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3月30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占领运动」结束之后,政府寄望能展开新一页,政制改革倾向民生议题为主,能否如愿自然有待时间证明;但民生议题一如政改,同样离不开政治。事实上,缺乏有效整合纷纭民意和各方利益的政制,民生政策难免流于支离破碎,陷于机会主义与及民粹主义,对香港造成既深且远的恶果,带来的伤害将不亚于政改失败。

 

造成这些状况主要是由于九七回归过程中,香港的政治局面渐成泛民与建制两大对垒阵营,当时双方政纲虽然颇多重迭,但下列三大取向却存在显著分歧。

 

各自盘算形势

 

第一,建制派侧重经济议题,泛民则倾向社会议题;第二,建制派对民粹式民主(populist democracy)之害的疑虑远甚于泛民;第三,在北京关系问题上,建制派主要采取合作态度,而泛民初则敬而远之,及后甚至站于对抗立场。

 

泛民阵营的支持者,起初分为社会自由派与自由民主派两类,前者主张扩大社会政策层面,规限自由经济,不惜通过民粹式民主以达目的;此派多靠工人或公屋居民支持,在草根阶层建立群众基础。

 

自由民主派则倾向以自由民主政制作为香港免受北京操控的防卫盾,八九年「六四」百万人大游行之后其决心更为坚定。此派视民主政制为防护墙,认为足以保障香港的公民及经济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法治以至私有产权。中产阶级欠缺上层社会的经济资源,无法在北京的影响下自求自保之路,是以视民主政制为护身符。

 

反观建制阵营之内,则包含几方面的利益集团,商界及专业界即使拥护法治、私有产权、利伯维尔场、低税率,对民主政制则支持度不一。其中部份人支持自由民主制度,以维护法治和保障私有产权,并认为民粹式民主不但直接威胁经济自由和私有产权,而且间接蚕食政治和公民自由;

 

不过亦有部份人担心无论任何形式的民主政制,终有向民粹主义低头之日,迟早也会假借民粹大多数(populist majority)之名,损及私有产权;他们并不信任民主派,尤其是社会自由主义。此外,也有部份人忧虑,寻租利益团体(rent-seeking interests)的倡议足以摧毁自由经济,以至本港的经济活力。

 

相信北京方面当初态度乐观,原本以为承袭自英国殖民政府的行政机制,能在香港提供有效管治架构,使「一国两制」在高度自治的环境中运作;而且较为谅解本地商界及专业界别团体的要求,及其对民粹式民主的忧虑。本地传统爱国草根团体,纷纷被动员拥护以及加入建制阵营,以抗衡社会自由主义团体。

 

可惜好景不长,在行政长官经由选举委员会选出,而立法会议员则通过地方选区及功能组别选举产生之后,英国殖民时期的主要管治模式随即崩溃。一旦采用竞选形式,姑勿论其代表性如何不足,以往自上而下的管治架构变成自下而上,若遇上拒绝兼听的政府班子,便会构成压力甚至冲突。

 

执政联盟考虑

 

观乎港英时期的执政联盟,所拥职权一概由殖民地总督所委派,自然唯总督马首是瞻;九七回归后,一切委任权则按《基本法》授予地方建制,选举过程虽可加操控,选举结果却难有十足把握。此外,操控之举无论成功与否,定必被视为离经叛道,以及惹来愤懑。

 

再者,总督有权罢免任何执政联盟的成员,既然罢免大权在手,自然对执政联盟掌握较多筹码;但与此同时,由于罢免职权为政府带来的毁誉难测,港督也务须审时度势、善用特权。

 

在九七过后的新形势中,政府行政机关在委任及罢免执政联盟成员方面失去控制权,与执政联盟有功难共享,有过却要一起承担。事实上,香港昔日自上而下的管治模式,已变为既非自上而下、又非自下而上的四不像模式。

 

建制派执政联盟在设计上本属结构松散,行政机关难以操控,以致北京加强介入香港特区内部事务,从而协助行政长官,以增强施政效率。此一制度设计上先天不足,全赖行政长官统领下各行政机关官员的个人魅力、发挥非凡的领袖才能,才有望有效。

 

由成功商家及专业人士组成的执政联盟,则始终有沦为寻租联盟或寡头管治团体之虞。殖民政府时代所以能避免此一现象,端赖行政机关的专业团队广纳社会各界代表开明意见的指引,加上港督又能充份履行把关之责。但此政治体制己经不再存在。

 

二十年以来,面对泛民阵营的压力,行政机关在施政上唯有倚仗建制派的支持,而在遏止此派的寻租倾向方面,则一直节节败退。为求保住对他们仅有的控制权,在委任时唯有考虑其对政府的忠心程度为主,而以实质贡献为次。

 

社福政治背景

 

可惜过去三十年,两大政治阵营之间的角力,却遭逢急剧的社经转型。本地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分歧日深,不均现象亦愈演愈烈。1967年暴动之后,港英政府的政治安排一直行之有效,乃因工业经济的社经基础,以及在政府资助的社会服务辅助下,家庭支持结构稳固。

 

今时今日,工业经济的社经基础已不复存在,而新式高增值服务型经济至今仍未成形。离婚率日益飙升,在贫苦无依、破碎家庭现象日趋普遍的大前提下,大大削弱家庭支持的后盾。

 

港英政府管治下,执政联盟以商界及专业界别作为合作伙伴的「大哥」(senior partner),自由派社会利益团体则只属合作伙伴的「小弟」(junior partner),对于在经济政策范围以外的不少社会问题,行政机关也全靠这两类团体提出才能加以解决。本地最早期的自由派社会利益团体,着眼于为公共屋邨提供支持服务,而这也正是港府在1967年暴动之后的施政重点。

 

作为草根阶层的代言者,自由派社会利益团体固然经常批评政府政策,但亦在改善政治和行政管治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层意义上,这类利益团体可视为当时执政联盟的另类的小弟合作伙伴,经费主要来自政府;与此界别相关的一应公共政策事务,由当时的布政司负责掌管。

 

这类团体后来纷纷加入泛民阵营,作为执政联盟另类的小弟合作颗伴的角色亦相应改变。传统爱国草根团体,则渐有取而代之成为执政联盟另类的小弟合作伙伴之势(亦有为势所逼者)。纵使此一转变完全不足为奇,但向这类社会利益团体分配社会资源,从此便蒙上一层政治色彩。

 

为弱势和贫苦大众提供社会支持日趋政治化之际,偏偏适逢新近社会问题相继浮现,例如低收入家庭比例大增、与子女同住的户主离婚、单亲家庭,以及新移民家庭聚居于新界北区公屋等等;种种现象虽已在近二十年来形成,却由于远离市区中心的视线而未获关注。

 

解铃系铃关键

 

激进政客日益取得年轻一辈选民支持,为本地社会敲响警钟。贫苦无依、孤立无援的家庭和社群迟迟未获所需支持,正是引致这一趋势的原因。政治虽无助于解决问题,却可让他们透过街头暴力宣泄不满情绪。

 

曾几何时,建制和泛民都以争取中间路线选票为目标,但彼此内部分歧长期存在,苦无化解良方,以致两大阵营结构日形松散,新的异见团体乘时崛起。

 

激愤政治抬头,促成泛民阵营撕裂,逐渐偏离为自由民主以及社会自由价值奋斗的目标;另一方面,建制阵营中激进派言论也愈见强硬。双方阵营既各自拥护激进民粹政治,也就索性毫无忌讳,任由激进面目表露无遗。

 

现时激进左翼与激进右翼正针对泛民的选民基础,展开竞逐。激进派对主流派的挑战初则限于内部,继而超越阵营以外,而聚焦公屋的新选票。一旦争取成功,激进派势将击碎本来文明的民主运动,而进一步瘫痪政治和管治,造成各方皆输的局面。

 

「一国两制」的构思本属史无前例,实施起来自然困难重重,亦无先例可援,两大阵营须以理性、耐性、谅解之心对待,无奈双方求胜心切,互谅互让的精神付之阙如;加上香港三十年来所面临巨大的社经转变,更令这场政治变革的实验雪上加霜!

 

要觅得正确路向、化解分歧,必须假以时日,给予足够空间,亦只有北京政府才能给与所需的转圜余地。

 

政治关乎民生,亦即众人的生计。当政制改革遇上铺天盖地的社经转变,探索政改之路就更荆棘满途;港人必须为过渡期内的这种新常态作好心理准备,应对之道始终在于理性、耐性、谅解。

 

假使北京无意要专责香港事务的官员亦以理性、耐性、谅解的态度去处理当前局面,则难望其他各方能本着理性行事。不管北京喜欢与否,作为主权国,唯有它才能有影响力化解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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