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2月2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不少人往往把金钱与市场等量齐观;卫道之士认为金钱造成腐败的影响,其实是误将二者混淆,他们不满的其实是市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广泛。

 

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在于市场和价格,无关金钱,其中金钱与市场更不可混为一谈。所谓市场,实指交易制度或平台,而金钱则一般解作交易媒介或账目单位;大多数经济学说的主张都不关乎金钱有否在市场使用。

 

在协调市场中的交易与生产活动方面,价格可发挥两方面作用:一、决定谁可使用交易的商品;二、将商品分配到最有价值的用途。

 

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价格是商品交换的基准,例如七份之二个西瓜的价格可换一个苹果,换言之,一个西瓜的价格等于三个半苹果,这里商品的价格是以其交换所需数量显示,而非金钱。

 

至于「以物易物」经济,货币就更非交易媒介。只有在金钱被选用为支付方式或账目单位的情况下,价格才会以货币作为表达方式,甚至指定以某类商品作为货币,历史上金和银都曾用作货币;时至今日,货币则通过政府的法令产生。

 

价值轻重的分寸

 

顾客购买同一种商品,通常付出相等的价钱,但并非所有顾客都会视所买的商品的价值相当于所付价格;不过只要一买一卖出于自愿,所买的每个单位就至少应等同所付出的价格。

 

比方有顾客珍视其购入的商品,认为价值高于所付的市价,自然就未必愿意以购入价转卖,除非能轻易以相同价格另购相同的商品(假设毫不费时失事)。

 

事实上,认为所购商品价值高于支付的价格,乃属人之常情,因为不同物主对同一商品会有不同的评价;例如同一条售价三百元的绿色领巾,若我特别钟爱绿色,则自然觉得其价值较高。

 

有些稀有或限量版商品,再难以原本价格换取;此外,部份人亦可能基于某些历史建筑或文物古迹能唤起的回忆或情感(往往一厢情愿,以为人同此心),而渴望加以保存、维护。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一件商品在物主心目中的价值高于其市场价格,实在大有可能,若物主被迫以市价转售,则难免被视为其应有价值被贬损。至于售卖被视为神圣、受尊敬或表扬、庄严或蕴含珍贵回忆的商品,因售价未能充份反映其本人心目中的非凡本质,亦可视为贬损商品的价值。

 

以李小龙故居为例,实可视为具有双重价值的商品。故居建筑虽然本质上只属一种商品,但由于与之不可分割的集体回忆,无疑别具特殊价值。假使能够开放故居供十万名访客参观,让大众重拾当年的美好回忆,每年带给参观者心灵上的收益可得五百万元;若将故居转租予赌场,却能带来一千万进账,这又是否值得不惜贬损故居价值,放弃保存李小龙回忆,而宁取多赚的赌场方案?

 

即使能将李小龙故居改作价值较高用途,赌场方案会否贬低李小龙回忆?无庸置疑,故居在访客目中的价值将备受贬损。又若将故居改为租予孤儿院,带来五百万以至一千万元收益,答案会否不同?究竟在改建用途各有利弊的形势下,应作如何取舍?

 

市场主导的界限

 

办法之一是由市场基于支付意愿原则决定。又或考虑其他渠道如民意咨询、民主投票,甚至听天由命。根据由市场决定的方案,将李小龙故居改建为赌场或孤儿院等用途价值较高,是较合适的选择,而非保存李小龙回忆。

 

各方卫道之士一直反对由市场决定,反而主张采取某种政治方案。难道市场不懂李小龙回忆的真正价值,非要他们才能认清?抑或是他们根本心知肚明:若由市场决定,结果难望会如其所愿,故索性藉政治手段碰碰运气?

 

众所周知,日常生活中很多活动都经由市场安排。从买卖水果、衣服、汽车以至其他千千万万种商品,均靠市场安排供应,但也有不少明显例外情况,譬如说聘用雇佣兵参军的情况未属普遍,志愿方式参军和征兵至今仍是主流建军方式,以美国而言,所有士兵都是志愿军。

 

中学以至大学学位鲜由市场分配,而通常必经由甄选性质的考核筛选,而入学者一律须缴学费,清贫子弟则可获奖学金资助。至于世界各地的医疗服务,则大都以结合市场及非市场机制的方式,以应付风险分担及付费能力问题,类似例子亦不知凡几。

 

施政张弛的法度

 

为何并非所有活动都经由市场安排?为何经由市场安排的活动愈来愈多?

 

市场的优势在于能够发挥效率,但当效率并非最终目标,例如讲求的是平等而非效率,则经由市场安排活动就未必是最佳方案。其实反对市场分配者无非因为无知,又或者因为害怕竞争会对其利益构成威胁。

 

养儿育女方面亦绝少可以经由市场安排。作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家庭的开山祖师,已故贝加(Gary Becker)教授在其分析中显示,家庭是养儿育女,尤其是培育资优子弟的最有效制度,即使市场亦有所不及。

 

儿童在成长阶段必须加以悉心照顾和栽培,过程历时长达数十年,其中涉及的抉择更不计其数。如此长期和开放的契约式交换和生产安排,市场实在难以胜任。

 

此外,领养儿童的市场安排亦包含不少变数,在培育资优儿童方面更尤其如此。儿童有否优秀资质,往往难以在其年幼阶段察觉。及至年事稍长,则其又已懂得如何掩藏短处。除近亲子女或孤儿以外,领养儿童并不普遍,反而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父母质素才是预测儿童资质的最佳凭据。

 

由于市场在安排各种活动方面效率日见提升,引入市场机制的生活环节随之日增,因而在满足个人及家庭生活上各种需要和要求的作用方面,亦逐渐取代其他制度。

 

举例来说,女性地位日渐提升,正是就业市场扩大的结果。虽然在部份女性心目中,女性地位仍远不如男性,但现时女性地位无疑远胜于昔,而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日多,其地位亦会持续提升。

 

不过,在安排日常生活不同环节的作用上,市场并非最佳制度。要充份发挥其功能,政府必须保障私有产权、维持法治,并且确保公平竞争、市场自由开放;政府既须在维持市场正常运作方面时刻保持警觉,亦须同时在其他方面知所节制。

 

换言之,政府必须明白需适时采取干预抑或放任政策,才是有效的管治方式。历史上,大部份政府都犯上滥权偏私的过失,以致反受制于某些利益集团,但此实为滥权之弊,而非市场引致腐败。

 

市场机制的调和

 

然而卫道之士往往误将滥权现象归咎于市场引起腐败,商界并非唯一滥用市场权力,以获取政治筹码的利益集团,更非最有权势或最有办法的势力。

 

足证此说所言非虚的实证比比皆是。对牟利机构有关良好管治及透明度的规管要求,例必远较非牟利机构为高;虽然商业机构败坏规管制度的现象时见出现,但非牟利机构更似不受任何实质规管制度制约,而在学术界里外更时有位居高位的卫道之士,为其说好话。

 

以家庭为例,日常生活中的不同环节,不应一律经由市场安排,而家庭环节则显然属少数例外。只有在市场作用胜过其他制度,而成为大众首选机制的情况下,经由市场安排的范围才会扩大。在某些情况下,要响应社会需求,则应以结合市场与其他制度的办法为首选。

 

例如伊朗有偿捐肾做法有其社经因素,1979年伊朗革命导致该国在国外的资产被没收,而国库更因历经历时八年的「两伊战争」而更形空虚,洗肾及捐赠尸肾所需的设施及法制,因经费不足而严重缺乏。伊朗政府于是初则资助国民往国外接受捐肾移植手术,但及后由于经费无以为继,唯有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容许有偿捐肾的做法,后来更制订出由政府规管的有偿捐肾制度,赠予捐肾者一笔数额约3500该国货币,作为捐肾义举的谢礼。及至1999年,该国再无轮候换肾者,而根据伊朗的独特国情,市场安排成为应对国民肾病需求的一种可行选择。

 

卫道之士不应动辄成为失效制度的代言人,倒应就如何加以改善出谋献策,造福社会。关乎社会整体利益的游戏规则,理应以伦理道德为依归;合乎公义的社会,有赖社会上各项有效制度解决问题。市场影响力增加是因为它往往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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