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5月11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隨着中國對外開放,經濟活動全球化,亞太區經濟增長迅速,香港服務業持續高速發展。1980至2015年,服務業佔本地實質生產總值百份比由75% 增至 92.3%(【1】);與此同時,商品生產所佔百份比則由13.8% 銳減至1.5%。

 

1990年代初期,不少人認為如此轉型實屬經濟災難,憂慮「去工業化」或工業「空洞化」(hollowing out)會窒礙生產力和經濟增長、徒添低質素服務業職位、令家庭及勞工收入分佈不均現象惡化,於是呼籲政府透過嚴厲的工業、創新、科技政策,制止向服務業轉型的趨勢。這類訴求至今仍然存在,而在那以後的發展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應驗了他們對於「空洞化」的疑慮。

 

服務增值關鍵

 

早於20年前,我在一個論壇上已提出對「去工業化」的恐慌只是毫無根據的悲觀臆測(參見1996年3月12日Symposium on Services Promotion, Hong Ko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Servicing Economy),並指出當時服務業增長的最重要特質是差不多全部都屬於「中間生產者服務」(intermediate producer services),而非「終端消費服務」(final consumption services),前者可供生產其他商品及服務之用。跨境製造業持續擴展,推動「生產者服務」增長,且反過來為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提供支援。

 

不過,單憑現有統計數據,要區別中間服務與終端服務殊不簡單,因兩者的主要分別不在於服務種類,而在於使用性質。以酒店服務為例,若行政人員出差租住酒店,乃是中間生產者服務,但同一行政人員度假時租住,則屬終端消費服務;同一道理,公幹期間在酒店因公用膳屬中間生產者服務,但和舊同學飯局則不在此列。

 

為準確衡量中間生產者服務,我先劃分「商品產業」和「服務產業」兩類界別,再將服務產業一分為三:生產者服務、消費服務、政府服務。生產者服務是從整體服務生產總值中,扣除消費服務和政府服務後所得的餘額所得,如此得出的生產者服務產值,頗能準確地計算包含其中的所有中間生產者服務產值。

 

根據此一分類法,即可見服務業的增長幾乎全部來自生產者服務。1980至2015年期間,生產者服務所佔增值服務行業的百份比由31.2% 升至47.5%。消費服務亦即所有用於終端消費的服務,可從按支出估計的本地生產總值中計算,其增長幅度有限,於增值服務中所佔百份比僅由34.8% 升至 38.2%;政府服務所佔百份比則與它在按產出估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所佔百份比相同,由8.9% 降至6.6%。

 

生產者服務在2005年之前一直高速增長,此後卻停滯不前,其增長與香港製造業向南中國的擴展息息相關。

 

生產服務威力

 

生產者服務是在商品及服務的生產過程中,引入新科技的橋樑。新科技有助於降低成本、開發及改良新產品,並為商品分銷及提供服務方面注入嶄新、更快捷有效的方法。此等服務本是因應商品及服務需求而出現,但反過來有助改變對商品及服務的需求,亦令生產商品及服務的勞動力大增。

 

為各行各業所需的銀行、會計、工程、科學、市務、通訊、運輸等專業界別,佔高增值生產者服務業的大部份;而教育及醫療服務業,亦有利社會開創並維持人力資本,若缺乏這一環開支,任何地區人口的生產力都會迅速走下坡。

 

在自由市場經濟體,產品不斷改良,價格日低,消費者的滿意程度持續上升。始創企業倚重教育程度高的人才之餘,銳意開發並應用新科技知識,為其他企業提供顧問及創新服務。這類生產者服務的企業,不但是社會上人力資本及知識資本的主要泉源,同時把此等資本引進生產程序,其業界中人的教育程度普遍高於其他業界的從業員就是明證。

 

要提高人力資本,關鍵不僅僅在於教育、在職訓練的投資,還須著力於醫療、營養、軟技能、培養僱員誠信和勤奮所需的道德標準。知識資本是有利改良機械及產品設計的一切科學及工程學知識,同時包括妥善組織高效益企業及整體社會的知識,即使生產者服務業界生產力統計值不高,但其實它們是幫助其他企業得享生產力高增長。

 

「風暴」過後低潮

 

對於生產者服務如何提高生產力,歷來經濟學家的描述各有不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將之形容為經歷「迂迴」(roundaboutness)的生產程序,投入更多中間資源的不息循環,阿當史密斯則形容為通過市場帶動分工的專門化;時至今日,更衍生出「分家」(dehiving)、「鬆綁」(unbundling)、「垂直解體」(vertical disintegration)、「外判」(contracting out)等詞語。

 

香港的「生產者服務」業涵蓋範圍極廣。此業界擴展迅速,反映在其市場動態中,從業員處於由低生產力製造業轉往高生產力服務業的趨勢。人們對展開「去工業化」會導致社會生產力下降的恐慌根本毫無根據,因為日趨興盛的「生產者服務」業能為北移擴展的製造業提供支援。

 

這無疑是香港在2005年之前的寫照,隨後生產者服務業的增長持續停滯不前,過去十年佔本地生產總值一直維持在47%、48% 左右。這類服務增長放緩,正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放緩的主因(【2】)。

 

 

 

 

亞洲金融風暴結束後,香港經濟漸次復蘇,表現卻依然乏善足陳,經濟基礎過窄之說甚囂塵上。金融、地產、貿易、物流成為本地經濟增長主要動力,可惜全球化趨勢放緩,國際貿易及投資流向亦不明朗,旅遊業雖有維持低失業率之功,但並非高增值輸出服務。

 

後浪蓄勢待發

 

近期對本地經濟的希望所寄,在於文化及創意產業、醫療服務、教育服務、創新及科技產業、檢測認證服務、環保產業等,社會上不斷有呼籲政府為支援此等行業發展提供誘因的訴求,但關鍵始終繫於人力資本及具所需技能的人才。

 

可惜香港在專上教育的投資在經濟出現全球化、中國對外開放之後,始見增加,且迅速擴張;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入讀大學學額由1983年的2000個,激增至1994年的14000個;但自此之後的增長步伐又告放緩。

 

 

 

此發展令本地20至29歲人口中,具專上教育程度者由1981年的100000名激增至2001年的326000,2011年更增至555000名(【3】);而30至39歲的組別則由1981年的61000名激增至2001年297000名,2011年升至464000名,預計於2021年增至678000名。

 

專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數目增長,原則上應有助提供擴大本地經濟基礎所需人力資本,至於缺乏發展新產業所需專長,則假以時日當能迎刃而解,可惜亞洲金融風暴來得絕不合時,拖慢發現新產業的進度至少十年之久。

 

金融風暴引發不明朗環境,加上缺乏發展機遇,令早一輩大專畢業生創業之心大受打擊,稍後畢業的一群大概又因經驗不足而對新興產業望而卻步。不過,放眼未來十年,此輩之中應有部份人可望闖出新天地。

 

具高等教育程度者在其人口組別中為數眾多,工資相對下降,部份人的創業意欲將因而提高,在新興業界創業,大展拳腳。在我看來,本地三十出頭的大專畢業生人數漸增,在生產者服務業創出成績,成為一股新浪潮,實在不足為奇。

 

近十年來,本地經濟增長緩慢、工資停滯,乃是由於自1983至1994年短短11年內大學學額劇增,且遇上來勢洶洶的亞洲金融風暴。工業空洞化祇是結果,不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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