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5月11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经济活动全球化,亚太区经济增长迅速,香港服务业持续高速发展。1980至2015年,服务业占本地实质生产总值百份比由75% 增至 92.3%(【1】);与此同时,商品生产所占百份比则由13.8% 锐减至1.5%。

1990年代初期,不少人认为如此转型实属经济灾难,忧虑「去工业化」或工业「空洞化」(hollowing out)会窒碍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徒添低质素服务业职位、令家庭及劳工收入分布不均现象恶化,于是呼吁政府透过严厉的工业、创新、科技政策,制止向服务业转型的趋势。这类要求至今仍然存在,而在那以后的发展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应验了他们对于「空洞化」的疑虑。

 

服务增值关键

 

早于20年前,我在一个论坛上已提出对「去工业化」的恐慌只是毫无根据的悲观臆测(参见1996年3月12日Symposium on Services Promotion, Hong Ko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Servicing Economy),并指出当时服务业增长的最重要特质是差不多全部都属于「中间生产者服务」(intermediate producer services),而非「终端消费服务」(final consumption services),前者可供生产其他商品及服务之用。跨境制造业持续扩展,推动「生产者服务」增长,且反过来为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提供支持。

 

不过,单凭现有统计数据,要区别中间服务与终端服务殊不简单,因两者的主要分别不在于服务种类,而在于使用性质。以酒店服务为例,若行政人员出差租住酒店,乃是中间生产者服务,但同一行政人员度假时租住,则属终端消费服务;同一道理,公干期间在酒店因公用膳属中间生产者服务,但和旧同学饭局则不在此列。

 

为准确衡量中间生产者服务,我先划分「商品产业」和「服务产业」两类界别,再将服务产业一分为三:生产者服务、消费服务、政府服务。生产者服务是从整体服务生产总值中,扣除消费服务和政府服务后所得的余额所得,如此得出的生产者服务产值,颇能准确地计算包含其中的所有中间生产者服务产值。

 

根据此一分类法,即可见服务业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生产者服务。1980至2015年期间,生产者服务所占增值服务行业的百份比由31.2% 升至47.5%。消费服务亦即所有用于终端消费的服务,可从按支出估计的本地生产总值中计算,其增长幅度有限,于增值服务中所占百份比仅由34.8% 升至 38.2%;政府服务所占百份比则与它在按产出估算的本地生产总值所占百份比相同,由8.9% 降至6.6%。

 

生产者服务在2005年之前一直高速增长,此后却停滞不前,其增长与香港制造业向南中国的扩展息息相关。

 

生产服务威力

 

生产者服务是在商品及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引入新科技的桥梁。新科技有助于降低成本、开发及改良新产品,并为商品分销及提供服务方面注入崭新、更快捷有效的方法。此等服务本是因应商品及服务需求而出现,但反过来有助改变对商品及服务的需求,亦令生产商品及服务的劳动力大增。

 

为各行各业所需的银行、会计、工程、科学、市务、通讯、运输等专业界别,占高增值生产者服务业的大部份;而教育及医疗服务业,亦有利社会开创并维持人力资本,若缺乏这一环开支,任何地区人口的生产力都会迅速走下坡。

 

在利伯维尔场经济体,产品不断改良,价格日低,消费者的满意程度持续上升。始创企业倚重教育程度高的人才之余,锐意开发并应用新科技知识,为其他企业提供顾问及创新服务。这类生产者服务的企业,不但是社会上人力资本及知识资本的主要泉源,同时把此等资本引进生产程序,其业界中人的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其他业界的从业员就是明证。

 

要提高人力资本,关键不仅仅在于教育、在职训练的投资,还须着力于医疗、营养、软技能、培养雇员诚信和勤奋所需的道德标准。知识资本是有利改良机械及产品设计的一切科学及工程学知识,同时包括妥善组织高效益企业及整体社会的知识,即使生产者服务业界生产力统计值不高,但其实它们是帮助其他企业得享生产力高增长。

 

「风暴」过后低潮

 

对于生产者服务如何提高生产力,历来经济学家的描述各有不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将之形容为经历「迂回」(roundaboutness)的生产程序,投入更多中间资源的不息循环,阿当史密斯则形容为通过市场带动分工的专门化;时至今日,更衍生出「分家」(dehiving)、「松绑」(unbundling)、「垂直解体」(vertical disintegration)、「外判」(contracting out)等词语。

 

香港的「生产者服务」业涵盖范围极广。此业界扩展迅速,反映在其市场动态中,从业员处于由低生产力制造业转往高生产力服务业的趋势。人们对展开「去工业化」会导致社会生产力下降的恐慌根本毫无根据,因为日趋兴盛的「生产者服务」业能为北移扩展的制造业提供支持。

 

这无疑是香港在2005年之前的写照,随后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持续停滞不前,过去十年占本地生产总值一直维持在47%、48% 左右。这类服务增长放缓,正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放缓的主因(【2】)。

 

 

亚洲金融风暴结束后,香港经济渐次复苏,表现却依然乏善足陈,经济基础过窄之说甚嚣尘上。金融、地产、贸易、物流成为本地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可惜全球化趋势放缓,国际贸易及投资流向亦不明朗,旅游业虽有维持低失业率之功,但并非高增值输出服务。

 

后浪蓄势待发

 

近期对本地经济的希望所寄,在于文化及创意产业、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创新及科技产业、检测认证服务、环保产业等,社会上不断有呼吁政府为支持此等行业发展提供诱因的要求,但关键始终系于人力资本及具所需技能的人才。

 

可惜香港在专上教育的投资在经济出现全球化、中国对外开放之后,始见增加,且迅速扩张;获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入读大学学额由1983年的2000个,激增至1994年的14000个;但自此之后的增长步伐又告放缓。

 

此发展令本地20至29岁人口中,具专上教育程度者由1981年的100000名激增至2001年的326000,2011年更增至555000名(【3】);而30至39岁的组别则由1981年的61000名激增至2001年297000名,2011年升至464000名,预计于2021年增至678000名。

 

专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数目增长,原则上应有助提供扩大本地经济基础所需人力资本,至于缺乏发展新产业所需专长,则假以时日当能迎刃而解,可惜亚洲金融风暴来得绝不合时,拖慢发现新产业的进度至少十年之久。

 

金融风暴引发不明朗环境,加上缺乏发展机遇,令早一辈大专毕业生创业之心大受打击,稍后毕业的一群大概又因经验不足而对新兴产业望而却步。不过,放眼未来十年,此辈之中应有部份人可望闯出新天地。

 

具高等教育程度者在其人口组别中为数众多,工资相对下降,部份人的创业意欲将因而提高,在新兴业界创业,大展拳脚。在我看来,本地三十出头的大专毕业生人数渐增,在生产者服务业创出成绩,成为一股新浪潮,实在不足为奇。

 

近十年来,本地经济增长缓慢、工资停滞,乃是由于自1983至1994年短短11年内大学学额剧增,且遇上来势汹汹的亚洲金融风暴。工业空洞化祇是结果,不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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