濟發展理想,亦非絕不可能,無奈威權政府的權力繼承充滿變數,專制暴政往往悲劇收場卻也是事實,相較之下,民主政制不但從道德上而言具有平等、自由的優勢,亦在權力交接上安排妥善而更為可取。

 

約於兩世紀前,人人得享平等自由已是廣為大眾接受的崇高理念,但問題是並非人人的才華或性情都相同。不論在威權抑或民主政體,個人以至利益團體往往為享特權或保障而遊說政府;在社會穩定的民主政體,遊說活動尤為蓬勃。

 

1845年,巴斯蒂亞(Frédéric Bastiat)發表一封致法國國會議員的嘲諷公開信,假冒蠟燭生產商說客要求國會立法規定全國日間關閉窗戶,以免蠟燭受到日光的不公平競爭威脅。

 

在不少民主政體中,類似惡法與日俱增,導致政治上衍生出另類分化作用,保障各種商業集團、勞工組織、專業團體,以及高姿態的倡導者等等的既得利益以及壟斷,窒礙經濟發展。

 

農業社會當初反抗威權統治之際,初生的民主制度推翻保障貴族地主的種種惡法,制訂有助促進自由經濟市場的善法,可惜久而久之又變得僵化腐朽,反而有礙經濟發展,種種新興既得利益組織為求特權及保障,發動遊說活動,政府受制其中。

 

既得利益的經濟禍患

 

民主制度即使原則上承諾與所有選民分享政治影響力,但面對無休止的遊說攻勢卻無能為力。經濟學家奧遜(Mancur Olson)曾就民主政制與經濟增長之關係,先後於1965年及1982年發表兩篇劃時代的研究巨著,先分析利益團體在遊說政治競賽中的致勝之道,然後列舉例證,說明種種狹隘既得利益如何釀成社會運作僵化、經濟發展停滯、國家步向衰亡。

 

研究論著的結論在於要振興社會,必須消滅既得利益;尤如資本主義及民主制度冒起,需令貴族及地主失勢。

 

有關研究亦提出,種種利益團體必先克服經濟學上所謂「搭便車」(free rider),亦即坐享其成之弊,才有望在遊說競賽中克敵制勝。利益團體能集中照顧其中活躍份子的利益,便可解決此問題。利益團體規模愈小,則成本愈低,亦無後來者坐享其成之弊,無怪乎在政治競賽中獲勝的多屬小規模利益組織。

 

此外,奧遜列舉各項歷史例證,說明為何狹隘利益團體叢生會有損經濟增長。例如美國歷史較短州份的經濟增長步伐往往勝過歷史悠久州份,而內戰結束後,戰敗的南方各州增長步伐勝過戰勝的北方各州;二戰結束之後,日本與德國的復興步伐勝過盟國;英國政情雖較法國穩定,但兩世紀以來,法國增長步伐與英國相同。

 

上述研究各項論點足以解釋多種相關現象,例如何以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標榜自由市場的經典著作出版二百多年來,各地貿易仍然關卡重重?為何富裕的工業國要為只佔人口少數的農民提供保障,而以農民為主的窮國反而往往採取有損農業利益的稅務政策?背後原因在於利益團體規模過大,政治上根本無法妥善駕馭。

 

回報遞減的民主困局

 

因此,小規模的既得利益一群反而有望在政治上發揮影響力,所以種種狹隘的小眾利益在政治圈中捷報頻傳,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政黨(Bolshevik Party)也有着相同理念。事實上,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早奧遜一步,在19世紀末就已發表他在觀察意大利選舉政治之時所構想出利益團體效率小勝於大的道理。

 

巴羅教授在其研究圖表中提出的非線性倒轉U形相關關係,顯示民主政體一旦發展成熟,會發生類似「回報遞減定律」的效應,而奧遜的研究則指出其中的成因所在,亦即狹隘特殊利益團體與日俱增的趨勢。

 

香港政制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導致狹隘既得利益團體日益獲擁不尋常的政治勢力,當中固然有部份承襲自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通過功能組別而加以制度化,包括商界、新界原居民,以至形形式式的專業團體及勞工利益組織;有靠攏建制派的,也有靠攏泛民主派的,不過對黨派的歸附,亦無非是既得利益團體藉以換取有關黨派保障其既得利益而已。

 

香港基於比例代表制的地方選區選舉規則造成政治分裂局面,其實在歐陸各國比比皆是。本地泛民政黨成為此等分化勢力的受害者,日漸傾向激進機會主義,空有政治姿態卻又領導無方;至於行政長官則勢孤力弱,欠缺認受性之餘,亦陷於同時效忠北京與香港市民的兩難困境。

 

看來立法會大多數會於約一個月後,選擇讓香港最少在今後七年繼續維持現狀,其實行政長官也只是等着為政制改革劃上句號罷了。縱然結束固有專制對大部份市民有利,可惜卻不利於大部份狹隘利益團體;若以為政改結局如此是邁向民主跨一大步,簡直是痴人說夢;此舉不但令經濟倒退,在政治上更助長小眾專制,難道這是北京政府想要的嗎?無論如何,這絕非香港市民所願。

 

參考文獻:

 

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2nd edition, MIT Press, 2004

 

Robert J. Barro, “Convergence and Modernization,” Manuscript, August 2014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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