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11月11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政府應否插手干預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以促進經濟活動?經濟學家就此曾先後展開兩次深入爭辯:第一次圍繞舊工業政策,第二次則關於創新和科技政策。新舊兩次爭辯存在某些相關之處,但基本上性質不同。

 

舊工業政策的爭辯關乎如何最有效地分配有限資源,這正是香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核心概念。優勝劣敗究竟應取決於政府政策,還是任由市場規律決定?經濟學家大多認為有效分配資源的最佳途徑,莫過於市場系統及價格機制,只有在市場失效,而社會回報率又高於資金機會成本的情況下,才應採取公共政策加以干預。

 

至於新的爭辯則在於把新意念轉化為新產品,通過科技創造財富。從經濟學觀點視之,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等資源從來受制於稀缺定律,亦即「報酬遞減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若能通過政策措施孕育新意念,就能克服此法則的局限,發掘出生產力持續增長的寶藏。要孕育有助經濟增長和提高生產力的新意念,究竟關鍵在於政府政策抑或市場力量,是爭辯的重點。

 

自由市場的威力

 

舊工業政策爭辯中的經濟政策議題,繫於規模經濟和市場失效。有論者提出,任何國家出現處於萌芽階段的行業,該國政府有必要採取政策加以保護,以免受具備規模經濟優勢的外國企業的競爭威脅;另一方面,一國新興行業亦需要時間累積經驗和發展,才能與外國企業競爭,此說亦即廣為人知的嬰兒產業論點。

 

背後理據在於嬰兒產業中個別企業往往未能籌集資本,以作長期累積經驗和發展,難以建立在國際市場立足所需的規模。造成市場失效,乃因資本市場不完善性(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亦即嬰兒產業在集資過程障礙重重,而政府透過各種資助及保護政策之類的干預措施,能矯正這種市場失效的弊病。

 

可惜事與願違,嬰兒產業在受保護環境中「驕生慣養」,反會變得逃避競爭,甚成逐漸變為擅於遊說政府的尋租者。政客及政府官員從來就不輕易承認政策失誤,有關保護政策的「臍帶」於是永難切斷。

 

不少發展中國家亦以嬰兒產業論點為其理據,紛紛制訂進口取代的保護政策。世界銀行等權威機構就曾建議發展中國家(亦即其服務對象)採取此一政策;從日本、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等以出口作為主導的製造業經濟體之發展遠遠拋離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躋身第一世界經濟體,便已清楚反映此項政策如何失當。

 

舊工業政策所以失效,每因政府挑選企業加以支持保護,企業於是不惜一切爭取入選,在甄選過程中難免滲入政治遊說成份。至於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既確立企業發展成敗取決於自由市場,亦成為杜絕尋租者以遊說方式左右政府施政的有效策略。

 

創新思維的潛能

 

有關創新和科技政策的爭辯,聚焦在如何提高現有及嬰兒產業的生產力增長幅度。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芝加哥大學兩位經濟學者Paul Romer(大學研究生)與Robert Lucas(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各自根據不同而相關的經濟增長模式進行研究,隨後引發有關爭辯。

 

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是否扮演重要角色?換句話說,政府能否維持經濟正增長,力求在投入的人力物力不變的情況下,產值亦能持續增長?根據新經濟增長模式,生產力增長之源最終來自新意念。

 

兩位經濟學者均視經濟成果與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等皆為「事物」,有別於意念。人類藉著改良方法以重塑「事物」的力量無窮無盡,例如通過新意念,人類可以增強處理器的功率或供應鍊的效率,從而提升生產力,為盈利創造條件,最終推動經濟增長。意念的妙處,正在於它近乎無可限量的特質。

 

兩位學者又都著眼於意念的效果,他們都認為除了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以外,成果乃由意念所產生。人力資本投資有助增進發掘新意念(或學習他人意念)的機會,而新意念反過來又利於促進人力資本。二者相輔相成,成效大增,以致投入的人力物力即使相同,亦能產生事半功倍之效。

 

意念與人力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產生帶動科技進步的正能量,足以克服制約經濟成果、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等「事物」的報酬遞減法則,因為凡「事物」皆受制於稀缺定律。有別於「事物」,通過人類巧思構成的意念既無可限量,亦不虞匱乏。

 

新意念誘發新產品、發掘新市場,帶來創富的新機會,各國的發展不再受制,增長亦無止境。重塑「事物」以提升價值的途徑也無可限量,經濟增長前景亦無窮壯闊。

 

不過,科學探索(亦即新意念之源)本就講求機缘,而且充滿變數。要將科學意念化為科技產品,箇中的市場化過程無疑荊棘滿途,有關知識產權須加適度保障,須不温不火,否則就難以吸引商業上可行的投資。

 

外溢效應的條件

 

將產品或服務市場化,更須在市場推廣方面進一步創新,以滿足各地市場客戶的不同需求。從科學發現為起點,而以符合客戶需要為終點,則須各有關支援機構及參與其事者通力合作,才能收到預期效果。

 

美國矽谷以及128號公路,都可算是天時、地利、人和互相配合而水到渠成的成功例子;後來即使透過政府政策在其他地區依樣畫葫蘆,亦奏效者少。事實上要悉數湊合各種有利因素代價不菲,殊不划算。

 

若政府有意促進創新和科技進步,又能否提供所需環境,促進產生新知識與及企業盈利,令業界發揮互惠互利的外溢效應?

 

根據Michael Porter「國家競爭優勢」論的觀點,將同一行業的競爭企業集處一地,可讓同業間傳播知識,充份發揮知識外溢(spillover)效應。例如紡織及製衣企業聚集一處,應能為同業增長提供最佳架構。

 

但Romer與Lucas兩位對知識與商業之間如何有效發揮外溢效應,卻有不同觀點。

 

Romer認為相對於壟斷或近乎壟斷企業,競爭企業之間傳播知識的誘因較低,而他亦不介意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或資助。政府在建設軟、硬基建,以及通過規管措施營造支援環境等方面,都可扮演積極角色。他更成為「憲章城市」發展計劃先鋒,與各地政府合作推動鄉間都市化,致力發揮新興城市潛能,加快改革進度。雖然Romer所提倡的策略非為針對特別行業而設,但其策略宏圖確便於政府著手深入改革,改善現有規則及制度。

 

至於Lucas,則推崇都市作家兼活躍份子Jane Jacobs所提出非壟斷式企業、富競爭性且多元化的環境最有利知識與新意念傳播的主張。意念多元化有助發揮更有用的外溢效應。有別於Porter與Romer,在Lucas心目中,行業多元而非單一密集是重要的。

 

凝聚人才的關鍵

 

Lucas強調城市須能吸引高技術人才居住,具備多元化人口建立家園,招徠各式各樣的企業。

 

近年來,在創新與科技發展方面的表表者,要算是新加坡和以色列。約自1990年起,新加坡致力通過政策吸引來自海外尤其是中國的移民;以色列則因前蘇聯解體,俄羅斯對外開放,以致大批猶太裔俄羅斯科技及工程專才移民當地,1990至91年的移民潮更導致以色列人口於兩年之內激增7.6%,大受裨益。【圖】中顯示與香港相比之下,兩國近年人口急劇增長率。

 

與香港僅一水之隔的深圳,亦因市內發展成創新和科技中心,且對外開放,成為樂居之地,吸引大批來自各省市的高技術及創業人才移居。若將流動人口計算在內,深圳總人口相信已逾二千萬。

 

觀乎美國各市的相關經驗,亦足以證明企業競爭環境比壟斷的營商環境較有助經濟增長,而城市經濟多元亦比少數企業密集的形勢有利營商。由此可見,有關實證不利Romer的主張,而與Lucas及Jacobs的論據較為脗合。至於Porter,其推論則未至完全失誤,皆因單一行業密集式經營確能在某一時期奏效,底特律即為一例,但要持續發展,則仍須依賴企業多元化。

 

綜觀上述有關舊工業政策與創新及科技發展的爭辯,可見政府不但在建設軟、硬基建以促進創新活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還須在人力資本方面投資、吸引來自海外各行業的專才、促進企業多元發展,切不可加以窒礙,並避免側重發展單一行業,且須制訂、維持法規及建制。

 

歸根究柢,高技術專業人才是促進創新的最核心條件。香港要制訂促進創新的策略,務必從人口政策方面入手。須知香港的經濟奇蹟,亦建基於1945-51年的外來移民潮,而非單靠積極不干預政策。

Share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rint Friendly

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簡體中文, 英語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