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5月18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九七以後,什麼收費在香港一直維持不變?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回歸至今學費完全未變,每年42100元。政府的政策是以收取的學費彌補大學教育經常性撥款的18%,由此可見,學費不變也就是說政府向各大學提供的學生人均撥款,18年來也是沒有增減。

 

放眼世界,各地大學不斷調高學費,中產家庭飽受壓力,怨聲載道。以美國為例,從1995年至2015年,非牟利私立大學學費每年平均由19000美元增至32000美元(2015年幣值價格),公立大學則由4400美元增至9400美元。

 

宏觀環球回報

 

若從大學學費與家庭收入中位數分析,則港美兩地家庭的學費負擔比較便清晰可見。1995至2015年,一個收入處於中位數水平的美國家庭,每名子女的公立大學學費,佔家庭總收入的比率由8.4% 升至17.4%,在20年間增幅超過一倍;私立大學學費所佔比率自然更遠高於此。

 

1997至2015年間,同樣處於收入中位數的香港家庭,每名子女的公營大學學費佔家庭總收入比率,則由20% 降至14.9%;若將政府免審查家庭津貼計算在內,有關比率則由12.3% 降至11.3%。

 

1997至1998年,本地大學生每人平均獲政府補助16168元,但2015年則只有10364元,約為學費25%;大學生所享的補助金按年持續遞減,估計由於合資格家庭數目減少。

 

大學學費低廉,雖有助於減輕家長的財政負擔,但會帶來什麼後果?低廉學費實際上是否善策?

 

升讀大學須在公開試取得高分,香港的家長和學生承受極大壓力,這情況雖非香港獨有,卻較其他地方嚴峻,原因有二。首先,取得大學學位的個人回報率特別高;其次,大學資助學額僧多粥少(約60000名學生爭奪15000個學額)。本地大學學額不足,是以尋求學位不免涉及「經濟租金」(economic rent)成份,也造成大學教育回報率偏高。

 

2001至2011年,大學教育的個人回報率由20.8% 增至23.6%(【圖】),此等內在回報率已將每名大學生所承擔的教育開支(包括因升讀大學而放棄的收入),以及比中學畢業生多收的終身預期收入計算在內。以一生人的就業年期為40年計算,23.6% 的回報率,已勝過Warren Buffet的Berkshire Hathaway公司過去40年的業績表現。

 

 

如此優厚的回報率,在發達國家之中只屬鳳毛麟角,即使在發展中的經濟體亦不多見。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在中學及大學教育方面投資不足,造成教育回報率偏高,情況早已廣為人知,但與香港比較依然有所不及。

 

發達國家的大學教育回報率排名,依次為美國(15.1%)、澳洲(14.1%)、德國(12.8%)、南韓(12.7%)、英國(11.9%)、法國(11.8%)、瑞士(11.1%)、新加坡(10.3%)、加拿大(8.2%)、日本(7.4%)。

 

教育工作者和人文主義者均強調大學教育的目的並非為搏取高職厚祿。若此言非虛,則連同非金錢的收穫,大學教育的整體回報無疑更為可觀。

 

不過,大學教育既屬政府資助,個人回報一項並未包括相關社會成本,例如各種大學補助金和貸款計劃等,要是計算在內,則如【圖】所示,大學教育的社會回報率由2001年的11.9% 增至2011年的13.1%,仍是極為可觀,試問除此之外,有甚麼投資項目是40年均可獲取13.1% 的高回報率哩?

 

高回報率的後果

 

大學教育回報率偏高,引致多種後果。

 

第一,個人回報率偏高,容易誤導家長高估子女升讀大學的條件,以致過份擢力追求資助學位;一眾家長、學生未必真正瞭解子女或自身之升學能力,而只憑有關回報率的市場訊息作出升學決定。

 

第二,大學學額僧多粥少,公開試成為分配學位的唯一認授途徑,其他方式恐會被指有欠公允,甚或有被濫用之虞。家長和學生為於公開試取得優異成績,不惜採用填鴨方式,如此攻略是否有利學習可謂眾說紛紜,但過度依賴填鴨捷徑無助培育社會素所推崇的硬實力和軟技巧,則是殆無異議。

 

第三,大學教育的個人回報率高,釀成坊間牟利補習社如雨後春筍,大受歡迎,其業務著眼於從可觀的大學教育回報率中分一杯羮,是所謂「經濟租金耗損」(rent dissipation)活動,此等機構的基本功能不在學習,而只在於訓練學生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在零和遊戲之中取利,對教育並無真正建樹。

 

第四,部份家長甚至淪為所謂「怪獸家長」,為人母者更因過份專心監督子女的家課和準備測驗,而忽略了其他有益身心的親子活動。一場爭奪大學學位的零和遊戲,不但導致學生過度依賴填鴨式教學法,成績遞減甚或見負,連帶家長亦被拖進這淌渾水中。

 

第五,大學學費低廉,實際上主要惠及富裕家庭;相對於低收入家庭,富裕家庭始終經濟負擔能力較高,中上家庭子弟升大學的機會往往較大,社會上跨代流動性難免因而失衡。

 

第六,補助大學教育的成本偏高,對公共開支造成沉重壓力,政府難以在學費補助金偏高的情況下增加大學學額,擴充之舉只能透過自資學位課程進行,以便有效控制用於資助大學教育的公帑。

 

第七,大學資助學額短缺,公開試表現未如理想的學生須支付全費,以持續進修;換言之,能力較高者(根據公開試成績)可享資助,對能力較差者則付諸闕如,令社會上收入分佈不均的現象惡化;再者,公開試成績難免與家庭背景掛鈎,對收入分佈不均的不良影響更大。

 

第八,可觀的回報率令成功進入大學門檻的一群變得對課程種類和質量的要求往往不高。學費低廉,教育機構擁有較大自主權,各大學、學系、教師對學生要求的敏感度也自然較低。假使網上教育日後終成傳統教育競爭對手,大學教育每況愈下的趨勢,更絕非精進學府之福。

 

何妨另闢蹊徑

 

在學生人均補助額偏高的教育政策之下,考生為求被取錄而費盡心力;學額不足,收生須經嚴格考核篩選,以保公正不阿,難免須根據公開試成績收生,由是助長了社會上填鴨式教育的歪風。

 

考試競爭白熱化,產生「怪獸家長」、教官式的教師、為牟利經營的補習社,以及失去學習樂趣的單向思維學生。自筆者求學時期開始,讀書和考試的壓力就已是本地教育制度受人詬病的大患,問題的癥結始終在於學位短缺和回報率偏高兩方面。1981至1994年期間,大學資助學位大幅擴展,終略為紓緩供應緊張的狀況,唯未能追上服務型經濟的急速轉型步伐。

 

根據公開試成績作評核收生,並非放諸天下而皆準。學生才能各異,有些與公開試成績高度相關,有些卻不然。成績最優秀的5%考生的公開試成績,可能與其才能高度相關,但放諸成績最優秀的25%考生則未必盡然。只根據公開試成績取錄成績最優秀的5%考生,其誤差程度將低於取錄最高25% 的一組學生。分佈曲線在最高25% 所佔範圍比頂尖的5% 為寬,可證有關觀點;也就是說,今時今日,單憑公開試成績收生,誤差程度較30年前為高。

 

教育改革,以一次考試取代兩次,確可減少學習和考試的壓力,但大學資助學位仍然不足,舒緩作用有限。新設的通識科旨在培養學生的判斷力,最終卻變成又一個考試科目,學生被訓練在考試時提供超過一個觀點,以顯示其判斷能力。

 

我認為學生對通識課題的學習只依賴一貫的填鴨式方法,熟習多種觀點之餘卻不求甚解,只作隨意選擇,一如「臉書」上的「讚好」作風,放棄追尋真理的宗旨,亦即學習判斷力的主要目的。我相信只有將通識科列為必需合格科目,學生才會認真學習,從而重新領略其中樂趣。

 

大學學費上調,也是矯正教學資源錯配的有效方法。學生十多年來接受填鴨式教育應付考試,是否應有人真正為他們想想,所學是否真能於日後學以致用?要知道人力資源,尤其是年青人,是香港的珍寶,不容浪費呀!

 

我必須先指出增加學費不需要亦不應加重家境欠佳學生的負擔,當局應加強現行的補助金和貸款計劃,以減輕加費所引致的負面影響,畢竟加費重點在於令富裕家庭多付學費。

 

增加學費的進帳可用作補助家境較遜的學生,並擴充大學資助學額,透過雙管齊下,降低大學教育的回報率。政府在大學教育方面的開支雖會因而上升,卻可同時提高效益及促進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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