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1月25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Sandel在哈佛教授有关政府议题的课程,蜚声国际;以「正义」为题的课程不但有约一万五千名哈佛生曾经修读,并制成一套共十二集的电视节目,据称他在中国内地更拥有大量「粉丝」。

 

我曾拜读他于2013年所著《钱非万能:市场道德界限》(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一书,看看对一个我教授几近四十年的科目是否有所启发,结果大失所望!尽管作者在道德和政治理论方面的学问登峰造极,但全书内容却出奇地浅薄,其中所主张的道德含义更叫我难以认同。

 

由于近期有一位好朋友心仪此书,有意互相切磋探讨,而在整理读后感之际,念及当前草根政治在小区结集以及活跃程度日增,我想在此与读者一同分享。

 

不公源于不均

 

Sandel声称此书旨在显示:市场如何败坏、如何贬损 (corrupt or degrade)被分配的种种财货,是以「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理应共同思考各种财货、关系、活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而且应如何加以评价。

 

但他没有明示「我们」是指什么人–– 究竟是某一地区、某种族或宗教团体、某个国家、抑或全球男女整体?

 

在我看来,书中论点既难以成立,其中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政治哲学也毫不吸引,但此书的成功之处在于极富挑衅性,令读者对以利用政治权力谋私,亦即我所谓的「政治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产生极度抗拒倾向。

 

「市场」是一个用作进行财货及服务交易的平台,通常以金钱作为交易媒介。经济学家所以对市场有所偏好,皆因在特定条件下(例如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市场往往有利于创新和有效分配资源。

 

事实上经济学家也是批评市场的先锋,他们发现市场有效运作的条件未必都能符合,而一旦未能符合,例如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另类制度安排可能发挥较佳作用。

 

道德哲学家有别于经济学家,前者往往着眼于市场制度是否公平,其中涉及的不同层面包括不均和剥削。由于市场在资源分配方面基于支付意愿,而支付意愿又与支付能力息息相关,在市场竞争的副作用下,或会产生财富不均现象。

 

不公平现象亦来自政治剥削,或滥用权力不对等,个人或企业利用财富、法定权益、信息、或拥有稀有财货(例如某种珍贵药物)等基本不均的情况,从而提供令弱势者难以抗拒的选择。很多时候通过改革市场甚或深化市场各种机制,往往有助于拨乱反正,但若不对等现象源于政治权力来源不平等,则不易矫正。

 

但Sandel针对的并非公平或效率问题,而是根据另一种考虑,质疑市场作用或会败坏财货本身意义。那么何谓败坏?他在书中指称「所谓败坏一种财货或社会习俗,亦即加以贬损,而未能恰如其份予以评价。」因此,Sandel提出,炒卖免费公众音乐会门票图利、名牌大学取录捐款人的子女,以及向外来移民兜售居民权等行为,都有损有关事物的本质,当作货物交易之举,只会亵渎其价值。

 

市场造成腐败?

 

这位哈佛学者批判市场败坏价值的论点,并无建立任何系统化的论析;书中一味列举大堆「财可通神」观念深入民心的例子,例如为免排队之苦而花钱疏通,机构透过为雇员购买保险图利,有钱人花钱猎杀濒危动物取乐,穷人在臂上纹上赌场网址等等,令读者鄙视此等行径。

 

可惜所举例子并未能印证其所谓市场败坏交易事物之说。首先,此等事物与市场大都并无任何关系;其次,有关例子亦称不上是败坏事物本身的价值。

 

市场乃某种特定制度安排,并非如Sandel在书中所指,以为单凭金钱运作,其实他所举例子大都超出市场范围,只牵涉到行政决定,无关市场后果。以金钱诱因为例,答应孩子每读一本故事书就可获2块钱,其实与市场无关,而只可视为操控行为的一种手段。

 

书中提及有关管理办法的例子,虽然确在道德层面有可商榷之处,但贯串其中的主题并非市场又或价格,而是管理权问责性荡然无存。

 

书中胪列的例子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与败坏价值似乎关系不大。看来作者只在乎惹起读者对例子中的丑恶作风产生反感,令其感觉其中的财货及活动受到贬损。不过在我看来,作风丑恶不可与败坏本质混为一谈–– 毕竟低俗与道德沦亡之间实有天渊之别。

 

分清两者之间的分别所以至关重要,皆因Sandel引导读者只着眼于外表(金钱攸关),其实无助厘清甚或防止事物本质遭到败坏。

 

在现实世界中,败坏道德的行径本就不一定涉及金钱。Sandel指出,在大教堂向参加弥撒的信众兜售原本免费的入场券,无异亵渎天主教会。我倒认为教会隐瞒性侵犯个案的丑闻,虽然非涉及金钱交易,其败坏道德的程度更为严重。市场经济中人人皆劳而有获,即如教师培育人才而收取报酬,难道会败坏教育?难道食品会因为是花钱买来,并非自己栽种而变得不美味?Sandel之说流于表象。

 

隐性保守政见

 

部份左派自由主义者或会因为其中批判市场的内容而推崇此书,但这派论者应注意书中之论其实是保守派的反动观点,其中含义对自由派所珍而重之的种种原则,更足以构成威胁。

 

首先,Sandel的批判论点,只适用于其自身所处的时空和地域,但回顾历史,在社会上获接纳为可以买卖的事物,包括奴隶、公职(甚至税收)、军阶、选票、婚姻,以至所谓的「天堂快捷方式」等等;问题是他的道德层面分析,似乎始终只局限于某个时间地域的社会规范。

 

其次,他的腐败论点,始终未能明确区别社会所能接受的规范与道德界限。假若他迟三十年才出生,则今时今日不少新事物,想必会被他视为合乎正道。由此可见,其论点实包含极重的保守派偏见,力求保存事物本来面貌,所依据的是腼怀童年心态,而非从道德上出发的论点。对「拥抱回忆一派」而言,腼怀童年心态自然深受欢迎。

 

再者,Sandel又假定市场交易安排,定必逊于另类「合乎道德」的关系,但自由派亦深明传统社会即使表面上讲求仁义道德,以社会团结为重,骨子里却同样往往造成不公义及腐败现象,根本无异于市场机制,更尤其易于造成窒碍社会低下阶层,特别是女性的个性和自由的沉重道德枷锁。例如女性主义者就一直基于自由和平等,争取女性从工作中赚取报酬的公民权。

 

以荷兰政府提供的幼儿护理津贴计划为例,国民可通过计划付钱给其父母代为照顾家中幼儿,计划的理念是祖父母所提供的护理应被视为正职,可理所当然地获得报酬,计划在该国大受欢迎,也属意料中事。若从Sandel的论点观之,付钱给父母代为照顾幼小,令祖父母对儿孙的爱变质,但这听来完全不对。事实上,有关付费安排既可舒缓父母要求其上一代为其照顾子女的歉咎,亦可减轻祖父母似因道义责任所廹要照顾孙儿的压力,对维系三代之间的亲情反而有益无害。

 

以道义为由、强人所难的行径很多时候被称为「利他主义」,往往由于不涉及金钱交易,不过如此定义实在荒谬,无异于告诉我们在情感上勒索亲友帮助自己合乎道义,而付钱购买服务则被视为自私和败坏情谊。

 

第三,腐败概念早已与政治保守主义中的排斥异见倾向挂钩,以此支持种族主义政治的做法即属一例。自由派对任何「纯粹」或「污染」之说应时加警剔,因为这种说法无非是滥权口实。对于付钱买明星签名棒球被视为有损尊敬真义而应禁止的论点,实为中东神权政治国家的管治原则,而非自由派的世界观。

 

最后,Sandel也在书中提出社群主义政治哲学。尤如一众卫道之士,作者急于将一切关乎价值观的问题加以政治化。他认为社会群体应抚心自问:「教育和棒球等事业究竟所为何事?」从而断定如何予以评价以及如何对待。其论点中从未触及此一政治层面,也许因为他心知肚明,读者大都不愿接受如斯有违自由派原则的政治观。

 

自由派坚决将私人与公众范畴分家,并不认为政治应决定社会上众人应如何评价棒球,或禁止违反有关价值观的行为。相反,自由派故意留有空间让每个人透过自由互动,自发产生新规律和新价值,且乐见甚至决心维护多元价值,皆因即使理性的讨论,总亦难免出现意见不合的情况。

 

Sandel似乎认为社会总能对有关价值问题决定唯一正确答案,并认为可透过民主政治去发现。本地以至海外政治活跃份子往往高呼到社群中提高意识和发掘意见,说道民主理应如此,其实多是以强制的说教方式取得政治认同而已。

 

Sandel的非自由主义作风也属意料中事,毕竟他当初成名,靠的也是针对罗尔斯(John Rawls)政治哲学的论点,即使Sandel在评击市场方面似是同道中人,但拥护自由的信徒,包括支持监控利伯维尔场的人士,对他在书中揭示的路向亦应有所保留。

 

正视错置焦点

 

Sandel认为应透过公开辩论,以决定应否容许大众利用价格作为合作或分配有限资源的手段,问题是这似乎假定市场实属贪婪之辈所构建的空间,而非自然形成的过程;他指出人体器官交易、棒球赛特权门券等种种令他不齿的作风,但他鄙视的不过是一般人的行径、贪婪以至精英主义,而非交易机制。问题是:究竟是人造就市场,抑或是市场造就人。

 

Sandel认为是后者。他认为世界冷酷无情,贫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富者则利用经济力量操纵世人,政府则属备受贪婪之辈压迫的忠良角色。正如书中所述:「要市场规行矩步,只能寄望公开与大众探讨我们所珍视的财货和规范究竟意义何在。」

 

但究竟「我们」指的是谁?

 

社会上出现赤贫一众是个道德问题。根据国际标准,2014年香港的贫穷线为四人家庭月入16400元(美国的相应贫穷线为15760港元),约相当于全球平均入息的水平,在印度则可视为家境安逸的中产家庭收入。此事为何如此重要?因为Sandel并未能解释为何香港人不必理会孟加拉国日赚只得一元的赤贫者,反而应关注炒卖免费公众音乐会门票的「不公平」和「腐败」问题。

 

把香港社会或天水围、深水埗居民看得重于世界各地贫困者,包括孟加拉国贫民,实为社群主义盲点之误。可惜Sandel并不在意,若能为印度Sahil所出产的棉花引入利伯维尔场,当大大改善当地人的购买力。

 

Sandel未能正视真正的道德问题,亦即贫穷以至赤贫如洗的问题,反而只顾建议从调整票价入手,以致纽约中央公园的免费周年莎剧公演人龙不断。我对社群主义从来不感兴趣,视之为过于狭隘与保守。

 

参考文献:

 

Michael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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