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6月3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独立时事评论员李兆富先生上周在《苹果日报》的文章(《食环街市般的香港政坛》,2015年5月28日),读后令我关注到消费者委员会对街市食品价格的调查,于2009年12月15日公布自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期间的每月街市行情指数,比较26种食品在44个街市的售价。

 

随后发表的调查结果,更将范围扩大至遍布全港18区的52个街市,从网上搜寻所得,最后一次街市行情指数于2010年10月发放;若将其中数据加以综合分析,可看到公、私营街市的某些差别。

 

街市租金的超值逻辑

 

众所周知,政府街市由食物环境卫生署管辖,所征收的租金通常远较私营街市为低。个中原因甚多,但关键因素在于为符合各方持份者的不同利益,往往不能又或不愿收取所管理资产的十足市值。

 

有说食环署收取低于市值租金的做法,是为了减低成本,让档主可以较低廉售价经营,从而令消费者得益。

 

经济学者则对此说法有所保留。因若要让消费者受益,大可发放食物或购物券,而无须只以低廉租金优惠档主。

 

由于租金低廉,公营街市档位吸引大量租户,租用者实际上等于获得公帑补贴租金,私营街市档主则无此优惠。公营街市档主所得租金补贴,变相等于额外利润,但档主并无必要与消费者分享利益。食环署选择租户有其一套惯用条件,但从来不包括为顾客提供优惠价格。

 

公营运作的双重优惠

 

消委会 2010年10月所公布的数据,在52个街市的调查结果中,食品价格互有差异,五大及十大最高价街市的平均食品价格,较整体平均价格分别高出9.7% 及 6.8%,而五大及十大最低价街市则较整体平均价格分别低3.9% 及 3.4%。价格最高与最低的街市食品价格差幅为17.5%,价格差别或有部份原因在于食品质素有所不同。

 

上述调查的数据亦显示,价格高于平均水平及低于平均水平的街市均为26个,比数各占一半;高于平均水平的街市之中,有20个(占77%)由食环署负责营运,而价格低于平均水平的则有14个(占54%)由食环署负责营运。值得注意的是,食品价格最高的五大及十大街市中,分别有四个及八个属食环署管辖范围,而食品价格最低的五大及十大街市中,则分别有四个及六个为私营街市。

 

食品价格较高的多为食环署负责营运的公营街市,较私营街市平均高出2%;由此可见,食环署街市档主并未有订价较低而惠及消费者。

 

以此推论,公营街市档主的利润应高于私营街市档主。公营零售店铺的租金通常低于同类私营店铺,此类店主的平均利润按理亦应较私营店铺店主为高;如若不然,相信只因公营零售店铺经营不善而已。

 

上述现象足以解释,何以公营物业租户极力反对营运私有化,事实上,即使私有化的好处颇多,政府官员除非万不得已,例如面临财政危机,否则都不会赞同将公共资产私有化,相信是基于政府在面对租户及政客的指责时,所须承受的政治冲击。

 

辱老丑闻的经济启示

 

事实上护老院的问题也包含同理的经济因素。2015年5月26日,《明报》揭发大埔一家护老院部份长者在露天平台被脱光排队洗澡,丑闻曝光后,舆论哗然,要求政府吊销该院经营牌照,并于今后加强规管私营护老院。

 

社会福利署是否监管失职尚待调查,但政府当局监管其实从来就不足,否则所需的人力物力,恐怕非现时税制所能承担。

 

相反,新闻界则往往大有兴趣注视诸如护老院等社会大众关注的机构,只因具新闻价值,是以新闻自由变相成为可补政府监管之不足的另类宝贵监管工具。可惜新闻界只会关注具新闻价值的重大违规或失职事故,而对日常琐事兴趣不大。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私营护老院问题与街市问题大同小异。私营护老院不获政府资助,非牟利的非政府机构则获租金优惠,但若私营护老院获租金优惠而得以扩充院舍,是否就足以改善护老服务质素?我认为并非必然。从上述有关街市的分析可见,既然租金优惠并不会令顾客受惠,那因何推断护老院的顾客即住院者却会受惠呢?

 

也许扩充院舍后,院内长者会毋须洗澡时在平台上赤身露体,但不能排除他们在室内仍受到同样苛待的可能性,只是不会暴露人前,那时《明报》记者亦无法拍摄得其中实况而揭发丑闻,问题只会变成「眼不见为亁净」。

 

改善社会服务的契机

 

护老问题不单在于监管不足,而更在于收费不菲,部份长者不易负担;护老服务固然要有足够场地,但更需要足够人手。丑闻涉及的该所护老院,应是为求节省人手而采取类似生产线式运作。

 

劳工市场供应紧张,加上最低工资的影响,私营护老服务变得昂贵,令有需要长者及其家属难以负担。受苛待长者的家属,除非从未到过该院探访亲人或沟通,否则怎会对状况毫不知情?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归根究底,关键其实在于他们所能负担的范围内,尚有什么选择;答案是极为有限。

 

在人口持续老化的大前提下,必须以新思维构思出解决方案。我认为有关方面必须加倍努力,唤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情怀以及社会善举;若要避免加税之苦,应擢力募集私人捐献,并招募退休者(其中尤以男性为主)以义工方式参与服务。

 

监管工作可采用外判形式,为倾力做好本份制造诱因。传媒的监察作用固然宝贵,但有欠全面。本地向有股票分析员团队深入研究上市公司表现,专为监察上市公司管治而设的种种收费服务,已成为一门日益壮大的行业,投资者亦乐于付费获取资料,政府不妨向此等私营服务业借镜。

 

社会服务的监察若能得以改善,将可吸引更多私人捐款,社会服务市场被著名社会服务机构垄断的情况亦可随之改善,何况即使著名的社会服务机构亦时有丑闻。护老服务在香港以至全球均处于成长阶段,汲取商界的先进经验,必定大有裨益。

 

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学已故经济学教授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喜于课堂上讲授经济分析时,从报章选读名人言论或有趣报导,然后要学生运用价格理论(price theory),找出言论的破绽或分析报导的事件;同学藉此通过应用实践,理解价格理论。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从各式各类事件之中找出共通的价格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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