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6月3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獨立時事評論員李兆富先生上周在《蘋果日報》的文章(《食環街市般的香港政壇》,2015年5月28日),讀後令我關注到消費者委員會對街市食品價格的調查,於2009年12月15日公佈自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期間的每月街市行情指數,比較26種食品在44個街市的售價。

 

隨後發表的調查結果,更將範圍擴大至遍布全港18區的52個街市,從網上搜尋所得,最後一次街市行情指數於2010年10月發放;若將其中數據加以綜合分析,可看到公、私營街市的某些差別。

 

街市租金的超值邏輯

 

眾所周知,政府街市由食物環境衛生署管轄,所徵收的租金通常遠較私營街市為低。箇中原因甚多,但關鍵因素在於為符合各方持份者的不同利益,往往不能又或不願收取所管理資產的十足市值。

 

有說食環署收取低於市值租金的做法,是為了減低成本,讓檔主可以較低廉售價經營,從而令消費者得益。

 

經濟學者則對此說法有所保留。因若要讓消費者受益,大可發放食物或購物券,而無須只以低廉租金優惠檔主。

 

由於租金低廉,公營街市檔位吸引大量租戶,租用者實際上等於獲得公帑補貼租金,私營街市檔主則無此優惠。公營街市檔主所得租金補貼,變相等於額外利潤,但檔主並無必要與消費者分享利益。食環署選擇租戶有其一套慣用條件,但從來不包括為顧客提供優惠價格。

 

公營運作的雙重優惠

 

消委會 2010年10月所公佈的數據,在52個街市的調查結果中,食品價格互有差異,五大及十大最高價街市的平均食品價格,較整體平均價格分別高出9.7% 及 6.8%,而五大及十大最低價街市則較整體平均價格分別低3.9% 及 3.4%。價格最高與最低的街市食品價格差幅為17.5%,價格差別或有部份原因在於食品質素有所不同。

 

上述調查的數據亦顯示,價格高於平均水平及低於平均水平的街市均為26個,比數各佔一半;高於平均水平的街市之中,有20個(佔77%)由食環署負責營運,而價格低於平均水平的則有14個(佔54%)由食環署負責營運。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價格最高的五大及十大街市中,分別有四個及八個屬食環署管轄範圍,而食品價格最低的五大及十大街市中,則分別有四個及六個為私營街市。

 

食品價格較高的多為食環署負責營運的公營街市,較私營街市平均高出2%;由此可見,食環署街市檔主並未有訂價較低而惠及消費者。

 

以此推論,公營街市檔主的利潤應高於私營街市檔主。公營零售店舖的租金通常低於同類私營店舖,此類店主的平均利潤按理亦應較私營店舖店主為高;如若不然,相信只因公營零售店舖經營不善而已。

 

上述現象足以解釋,何以公營物業租戶極力反對營運私有化,事實上,即使私有化的好處頗多,政府官員除非萬不得已,例如面臨財政危機,否則都不會贊同將公共資產私有化,相信是基於政府在面對租戶及政客的指責時,所須承受的政治衝擊。

 

辱老醜聞的經濟啟示

 

事實上護老院的問題也包含同理的經濟因素。2015年5月26日,《明報》揭發大埔一家護老院部份長者在露天平台被脫光排隊洗澡,醜聞曝光後,輿論嘩然,要求政府吊銷該院經營牌照,並於今後加強規管私營護老院。

 

社會福利署是否監管失職尚待調查,但政府當局監管其實從來就不足,否則所需的人力物力,恐怕非現時稅制所能承擔。

 

相反,新聞界則往往大有興趣注視諸如護老院等社會大眾關注的機構,只因具新聞價值,是以新聞自由變相成為可補政府監管之不足的另類寶貴監管工具。可惜新聞界只會關注具新聞價值的重大違規或失職事故,而對日常瑣事興趣不大。

 

從經濟學角度而言,私營護老院問題與街市問題大同小異。私營護老院不獲政府資助,非牟利的非政府機構則獲租金優惠,但若私營護老院獲租金優惠而得以擴充院舍,是否就足以改善護老服務質素?我認為並非必然。從上述有關街市的分析可見,既然租金優惠並不會令顧客受惠,那因何推斷護老院的顧客即住院者卻會受惠呢?

 

也許擴充院舍後,院內長者會毋須洗澡時在平台上赤身露體,但不能排除他們在室內仍受到同樣苛待的可能性,只是不會暴露人前,那時《明報》記者亦無法拍攝得其中實況而揭發醜聞,問題只會變成「眼不見為亁淨」。

 

改善社會服務的契機

 

護老問題不單在於監管不足,而更在於收費不菲,部份長者不易負擔;護老服務固然要有足夠場地,但更需要足夠人手。醜聞涉及的該所護老院,應是為求節省人手而採取類似生產線式運作。

 

勞工市場供應緊張,加上最低工資的影響,私營護老服務變得昂貴,令有需要長者及其家屬難以負擔。受苛待長者的家屬,除非從未到過該院探訪親人或溝通,否則怎會對狀況毫不知情?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歸根究底,關鍵其實在於他們所能負擔的範圍內,尚有什麼選擇;答案是極為有限。

 

在人口持續老化的大前提下,必須以新思維構思出解決方案。我認為有關方面必須加倍努力,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情懷以及社會善舉;若要避免加稅之苦,應擢力募集私人捐獻,並招募退休者(其中尤以男性為主)以義工方式參與服務。

 

監管工作可採用外判形式,為傾力做好本份製造誘因。傳媒的監察作用固然寶貴,但有欠全面。本地向有股票分析員團隊深入研究上市公司表現,專為監察上市公司管治而設的種種收費服務,已成為一門日益壯大的行業,投資者亦樂於付費獲取資料,政府不妨向此等私營服務業借鏡。

 

社會服務的監察若能得以改善,將可吸引更多私人捐款,社會服務市場被著名社會服務機構壟斷的情况亦可隨之改善,何況即使著名的社會服務機構亦時有醜聞。護老服務在香港以至全球均處於成長階段,汲取商界的先進經驗,必定大有裨益。

 

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學已故經濟學教授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喜於課堂上講授經濟分析時,從報章選讀名人言論或有趣報導,然後要學生運用價格理論(price theory),找出言論的破綻或分析報導的事件;同學藉此通過應用實踐,理解價格理論。從他身上,我也學到從各式各類事件之中找出共通的價格理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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