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1月11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政府应否插手干预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以促进经济活动?经济学家就此曾先后展开两次深入争辩:第一次围绕旧工业政策,第二次则关于创新和科技政策。新旧两次争辩存在某些相关之处,但基本上性质不同。

 

旧工业政策的争辩关乎如何最有效地分配有限资源,这正是香港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核心概念。优胜劣败究竟应取决于政府政策,还是任由市场规律决定?经济学家大多认为有效分配资源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市场系统及价格机制,只有在市场失效,而社会回报率又高于资金机会成本的情况下,才应采取公共政策加以干预。

 

至于新的争辩则在于把新意念转化为新产品,通过科技创造财富。从经济学观点视之,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等资源从来受制于稀缺定律,亦即「报酬递减法则」(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若能通过政策措施孕育新意念,就能克服此法则的局限,发掘出生产力持续增长的宝藏。要孕育有助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新意念,究竟关键在于政府政策抑或市场力量,是争辩的重点。

 

利伯维尔场的威力

 

旧工业政策争辩中的经济政策议题,系于规模经济和市场失效。有论者提出,任何国家出现处于萌芽阶段的行业,该国政府有必要采取政策加以保护,以免受具备规模经济优势的外国企业的竞争威胁;另一方面,一国新兴行业亦需要时间累积经验和发展,才能与外国企业竞争,此说亦即广为人知的婴儿产业论点。

 

背后理据在于婴儿产业中个别企业往往未能筹集资本,以作长期累积经验和发展,难以建立在国际市场立足所需的规模。造成市场失效,乃因资本市场不完善性(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亦即婴儿产业在集资过程障碍重重,而政府透过各种资助及保护政策之类的干预措施,能矫正这种市场失效的弊病。

 

可惜事与愿违,婴儿产业在受保护环境中「骄生惯养」,反会变得逃避竞争,甚成逐渐变为擅于游说政府的寻租者。政客及政府官员从来就不轻易承认政策失误,有关保护政策的「脐带」于是永难切断。

 

不少发展中国家亦以婴儿产业论点为其理据,纷纷制订进口取代的保护政策。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就曾建议发展中国家(亦即其服务对象)采取此一政策;从日本、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以出口作为主导的制造业经济体之发展远远抛离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跻身第一世界经济体,便已清楚反映此项政策如何失当。

 

旧工业政策所以失效,每因政府挑选企业加以支持保护,企业于是不惜一切争取入选,在甄选过程中难免渗入政治游说成份。至于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既确立企业发展成败取决于利伯维尔场,亦成为杜绝寻租者以游说方式左右政府施政的有效策略。

 

创新思维的潜能

 

有关创新和科技政策的争辩,聚焦在如何提高现有及婴儿产业的生产力增长幅度。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芝加哥大学两位经济学者Paul Romer(大学研究生)与Robert Lucas(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各自根据不同而相关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研究,随后引发有关争辩。

 

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是否扮演重要角色?换句话说,政府能否维持经济正增长,力求在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变的情况下,产值亦能持续增长?根据新经济增长模式,生产力增长之源最终来自新意念。

 

两位经济学者均视经济成果与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等皆为「事物」,有别于意念。人类借着改良方法以重塑「事物」的力量无穷无尽,例如通过新意念,人类可以增强处理器的功率或供应炼的效率,从而提升生产力,为盈利创造条件,最终推动经济增长。意念的妙处,正在于它近乎无可限量的特质。

 

两位学者又都着眼于意念的效果,他们都认为除了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以外,成果乃由意念所产生。人力资本投资有助增进发掘新意念(或学习他人意念)的机会,而新意念反过来又利于促进人力资本。二者相辅相成,成效大增,以致投入的人力物力即使相同,亦能产生事半功倍之效。

 

意念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带动科技进步的正能量,足以克服制约经济成果、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等「事物」的报酬递减法则,因为凡「事物」皆受制于稀缺定律。有别于「事物」,通过人类巧思构成的意念既无可限量,亦不虞匮乏。

 

新意念诱发新产品、发掘新市场,带来创富的新机会,各国的发展不再受制,增长亦无止境。重塑「事物」以提升价值的途径也无可限量,经济增长前景亦无穷壮阔。

 

不过,科学探索(亦即新意念之源)本就讲求机缘,而且充满变数。要将科学意念化为科技产品,个中的市场化过程无疑荆棘满途,有关知识产权须加适度保障,须不温不火,否则就难以吸引商业上可行的投资。

 

外溢效应的条件

 

将产品或服务市场化,更须在市场推广方面进一步创新,以满足各地市场客户的不同需求。从科学发现为起点,而以符合客户需要为终点,则须各有关支持机构及参与其事者通力合作,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美国硅谷以及128号公路,都可算是天时、地利、人和互相配合而水到渠成的成功例子;后来即使透过政府政策在其他地区依样画葫芦,亦奏效者少。事实上要悉数凑合各种有利因素代价不菲,殊不划算。

 

若政府有意促进创新和科技进步,又能否提供所需环境,促进产生新知识与及企业盈利,令业界发挥互惠互利的外溢效应?

 

根据Michael Porter「国家竞争优势」论的观点,将同一行业的竞争企业集处一地,可让同业间传播知识,充份发挥知识外溢(spillover)效应。例如纺织及制衣企业聚集一处,应能为同业增长提供最佳架构。

 

但Romer与Lucas两位对知识与商业之间如何有效发挥外溢效应,却有不同观点。

 

Romer认为相对于垄断或近乎垄断企业,竞争企业之间传播知识的诱因较低,而他亦不介意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或资助。政府在建设软、硬基建,以及通过规管措施营造支持环境等方面,都可扮演积极角色。他更成为「宪章城市」发展计划先锋,与各地政府合作推动乡间都市化,致力发挥新兴城市潜能,加快改革进度。虽然Romer所提倡的策略非为针对特别行业而设,但其策略宏图确便于政府着手深入改革,改善现有规则及制度。

 

至于Lucas,则推崇都市作家兼活跃份子Jane Jacobs所提出非垄断式企业、富竞争性且多元化的环境最有利知识与新意念传播的主张。意念多元化有助发挥更有用的外溢效应。有别于Porter与Romer,在Lucas心目中,行业多元而非单一密集是重要的。

 

凝聚人才的关键

 

Lucas强调城市须能吸引高技术人才居住,具备多元化人口建立家园,招徕各式各样的企业。

 

近年来,在创新与科技发展方面的表表者,要算是新加坡和以色列。约自1990年起,新加坡致力通过政策吸引来自海外尤其是中国的移民;以色列则因前苏联解体,俄罗斯对外开放,以致大批犹太裔俄罗斯科技及工程专才移民当地,1990至91年的移民潮更导致以色列人口于两年之内激增7.6%,大受裨益。【图】中显示与香港相比之下,两国近年人口急剧增长率。

 

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的深圳,亦因市内发展成创新和科技中心,且对外开放,成为乐居之地,吸引大批来自各省市的高技术及创业人才移居。若将流动人口计算在内,深圳总人口相信已逾二千万。

 

观乎美国各市的相关经验,亦足以证明企业竞争环境比垄断的营商环境较有助经济增长,而城市经济多元亦比少数企业密集的形势有利营商。由此可见,有关实证不利Romer的主张,而与Lucas及Jacobs的论据较为脗合。至于Porter,其推论则未至完全失误,皆因单一行业密集式经营确能在某一时期奏效,底特律即为一例,但要持续发展,则仍须依赖企业多元化。

 

综观上述有关旧工业政策与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争辩,可见政府不但在建设软、硬基建以促进创新活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还须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吸引来自海外各行业的专才、促进企业多元发展,切不可加以窒碍,并避免侧重发展单一行业,且须制订、维持法规及建制。

 

归根究柢,高技术专业人才是促进创新的最核心条件。香港要制订促进创新的策略,务必从人口政策方面入手。须知香港的经济奇迹,亦建基于1945-51年的外来移民潮,而非单靠积极不干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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