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6月22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世界各地智庫組織經常發表各種有關香港經濟的評估報告,而其中結論又往往互相矛盾。瑞士洛桑IMD上月底宣布香港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溫哥華Fraser Institute及美國Heritage Foundation又在各自發表的報告中,繼續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但在倫敦EIU2014年推出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中,香港卻高踞榜首。同一地方何以會有此南轅北轍的評級?

 

全球「裙帶資本主義」經濟體之首,豈能同時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箇中矛盾不言而喻。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有賴政府充當持平的公證,確保公平競爭,並且維持低市場門檻,促進市場參與,無論各行各業的大小機構都能在公開自由的原則下競爭;相反,「裙帶資本主義」須靠政府褊袒部分企業,市場參與並非一視同仁,不再是公開、自由的競爭。

 

究竟香港政府是否已由不偏不倚的公證變得傾向偏袒作風?

 

「裙帶主義」核心

 

自從麥高樂(Hamish MacLeod)出任財政司(1991–1995年)開始,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緩慢地開始一點一點地淡化,不少市民覺得香港的經濟機遇今非昔比,更有人認為「尋租」(rent seeking)之風越趨旺盛。

 

時下一眾大學畢業生慨嘆社會向上流動性大不如前,加上寫字樓和商舖租金昂貴,令創業難上加難,有人認為尋租活動的出現,導致個人收入增長放緩。

 

政治方面,在年輕世代眼中,建制派政客不但是尋租者,也是助長裙帶主義之徒,反對派政客則多屬只求選票罔顧一切的機會主義者;年輕一輩中公然表達不滿和怨氣、亟欲民主改革能遏止裙帶主義乖風者漸多,矛頭直指社會精英,尤以當權派為甚。

 

各界精英和當權派的名聲下滑,並非香港的獨有現象,美國社會早已開始不信任華府政客和官員。民間對社會精英及當權者的抗拒情緒一般來自社會不公義、不平等、不均和貪腐引起的怨氣,並非只因尋租活動;但尋租畢竟是裙帶資本主義的核心所在。

 

我認為本地部份年輕一代有如此觀感不無道理;可惜他們往往未明尋租活動崛起的原因,而對於現今尚算温和的尋租活動動輒義憤填膺的行動,未免略嫌過火。

 

變相圖利手法

 

且看看EIU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量度方式。EIU採用統一且可重覆使用的調查方法與及通用準則,持續收集各地相關資料,加以對照、分析。

 

有關調查只量度有利於尋租活動的經濟狀況,換言之並非直接量度尋租活動。EIU所採用的量度準則,是業務受政府規管程度較高的行業在整體經濟所佔比率;估計受政府規管程度愈高,愈傾向於出現尋租活動。

 

回顧歷史,各地政府往往以維護公眾利益的名義,立法規管建造、房地產發展、金融、媒體、運輸、公用事業等行業,並與業界亦定期商討如何釐定規管措施,部分國家的政府更把有關行業國有化。

 

談判結果和達成的規管措施,每每決定行業的競爭程度、經濟租金的多少,以及何者會得享多少經濟租金;例如由僱主、僱員,或第三方瓜分經濟租金;至於虧本的國有企業所牽涉或由前述某方得享的經濟租金,則多會是由納稅人承擔了。

 

要依靠裙帶關係者,應從受政府規管程度較高的行業中圖利;規管程度較低的行業,由於競爭程度偏高,相對經濟租金甚少。

 

華爾街近期因企業裙帶風氣熾烈備受譴責,其實不足為奇,皆因金融業正是受政府規管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各地政府在採購方面的積習,亦久已成為貪污賄賂的隱憂所在。至於發展中國家及地區,海關往往是貪污弊病的溫床。

 

矛盾之處,在於不少裙帶主義的抨擊者,都希望政府加強規管,以防止貪污和杜絕尋租,殊不知執掌規管事宜的官員與商家之間,卻存着最容易產生尋租活動的關係。

 

有人以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透明度足以制約尋租活動,並減輕裙帶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效應。我向來認為此一觀點未免過於天真,因只聚焦透明度和問責性會加重尋租成本,但卻忽略政府規管措施愈多,只會增加經濟租金與及尋租動機。

 

此外,尋租活動並不限於組織性強的企業,同時亦在不少專業、行業盛行。此類業界擅於游說,通常以許可證規定、最佳實務或行為守則等方法設立入場屏障,操控市場運作。

 

為弱勢社群請命的各類倡議團體,不乏出於自利而以政府資助及轉移作為職業報酬或事業階梯,在這一層面,同樣可視為一方面為市民,而另一方面為自已利益的尋租團體,聲稱為民請命是他們旳理念,只是意識形態而已。

 

奉旨利益轉移

 

在一般情況下,政府規管措施愈多、大政府,都會產生更多的經濟租金。EIU設計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理念基礎,正正在於此一因素,而非民主制度或政府透明度。

 

若時光倒流,用指數來衡量1980年的香港,其裙帶主義的評分是否會較現時為低?

 

我估計這會是基於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數番轉變。

 

首先,自1980年起,經濟中的工業成分不斷改變:製造業日漸式微,服務業則日趨興旺。香港製造業以出口為主,自然成為環球經濟中合理利潤的追隨者,而非本土經濟的尋租者。

 

不少服務業受較高程度規管,是以尋租活動範圍隨之擴大,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亦帶動各種專業及行業需求增長。政府嚴加規管的行業如金融、房地產發展、運輸等佔整體經濟的比率亦得以擴大。在結構轉型的帶動下,香港經濟傾向尋租。

 

其次,九七前後的政改,對各類新團體和新選民均產生賦權作用。立法會及區議會引入議會選舉,既減輕企業、專業,以及其他非政府利益團體、政黨的組織成本,有利尋租,這亦開展了透過政府規管為尋租活動製造新機遇的途徑。

 

舉例來說,最低工資立法將資源從僱主轉移到僱員手上;強積金將資源從大眾轉移到金融業手上;強制樓宇維修則將資源從業主轉到維修工程界,餘此類推。

 

上述各種轉移既不必在政府財政預算中作出安排,亦毋須經由任何額外政府開支負擔;成為在政府財政預算以外,透過政府規管以產生經濟租金的新路徑。由規管而生的尋租在香港如此普遍,其中一個原因是《基本法》訂明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難以增加財政預算。

 

由於牽涉政府對市場的規管,政制改革於是助長了尋租活動,可供爭取的經濟租金總額相信已隨之增加。此等經濟租金可在政府預算以外取得,無疑是政府規管措施一手造成的轉移。

 

時勢英雄效應

 

第三,本地就業人口中,愈來愈多受僱於部分財源來自私人捐獻及公共開支的非牟利社企,皆因牟利私營企業轉用高科技,改善生產力,毋須僱用大量人手;而且人壽日益延長,已退休者每以較低薪酬,在社企繼續工作。

 

非牟利企業的營運宗旨並非以效率掛帥,又容許職員、服務對象以至第三方分享所得政府資助金及私人捐款,企業職員因而往往有可觀經濟租金可圖。在西方國家,教會即屬歷史最悠久兼不以高效見稱的非牟利社企之列。

 

無論建制派或反對派之中,均有部份政黨慣於尋租,將經濟、政治、社會利益作自利或與選民共享,部分尋租活動漸漸引起社會反對之聲,兩大陣營的政黨即使高舉為民請命的旗號,其尋租行為已惹來年輕一代中激進分子的忿慲。

 

在經濟、政治、社會範疇的尋租活動在本地有增無減,皆因此等經濟(包括政治經濟及社會經濟)增長最高速的範疇,正屬經濟租金最為豐厚之類;事實上,這些都是政府插手其中的範疇,有份製造經濟租金,而EIU正正是量度其中部份以訂定「裙帶資本主義指數」。

 

另一方面,Fraser Institute與Heritage Foundation所量度的經濟指標,只是聚焦稅項、物價穩定、匯率、失業率、法治、政府在經濟中介入的範圍等等,則顯示儘管受政府規管的經濟範疇在整體經濟所佔比率漸增,香港至今仍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至於洛桑IMD的重點既在牟利企業,並無檢視政府規管經濟日深之勢,香港在這方面的生產力仍執世界牛耳,相反EIU「裙帶資本主義指數」則對此加以分析;可見不同經濟指標各有不同量度工具與標準,致使香港在這些21世紀全球經濟指標中一一領先。這狀況足可反映全球經濟今後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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