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10月22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Angus Deaton教授憑在消費、貧窮、福利方面的研究成就,獲頒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我素來欽佩他的研究,更把他的近作The Great Escape作為我在大學所教的一年級通識課程“Poverty and Growth in the World”的第一讀本。

 

Deaton教授所作的研究對瞭解發展中國家及發達國家的貧窮及福利問題啟發良多,其中的關鍵元素可歸納為以下三項。

 

安逸人生的多重指標

 

首先,無論個人或家庭,收入並非決定生活是否安逸的唯一關鍵因素。由此引申,發達國以至貧窮社會以收入為量度福利的唯一指標的慣常做法,不但失諸偏頗,且會在制訂化解貧窮及社會不均的政策時,起誤導作用。

 

不工作而獲得的餘暇,可視為非以收入量度人生安逸的另一考慮,且看看以下的情況:隨着生產力提升,收入自然增加,但個人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反而減少,並非純粹工作日數以至工作週縮短,而是一生之中的工作年數也縮減。不工作所得的餘暇,其實並非無所事事或浪費時間,而往往等於將時間投放在加強人力資本(包括讀書、培訓、運動以至睡眠),以及遊戲方面,令人樂在其中而獲高度重視。

 

健康改善令預期壽命延長,大大提升人生安逸程度。因此,量度人生安逸不應只限於量度收入差額和變化,而須將隨着健康改善、生產力與收入增加帶來的額外餘暇一併計算。箇中效應實在非同小可。

 

要了解上述Deaton教授相關研究中第一項的實際含義,不妨先看看重視健康對人生安逸到底有何影響。從實際經驗觀察所得,是富者健康狀況往往較貧者優勝。發達國家的人,其健康狀況平均較發展中國家的人為佳:壽命較長、患病日子較少、身型較高等量度健康的準則都是明證。

 

這些指標雖與人際收入、國際收入,以及歷時收入變化關係密切,但健康與收入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健康的人未必富有,而富有的人又不一定健康。

 

至於富者與貧者,以及發達國與貧窮國之間,其生活安逸的程度,又究竟是否會因健康有所改善,而令差距收窄或擴闊?這是關乎在健康改善的情況下,誰得以從中受惠。假設富者收入100元,貧者收入25元,再假設健康改善等同令兩者的收入各增加$25,則兩者收入金額的相對差距(而非絕對差距)就會因而收窄。假使健康改善令富者得益的金額為50元,而貧者得益的金額僅為5元,則二者收入的相對差距就會因而擴闊。

 

Gary Becker 教授(亦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與其他經濟學者的實証研究發現,與傳染、呼吸、消化、先天、產期前後,以及其他「不明確」(ill-defined)疾病有關的醫學及科學突破,由於有助於減低年齡在50歲以下者因那些疾病喪生的死亡率,故等同延長所有人的預期壽命。這不僅令人人受惠,亦能收窄各國內部以至國際之間的貧富差距,使安逸生活的分配較為平均。

 

不過,近年來種種預防或治療愛滋病或神經系統、感覺器官、心臟及循環系統相關疾病的療程,由於減低年過五十者罹患此等疾病以致喪生的死亡率,則不但導致國際間健康不均程度上升,亦往往令各發達國家內部的不均情況增加。

 

終身效應的關鍵作用

 

至於Deaton教授所作的第二項研究,是對個人消費選擇的效應作深入探討。Deaton教授在其研究中強調的是對安逸人生的終身效應,而非在特定時刻的作用。因此,無論健康抑或家庭收入,量度時亦須以其終身效應為準則,而非僅以某一時段量度。

 

上述概念與近半個世紀以來以量度家庭收入分散程度的堅尼系數作為量度經濟不均的普遍做法大不相同,這量度方式並不把終身健康護理視為安逸人生的重要影響因素,亦不考慮終身收入效應。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率先指出個人及家庭收入按年波動頗大此一概念,Deaton教授則在其研究中進一步演譯。Mark Rank、Thomas Hirschl、Kirk Foster三位社會學家在其合著《追逐美國夢》(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書中,對年齡介乎25至60歲美國人歷時44年的縱向數據詳加分析,亦印證了佛利民與Deaton兩位教授的相關理論。三位社會學家在書中指出,美國有12% 的人口會在一生中至少有一年置身最高收入1%分佈之中,納入最高收入5% 及10%分佈中的美國人口比率分別為39% 及56%,而納入最高收入20%分佈的更高達73%。

 

這些發現實在發人深省。收入短期內的波動,多是收入升跌變化的短暫現象。無論對個人或家庭而言,關乎安逸的考慮因素,均非只看一時,而是終身的影響。英國財政研究學院(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近期發表的研究報告還發現,終身收入的分散程度實較按年收入為低。

 

消費選擇的解貧契機

 

Deaton教授的第三項研究,在於展示經濟學理論對制訂化解貧窮與不均政策的參考作用。正如前述,Deaton教授的研究既揭示對於人生安逸的影響,收入與健康同樣重要;亦指出終身效應比一時的效應更為相關。至於其消費經濟學理論,亦明示為化解貧窮及不均而制訂的政策,須以教育、醫護、幼兒階段介入以扶助窮家子弟等方面為重點。

 

旨在支援貧者消費的收入重新分配政策,只能減輕單以堅尼系數作量度的貧窮程度。Deaton教授認為解貧不應執著於如何改善量度的標準,他更認為獎勵努力、冒險、運氣等造成社會不均的因素亦是脫貧不可或缺的條件。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頒予Deaton教授時表示:「要制訂有利社福而又有助減貧的政策,必先對個人消費選擇有所掌握。對增進這方面的了解,Deaton教授貢獻之鉅,實在無出其右。」此一評語可謂既明智又中肯。

 

參考文獻

 

M. Brewer, M.C. Dias, J. Shaw, “Lifetime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Working paper W12/23,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UK, Oct 2012.

 

G.S. Becker, T.J. Philipson, R.R. Soare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1 March 2005, pp. 27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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