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2月17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年初二(2月9日)清晨旺角发生暴动,被警方拘捕的64人之中,有37人在2月13日在法庭被控以参与暴动罪;撇开其中一名大概已退休的70岁长者,被捕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大致可分三组:七名学生、12人无业、17人从事低技术工作,三涸组别的平均年龄各为:学生20.6岁、无业者27.2岁、就业者26.4岁。

 

换言之,在这群人中,不工作者约占33% ,若不计算学生在内,则近41%并无就业;鉴于香港失业率一向偏低,不工作者占如此比例可谓极高。事实上,1996至2011年期间,没有非不得已的理由而不工作的年轻人所占不工作人口百份比,已由0.6% 急升至4.0%(见2015年10月28日本栏文章《打破贫穷率飙升的假象》)。

 

被捕者中又有19人(占总数53%)属「九十后」,撇开学生不计,则有12人属「九十后」(占总数41%);正是成长于本地离婚率与单亲家庭激增时期的一代(见2016年1月20日本栏文章《公屋户家庭破碎、贫穷与不满现状困境》)。

 

社会动荡的端倪

 

同为非学生的两组人,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特质不得而知,但我猜想他们都来自社会较底层,亦即多数离婚及单亲家庭且聚居于公共屋邨的租户的集中层面。

 

对于这一阶层,马克思(Karl Marx)就曾创出一个颇有意思的称号,亦即其1852年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论文中所称「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指工人阶级中难望有「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既缺乏社会生产力、又难对阶级斗争有所建树的一群,甚至是实现「无阶级社会」(classless society)的障碍。

 

马克思认为「流氓无产者」属于被离弃、陷于堕落及社会底层困境之辈,大多居于工业中心区,其中包括长期失业或缺乏获聘条件者,或被拒诸工业生产门外,以至社会上的各类边缘份子。

 

马克思在上述论文中,把「流氓无产者」形容为1848年之际(Louis Bonaparte)的主要政治支持者,他笔下的「流氓无产者」不但并无特殊动机参与革命,反而宁愿维持阶级现状,因为他们普遍须倚靠资产阶级和贵族以维持生计,所以马克思视之为一股反革命力量。

 

马克思认为路易波拿巴凭借「流氓无产者」的支持而得以凌驾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故把「流氓无产者」视为专制民粹主义的群众基础。

 

边缘份子的牢骚

 

当代社会学家都把社会边缘份子归入马克思所谓的「流氓无产者」之列;时至今日,这个名词已成了现今社会中受害者的代号,他们有部份甚至脱离受薪劳工行列,以行乞或以旁门左道手段谋生,但日常生计则仍须依赖正路经济,被称为「低下阶层」。有社会科学家认为大部份「低下阶层」透过收入及实物转移方式,由社会福利制度供养甚或因之而诞生。

 

若论「流氓无产者」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潜力,十九世纪著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Mikhail Bakunin的观点,与马克思几近背道而驰,Bakunin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工人丧失了革命本色,革命中坚除了具长远起义传统的农民外,还包括受过教育的无业青年,以至强盗、匪贼、贫民,以及社会中各式各样的边缘份子;一言以蔽之,皆为「流氓无产者」之辈。

 

马克思否定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坚称国家面对的真正危险并非源于贫苦大众,属「流氓无产者」之列的贫苦大众虽被招揽并参与革命,但却并非革命的策动者。真正的危险来自「降格」(déclassé)知识分子,亦即在社会上进身无门的高学历中产男女。

 

他们所处的困境,好比苦无画室的画家、苦无课室的教师、苦无当事人的律师、苦无病人的医生、苦无报社的记者,因经济环境每况愈下而渐与低下阶层同病相怜,在本属精英的阶层与备受压迫的民众之间,筑起声气互通的桥梁,这亦正是足以触发革命的火药引。回顾中外革命史,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列宁曾当律师,毛泽东则曾为图书馆助理员。

 

被控以参与暴动的学生多为大学生,过往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但今非昔比,部份大学生为社会流动性低而抱怨,出身低下阶层的一群,可还有望借助大学学历改善其社会和经济前途?无论香港抑或全球工业发达国家,面对中产收入停滞,都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找到解答这条棘手问题的答案。

 

毫无疑问,社会今后须就此一问题着力探讨、深入研究。

 

怀才不遇的隐忧

 

我常听闻观察家和政府官员担忧大学毕业生过多会有损社会流动性,但我一向抱持不同观点,正正由于大学毕业生太少,本地高等教育回报才会如此高。香港正朝向高增值服务型经济方向迈进,对高技术和专业人才需求殷切,可惜本地工作人口增长缓慢,纵使具备优秀的经济基础及制度,投资者及新创企业未能罗致所需人才,错失不少经济机遇。

 

正当高技术工人及人才短缺,非技术劳工却充斥劳动市场,若能多培训具教育水平的高技术工人,自能相应降低非技术工人的比例,提升此类工人工资及收入,同时减轻整体经济不均现象。香港作为高增值服务型经济体,物价高昂、非技术工人过多使其工资及收入下降,更感生活不胜负荷。

 

不过,本地高等教育令人担忧的趋势,实不在于大学毕业生过剩,而在于研究院毕业生过多(尤其是研究式研究生,而非授课式研究生),皆因直至目前为止,在香港以至亚洲区内的大学,待遇优厚而可供他们一展所长的职位殊不足够,致使他们的事业发展前景黯淡。

 

从学科角度出发,一般学生都不会奢望研究式研究生将来的事业发展会平步青云,但修读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学生,倒仍相信凭借所学以追寻自由、实现自我。无奈不少研究生历经长年在挤迫的办公室孤军作战,不断超时工作,最终只能寄望在十年内得以保住导师或兼职讲师的职位,前途从何谈起?

 

我认识的研究生中,有不少在旺角租住劏房,他们往往在该处遇到了「流氓无产者」;他们自己虽饱读Rousseau, Marx, Nietzsche, Kierkegaard, Heidegger, Marcuse, Sartre, Althusser, Lukács, Gramsci, Lyotard, Foucault, Derrida, Lacan, Žižek等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著作,但却弄不清他们自己究竟是在研究社会,抑创作文学,抑推行革命。

 

1970年代,我是一名研究式研究生,为完成研究论文,在偏处一隅的地库办公室努力拼搏,当时我和其他几个研究生就曾将Andre Gunder Frank(以「依附理论」闻名)所创的「流氓资产者」(lumpen bourgeoisie)一词信手拈来,聊以自况。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辈博士生乃属资产阶级一份子,但一如「流氓无产者」,我们只处于金字塔的底层(部份较激进的同辈研究生认为,以「食物链」取代「金字塔」更为贴切)。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何去何从,我们实在茫无头绪,对前程每感不安。

 

以「流氓资产者」形容我们当年的处境,的确十分贴切;我辈学生仗赖奖学金过活,住的是学生宿舍,病了就到校内诊所看病,一应所需服务和物品,全靠大学薪津支付,即使不属受薪劳工体制一份子,然而日常生计得靠正规经济。身为中产知识分子,日后若在专业及事业上进身无门,即有沦为降格知识分子之虞,而较富于理想及浪漫激情的一小撮人,说不定会萌生策动抗命的念头。

 

身处香港、活在当下,何以竟然倾力深化社会矛盾,而非携手致力化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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