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6月10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一名12歲中國內地男童在港非法逾期居留9年的事件經傳媒報導後,男童及家人受到本土主義激進分子連番衝擊,最終在上周四離港,期間所受種種滋擾,聞之令人咋舌,相信任何尊重法治及基本人權的文明社會,均不能容。激進本土主義,實在令本地倡議及支持民主發展的一眾蒙羞!此等極端行徑絕不可縱容。

 

民主政制在18及19世紀一直是西歐及北美國家維護法治和保障人權(以及私有產權)的一種有容乃大的可靠政治制度,有助催生並維持經濟現代化,向被推崇為至高無尚的政治體制;但亦唯有能發揮其維護法治、保障人權的功能,才可算行之有效,值得推崇。

 

民主政制的心理屏障

 

回顧歷史,民主政制不乏失效的例子。一旦民主國家內部種種小眾利益勢力奪權成功,使民主政制的包容性受到削弱甚或蕩然無存,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Daron Acemoglu 與 James Robinson的合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把這稱為「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可惜書中側重闡釋寡頭政治在商業和軍事方面的破壞力,忽略了在現代民主政治制度下,種種草根及勞工利益勢力每每為尋求與保障自身利益而極力鼓吹重新分配及規管政策,假公濟私,罔顧公眾利益,體現了寡頭政治對民主政體社會造成的損害。

 

香港的政治體制可說罕見,基於種種歷史因素,縱然欠缺民主政制,香港的法治和基本人權依然得到充份保障。由於大部份市民皆屬外來移民,較能適應英國殖民統治,反而對香港最終回歸北京共產黨政府的統治懷有恐懼情緒。

 

香港從英國殖民地政府手上歸還中國,「一國兩制」成為穩定市民信心的關鍵安排,最終目標乃在本地推行以全民投票方式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香港確實有別於西歐和北美國家,在維護法治、尊重人權方面早已清晰確立,從來毋須依靠民主。對香港而言,民主是為達成在北京政府統治下,維持無損公眾信心此一實質目標而採取的手段;這手段真能發揮作用,減輕港人恐懼,自可贏得香港市民的衷心擁戴。內地官方亦不時指出,承諾在香港落實民主的是北京政府,而非英國政府。

 

反客為主的歷史因由

 

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局勢發展,在在顯示要達至此一目標殊非易事;本地年輕人日漸視爭取民主為最終目標,民主被視為值得追求的普世價值。究竟這種趨勢如何形成?

 

首先,「六四」以及《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兩大事件,均令香港市民對前途的信心大打折扣。民主黨與公民黨亦是由之而崛起。

 

其次,樓價不斷飆升,已在「有產階級」與「無產一族」之間形成一道鴻溝。隨着中產階級逐漸下滑,激進政黨乘時而起,爭取民主出現兩種目標:對溫和派而言,民主仍被視為可對北京政府統治的恐懼心理起緩衝作用;在激進派眼中,民主則成為爭取社會公平的政治目標。社會不均現象愈趨明顯,民主也愈被視為終極目標,藉以撥開當前雲霧,創建美好前景,而非純為捍衛社會核心價值的手段。

 

樓價飆升當然並非香港獨有的現象,全球各大城市都面對同一嚴峻問題。經濟愈蓬勃,國際經濟地位愈高,樓價暴漲的問題亦相應愈趨嚴重,不論是否施行民主政制,各大城市均深受此苦。樓價飆升往往由供不應求現象急劇惡化引起,不論在香港抑或世界各地,供應短缺往往源於有關當局對發展的過度規管,以及政治紛爭所造成的政策延誤。

 

不少建制派聯盟陣營早在港英時期已然參政,激進政治得勢使他們恐怕泛民陣營內的反對派會像西方民主政體中的民粹政客般,鼓吹「重新分配」,令政府負債累累。

 

他們也憂慮民選政府會有損香港小政府、低稅率、自由市場,以及法治精神這些一直以來有效維護產權、保障經濟自由、令人人機會平等的制度安排。這些都是促成香港戰後經濟繁榮的重大因素,必須加以捍衛,香港社會今天得享高度公民自由,也拜這些制度及政策安排所賜。民主卻不是這回事。

 

激進勢力的可乘之機

 

一直以來,泛民反對派不斷對內地政治悲劇大肆抨擊,而香港政府又未能取得選民支持,令北京政府如坐針氈,傾向對反對派加以制肘。1999年推出的比例代表制取代簡單多數制,目的正在於防止反對派在立法會中控制大局。

 

這是由於1995立法會選舉,簡單多數制的選舉制度令反對派獲得極大優勢,以致即使民建聯在民選中贏得四分之一選票,反對派仍能在立法會20個直選議席中取得18席。

 

始料不及的是,急就章的比例代表制反而讓激進小眾利益勢力在立法會中崛起。當時樓價不斷飆升引致財富差距日益懸殊,更壯大了這些勢力。

 

激進派在立法會中抬頭,觸發兩大趨勢:一、仇視北京政府的情緒日形高漲;二、泛民陣營內分化日深。

 

2010年立法會補選,亦即所謂「五區總辭」或「五區公投」,民主黨決定杯葛,標示了泛民陣營內開始出現嚴重分歧。其後民主黨與北京政府對話,成為政改重大突破,泛民陣營進一步分裂,激進派隨即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重挫民主黨。民主黨黨員對此至今仍耿耿於懷,並指激進派經費來源令人懷疑。

 

政壇分岐日益惡化,演變出立法會內無休止的不合作運動,即使針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各種政策,亦難逃「拉布」命運。這不但令香港社經矛盾更加難以化解,也大挫香港市民對北京政府與建制派聯盟的信心。

 

激進派不斷煽風點火,把市民恐懼北京的情緒轉化成仇視北京的敵意;又利用各式各樣尤如流氓的滋擾行動作為爭取大眾支持、恫嚇無辜的手段;令政治變得非理性且荒唐。

 

消弭分裂的協作方案

 

《基本法》的民主承諾,原意在穩定香港人對回歸中國的信心。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政制安排以及後來的種種政改,未能化解社會日益惡化的社經矛盾,對因樓價飆升造成財富差距懸殊的現象,就更無能為力。

 

激進派聲勢日益壯大,對有助化解社經弊病的理性論說一概否定,把所有問題轉化為北京與香港、建制派與泛民陣營,以至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的零和政治抗爭。事實上,兩極化與多方對抗若再惡化下去,本地社經矛盾及政制發展均難望有任何出路。

 

要知道並非一切社經問題皆可經由政治安排解決。激進派言過其實的煽動技倆,令人誤以為政治抗爭可解決所有問題,但其實只是在北京政府與香港社會之間種下互不信任的禍根,令各方討論議題更難取得進展。要「一國兩制」成功,香港必須與北京政府攜手跨步向前、竭誠合作,但需要極度互信。

 

要保持香港社會的社經活力,必須容許包含健康意識的反對派存在,具有以法治為基石的自由社會,對先進經濟體正常發展至關重要。要避免反對派對發展造成障礙,實現立法會普選無疑是最佳保證。同樣,香港須以普選方式產生一位民選行政長官,才能穩定市民大眾對《基本法》的信心。

 

重建互信,已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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