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2月24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訴諸暴力的政治抗爭,是香港在九七後出現的新現象,成因直接源自在數碼年代,新一類從政者逐漸廣受年輕人以及社會上其他疏離份子支持;這類從政者在政治衝突中不惜採用暴力手段,勢將導致泛民與建制兩大陣營的政治勢力重新定位。

 

暴力政治抗爭的出現有三大成因:第一、它反映出社會上日呈深化的惶恐不安與齟齬頻生現象。

 

第二、九七後特區政府未能有效處理各項社經挑戰之餘,亦一直拒絕落實政制改革以解決問題。

 

第三、激進知識份子思想冒起,年輕一輩在其影響下,面對社經鴻溝日深,既一腔憤懣,又欠缺忍耐力,認定現行制度在道德層面已告破產,須加以改革甚至徹底推翻,以挽回人性尊嚴。

 

現時上述因素均見諸本地社會,只是仍未有系統地形成政治運動而已。雖然未成氣候,但此三大成因並非能於一時三刻處理,暴力政治抗爭亦難望於一時之間平息。

 

社經鴻溝問題日趨嚴峻,在新一代尤其明顯。上一代人認為個人成就取決於自己的努力,但時下新一代並不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故而抱怨「制度」不公。

 

社經鴻溝於1980年左右開始萌生,當時出現兩大形勢:一方面中國內地展開改革開放;另一方面為全球經濟一體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迅速的發展。受到這兩大變化同時衝擊,引發香港社會、經濟以雷霆萬鈞之勢作出轉型,而香港恰似置身移動之地殼板塊當中,使轉型獨有地矛盾。

 

經濟不均與經濟衝擊

 

回顧近三十年來香港的發展,既開創前所未見最光明的時期,但亦帶來黑暗的日子。若能借助中國的開放機遇,在環球經濟一體化衝擊下履險如夷,盡得其利,可說如夢想成真;但對不少未能把握良機的香港人,境況卻是每況愈下。社會不同階層的際遇懸殊,社會鴻溝於是日益加深。

 

從1980年代中開始,隨着製造業北移,香港經濟起飛,蓬勃一時,適逢美元疲弱,利率偏低,本地通脹率在1991年一度達至13%高峯。由於人口結構轉變,勞動人口不增反而老化,本地勞動市場日形緊縮,薪金於是水漲船高。

 

及至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影響所及,香港經濟旋即陷入二戰以後最低潮。即使時至今日,明白後果之嚴重的人依然不多,期間經濟危機歷時長達六年,社會上不均與分化現象更形惡化。

 

當年的危機造成極為嚴重的打擊,在聯繫匯率制度下港元與美元掛鈎,經濟調整受到限制。東亞以及東南亞各國為求減輕經濟衝擊,紛紛將本國貨幣貶值,唯有中國與香港例外。1997至1998年間,各國的貨幣貶值比率如下:日本7.4%、南韓32.0%、台灣14.2%、新加坡11.3%、泰國24.8%、馬來西亞28.2%、印尼71%、菲律賓27.9%、越南11.9%。

 

基於實施聯繫匯率制,香港須承受通縮之苦,1997至2003年期間,累計消費物價指數下跌11.6%、累計GDP平減物價指數下跌16.3%、名義GDP下跌8.5%,失業率卻升至8.8%的高水平,實質利率更創二戰以來的頂峰–  實質最優惠貸款利率高達12.9%,實質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亦飆升至9.8%的高位。

 

這些數字所反映的疲弱經濟,乃自1929至193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以來之最,其時該國累計消費物價指數下跌18.7%、累計GDP平減物價指數下跌19%、名義GDP下跌11%,而失業率高達24.9%;足與70年後香港經濟產值跌幅比擬,尚幸香港有賴高度靈活的勞動市場與年輕人口的負增長率,失業情況所受衝擊遠較美國當年為低。

 

著眼日本,在1994至2013年20載的「迷失年代」的經濟表現,亦好不到那裡;累計消費物價指數下跌1.2%、累計GDP平減物價指數下跌19.8%、名義GDP下跌3.2%,失業率卻達5.4%頂峰,若把各項按年負增長計算在內,則經濟表現更差得多–累計消費物價指數下跌5.7%、累計GDP平減物價指數下跌20.2%、名義GDP下跌16.3%。

 

綜觀港、日、美三地的數據,我認為香港經濟所受打擊尤甚於日本,足與美國經濟大蕭條相提並論;長遠而言,在經濟上產生的極度嚴重後果,則在於香港的有產階級(haves)與無產一族(have-nots)之間的鴻溝從此與日俱增。

 

即使2003年後本港經濟一度復蘇,隨即卻遭遇2008年金融海嘯而轉趨惡化,因而陷於美元疲弱兼利率偏低的困境。在量寬壓力下,資產價格恢復上升,社會上有物業者與無物業者之間分歧擴大,而經濟差距不在收入而在財富。

 

香港現今的財富差距,主要由於近數十年來樓價騰飛,加上期間的固定匯率制而變本加厲(其效應僅於亞洲金融風暴時稍微減弱)。這些後果並非在1980年任何人士所能預見的。

 

社會不均與社會衝擊

 

中國對外開放,適逢其會的戰後一代香港人,不少都能將儲蓄用作物業投資,從中分享繁榮碩果。隨着雙程證限制放寬,內地遊客大批湧至,零售物業價格更大幅飆升,誠然就業機會大增,但受惠最多始終是業主。

 

遊客區內居民每遇諸多不便,政界中部份激進份子未幾更以此作為民粹式政治議題,激發社會衝突;內地孕婦成為本地醫院產房常客、跨境走水貨(特別是嬰兒配方奶粉)活動、Dolce & Gabbana尖沙咀分店外禁止香港人攝影風波等紛爭,更令內地訪客與香港居民矛盾日深。

 

不過,對社會影響最深最廣的一環,還在於跨境婚姻,主要在本地低收入及中下收入階層之中較為普遍。兩地婚姻互通,一方面固然有助拉近居民距離,另一方面難免產生種種社會問題。

 

最為顯著的效應主要是:一、對香港租住公屋單位的需求構成巨大壓力;二、低收入已婚男性離婚而另娶內地新娘的趨勢造成不少破碎家庭。

 

現時全港戶主年齡在65歲以下的公屋住戶中,有新移民成員的佔40%。1981年,公屋住戶中僅有51.4%收入低於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但30年後,在2011年竟已飆升至80.0%。公屋已成為低收入新移民家庭聚居之所,又有不少為女戶主的低收入單親家庭,她們多遭前夫離棄。

 

生於1990年代又在公屋成長的草根階層,親身經歷中國對外開放以及全球經濟融合的環境,對政治經濟學自有一番領會,甚或由此一世代中身受其害或失敗者的真實遭遇可見。

 

此等轉變全都濃縮在一個世代之內發生,難怪1950及1960年代出生的一輩與「八十後」及「九十後」的人生觀如此南轅北轍。縱使參與激烈抗爭的違法者為數甚少,卻不乏網上的沉默支持者,其實抗爭者所籠絡的對象,正是這批網上「粉絲」。

 

歷史屢屢證明,暴力政治抗爭有其經濟、社會、思想意識因素;往往都是社會經歷社經徹底轉型,遺下重大創痕與及難以化解的矛盾。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在經濟、社會、道德以至政治層面一一百孔千瘡。在恐共心理驅使加上在機會主義的形勢下,德國民眾最終甘於接受希特拉上台,這不單教自己深受其害,猶太民族以至全球蒼生更飽受摧殘,總結計算的數據顯示,全球人口有2.6% 在二戰中犠牲。

 

有誰能預見香港竟在僅僅一個世代之間產生如此深的社經鴻溝!前線社工、工會份子與及非政府機構服務提供者與草根階層(尤其是新移民家庭及單親家庭)密切接觸,雖然覺察事態惡化,但對於逐漸浮現的問題實際上有多嚴重、涉及層面有多廣,卻未必掌握。我深信即使對有關問題的嚴重程度未能充份認識,然而實證研究數據俱在,也就不容置疑;暴力動亂雖屬可悲,且應受到嚴詞譴責,但卻希望能對社會產生警報作用。

 

社經困乏與不均趨勢沒必要引致政治動亂,更遑論暴力動亂,然而種種示威活動在民間實在不乏同情和支持,就此各有關方面實有必要從知識與政治層面考究其原因。本欄將繼續探討有關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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