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2月17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年初二(2月9日)清晨旺角發生暴動,被警方拘捕的64人之中,有37人在2月13日在法庭被控以參與暴動罪;撇開其中一名大概已退休的70歲長者,被捕者年齡介乎17至47歲,大致可分三組:七名學生、12人無業、17人從事低技術工作,三涸組別的平均年齡各為:學生20.6歲、無業者27.2歲、就業者26.4歲。

 

換言之,在這群人中,不工作者約佔33% ,若不計算學生在內,則近41%並無就業;鑑於香港失業率一向偏低,不工作者佔如此比例可謂極高。事實上,1996至2011年期間,沒有非不得已的理由而不工作的年輕人所佔不工作人口百份比,已由0.6% 急升至4.0%(見2015年10月28日本欄文章《打破貧窮率飆升的假象》)。

 

被捕者中又有19人(佔總數53%)屬「九十後」,撇開學生不計,則有12人屬「九十後」(佔總數41%);正是成長於本地離婚率與單親家庭激增時期的一代(見2016年1月20日本欄文章《公屋戶家庭破碎、貧窮與不滿現狀困境》)。

 

社會動蕩的端倪

 

同為非學生的兩組人,彼此之間是否存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特質不得而知,但我猜想他們都來自社會較底層,亦即多數離婚及單親家庭且聚居於公共屋邨的租戶的集中層面。

 

對於這一階層,馬克思(Karl Marx)就曾創出一個頗有意思的稱號,亦即其1852年發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論文中所稱「流氓無產者」(lumpenproletariat),指工人階級中難望有「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既缺乏社會生產力、又難對階級鬥爭有所建樹的一群,甚至是實現「無階級社會」(classless society)的障礙。

 

馬克思認為「流氓無產者」屬於被離棄、陷於墮落及社會底層困境之輩,大多居於工業中心區,其中包括長期失業或缺乏獲聘條件者,或被拒諸工業生產門外,以至社會上的各類邊緣份子。

 

馬克思在上述論文中,把「流氓無產者」形容為1848年之際(Louis Bonaparte)的主要政治支持者,他筆下的「流氓無產者」不但並無特殊動機參與革命,反而寧願維持階級現狀,因為他們普遍須倚靠資產階級和貴族以維持生計,所以馬克思視之為一股反革命力量。

 

馬克思認為路易波拿巴憑藉「流氓無產者」的支持而得以凌駕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故把「流氓無產者」視為專制民粹主義的群眾基礎。

 

邊緣份子的牢騷

 

當代社會學家都把社會邊緣份子歸入馬克思所謂的「流氓無產者」之列;時至今日,這個名詞已成了現今社會中受害者的代號,他們有部份甚至脫離受薪勞工行列,以行乞或以旁門左道手段謀生,但日常生計則仍須依賴正路經濟,被稱為「低下階層」。有社會科學家認為大部份「低下階層」透過收入及實物轉移方式,由社會福利制度供養甚或因之而誕生。

 

若論「流氓無產者」與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用潛力,十九世紀著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Mikhail Bakunin的觀點,與馬克思幾近背道而馳,Bakunin認為在資本主義下,工人喪失了革命本色,革命中堅除了具長遠起義傳統的農民外,還包括受過教育的無業青年,以至強盜、匪賊、貧民,以及社會中各式各樣的邊緣份子;一言以蔽之,皆為「流氓無產者」之輩。

 

馬克思否定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堅稱國家面對的真正危險並非源於貧苦大眾,屬「流氓無產者」之列的貧苦大眾雖被招攬並參與革命,但卻並非革命的策動者。真正的危險來自「降格」(déclassé)知識份子,亦即在社會上進身無門的高學歷中產男女。

 

他們所處的困境,好比苦無畫室的畫家、苦無課室的教師、苦無當事人的律師、苦無病人的醫生、苦無報社的記者,因經濟環境每況愈下而漸與低下階層同病相憐,在本屬精英的階層與備受壓迫的民眾之間,築起聲氣互通的橋梁,這亦正是足以觸發革命的火藥引。回顧中外革命史,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列寧曾當律師,毛澤東則曾為圖書館助理員。

 

被控以參與暴動的學生多為大學生,過往大學生都是天之驕子,但今非昔比,部份大學生為社會流動性低而抱怨,出身低下階層的一群,可還有望借助大學學歷改善其社會和經濟前途?無論香港抑或全球工業發達國家,面對中產收入停滯,都無法從社會科學中找到解答這條棘手問題的答案。

 

毫無疑問,社會今後須就此一問題著力探討、深入研究。

 

懷才不遇的隱憂

 

我常聽聞觀察家和政府官員擔憂大學畢業生過多會有損社會流動性,但我一向抱持不同觀點,正正由於大學畢業生太少,本地高等教育回報才會如此高。香港正朝向高增值服務型經濟方向邁進,對高技術和專業人才需求殷切,可惜本地工作人口增長緩慢,縱使具備優秀的經濟基礎及制度,投資者及新創企業未能羅致所需人才,錯失不少經濟機遇。

 

正當高技術工人及人才短缺,非技術勞工卻充斥勞動市場,若能多培訓具教育水平的高技術工人,自能相應降低非技術工人的比例,提升此類工人工資及收入,同時減輕整體經濟不均現象。香港作為高增值服務型經濟體,物價高昂、非技術工人過多使其工資及收入下降,更感生活不勝負荷。

 

不過,本地高等教育令人擔憂的趨勢,實不在於大學畢業生過剩,而在於研究院畢業生過多(尤其是研究式研究生,而非授課式研究生),皆因直至目前為止,在香港以至亞洲區內的大學,待遇優厚而可供他們一展所長的職位殊不足夠,致使他們的事業發展前景黯淡。

 

從學科角度出發,一般學生都不會奢望研究式研究生將來的事業發展會平步青雲,但修讀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學生,倒仍相信憑藉所學以追尋自由、實現自我。無奈不少研究生歷經長年在擠迫的辦公室孤軍作戰,不斷超時工作,最終只能寄望在十年內得以保住導師或兼職講師的職位,前途從何談起?

 

我認識的研究生中,有不少在旺角租住劏房,他們往往在該處遇到了「流氓無產者」;他們自己雖飽讀Rousseau, Marx, Nietzsche, Kierkegaard, Heidegger, Marcuse, Sartre, Althusser, Lukács, Gramsci, Lyotard, Foucault, Derrida, Lacan, Žižek等以及其他後現代主義者的著作,但卻弄不清他們自己究竟是在研究社會,抑創作文學,抑推行革命。

 

1970年代,我是一名研究式研究生,為完成研究論文,在偏處一隅的地庫辦公室努力拼搏,當時我和其他幾個研究生就曾將Andre Gunder Frank(以「依附理論」聞名)所創的「流氓資產者」(lumpen bourgeoisie)一詞信手拈來,聊以自況。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我輩博士生乃屬資產階級一份子,但一如「流氓無產者」,我們只處於金字塔的底層(部份較激進的同輩研究生認為,以「食物鏈」取代「金字塔」更為貼切)。完成博士論文之後何去何從,我們實在茫無頭緒,對前程每感不安。

 

以「流氓資產者」形容我們當年的處境,的確十分貼切;我輩學生仗賴獎學金過活,住的是學生宿舍,病了就到校內診所看病,一應所需服務和物品,全靠大學薪津支付,即使不屬受薪勞工體制一份子,然而日常生計得靠正規經濟。身為中產知識份子,日後若在專業及事業上進身無門,即有淪為降格知識份子之虞,而較富於理想及浪漫激情的一小撮人,說不定會萌生策動抗命的念頭。

 

身處香港、活在當下,何以竟然傾力深化社會矛盾,而非攜手致力化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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