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10月19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自1980至2005年间,全球奉行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所主张的利伯维尔场政策,全球化的新时代随之展开,贸易流、资金流、人口流动等的经济整合加速;期间世界各地生活水平显着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婴儿夭折率、教育普及程度、民主进程等均得以改善,反之绝对贫穷现象则见消减,凡此种种,绝非机缘巧合所致。

 

随着中国于1979年开放以后,多个大型封闭经济体纷纷提高贸易自由度,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劳动力融入世界经济。欧洲方面,深层经济整合活动涌现,包括贸易流、资金流、人口流动,以及创设欧罗等;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在发达经济体中尤为显着,在新兴经济体中则表现各异,以中国而言,期内金融及货币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仍极为有限。

 

全球化的整合固然令人类生活质素有所提升,但亦具有其他效应。

 

资本失衡加剧

 

首先,大批非技术劳工涌进世界经济,使原本的有形资本、高技术人才、优质物业供应变得相对地骤然短缺,令其投资回报率意外地趋升,但各地非技术劳工的工资增长却停滞不前,造成发达国家劳工收入与非人力资本不均情况恶化。劳工收入在国家收益所占比重下降,非人力资本所占比重则上升,于全球化后速度更加剧。形成非人力资本(有形资本与房地产)的产权分布比劳工收入分布更不均。

 

今时今日,经济先进国家的非技术劳工也许认为劳工收入不均趋势尚可说得通,但对资本回报上升则存在很大的怀疑,进而认为全球化趋势只一面倒对精英们有利。

 

事实上,全球资本的回报升势乃因资本骤缺。非技术劳工工资增长停滞不前之际,人力及非人力资本回报却持续趋升,两者其实是同时并存的现象,亦是在同一经济进程中出现的双重征状。人力资本及非人力资本迟早会调整至回复平衡状态,问题是须历时多久,而在过渡期内又需对于未能从中受惠者如何作出补偿?

 

1346至1353年间的历史足以为鉴,欧洲遭受黑死病的沉重打击,短短7年之间,估计三至六成人口罹难,当时境内各国不乏资本(主要为农地),但劳动力严重短缺,造成工资上涨、地租下跌的现象。一些论者就指出,这却有助促进节省人力的技术发展,以及带动提升生产力的农业革命。

 

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竟能在如此短期之内突飞猛进,令全球政经秩序大变,实在是出人意表,就如当年黑死病影响范围之广、蔓延之迅速,引起令人措手不及的冲击。

 

经济调整延误

 

其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鉴于其经济规模之庞大、增长之迅速,实在是期间的首要大事,成为东亚及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奇迹。纵使新兴经济体纷纷融入世界贸易系统非同小可,但仍应视之为一次性的冲击。可以说是重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融合的过程中的一次比较大、比较长的震荡。

 

无论任何形式的资本,回报升势总会放缓,终会回复原来水平,过程长短则视乎供应方面的调整速度。有形资本可透过投资累积,人力资本可透过学习累积,而房地产则可利用土地发展及建造形式积聚。

 

三者之中,有形资本的调整速度应为最快;人力资本涉及技术提升,需时数以十年计,若在教育及培训方面的投资发展够快,最多只需一个世代即告完成。政府更可透过制定适当的移民政策,提升人力资本。

 

优质物业的供应情况,则视乎所在地点与规管条例。位置理想、高人口密度的地点,供应速度往往较缓慢,若规管过严,则更进一步窒碍供应。政治分化严重,必会拖慢重建人力及非人力资本的调整进度。

 

据近期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1999至2011年期间,美国有近600万个制造业职位流失,其中至少有五份之一直接与来自中国的竞争有关,受影响的美国工人因而失业甚至退出职场,制造业职位流失亦会对总体劳工(包括非制造业职位在内)需求造成打击。估计美国一共流失职位高达240万个,乃直接或间接受中国进口货品的影响(参看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3, 2016)。

 

发达国家近期的相关研究显示,非人力资本收入比重日增,主要来自住宅物业租金收入增长,而非其他各种非人力资本收入增长,可见房屋供应远不及有形资本般迅速,证明房屋供应的规管措施对非人力资本收入不均的影响举足轻重(参看Piketty 2014, 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4, Rognlie 2015)。

 

政府政策所以失效,虽有论者将问题归咎于官商勾结,但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疏忽失责。全球化的倡议者未能测见市场调节需时,实属难辞其咎,但无论如何,新兴经济体开放速度之快,以至国际政经形势因而产生巨变之迅速,确实是意料之外。

 

政经矛盾交织

 

第三,有关问题并非纯属经济范畴,并且涉及政治经济层面。事实上只着眼于发达国家的职位流失,是忽略了它们的消费者同时受惠于大量价廉的进口货。近期一项对40个国家进行的研究结果指出,若封锁跨境贸易,高收入阶层的购买力跌幅可达28%,至于收入最低的10% 消费者,因购买较多进口货,更蒙受高达63% 的消费力跌幅。降低国际贸易开放程度,低下阶层会遭受最大打击(参看Fajgelbaum and Khandelwal, 2015)。

 

事实上,与抨击全球化的论调相反,我认为促进贸易流不但有利于上层社会,亦会惠及同属消费者的劳工阶层,各阶层的购买力均有所提升,从中带来的消费利益,大大远超于职位流失的经济损失。原则上,全球化为消费者带来的累计收益,足可弥补因全球化而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可惜受影响者未有及时得到适当补偿,实在是发达国家在处理社经问题上的政治失陷。

 

矛头指向上层社会的政治冲突频生,另一因素在于资产价格通胀。自1990年代起,由房屋牵头的地产价格持续飙升,此一问题在全球大都市尤其严峻。资产价格通胀引致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有利于富有阶层(现有建制者),向年长世代倾斜而不利年轻一众,令世代矛盾火上加油,动摇现有社会契约,造成分化局面。

 

观乎美国境内,公敌是华尔街,香港社会则为地产发展商,此亦不足为奇。Johnson and Kwak, 2010年发表的「13家银行」强调美国银行业受少数大银行垄断;香港亦只有数家大地产商。不过,资产价格升势背后的经济动力并无分别,而亦不会因任何类型的产业或机构向导而改变。

 

至于全球化中的政治经济一环,经济损失只集中在少数受影响地区中的小部份人口,受影响者多属已失业、未能置业一群。相反,经济收益则惠及遍布全国各地不同组别的人口。这引发出地区层面的政治形势,以至游说及投票方式大变。分散、不集中的获益者在游说及投票方面均难有建树,政治力量不及集中的蒙受损失者。

 

此外,传媒往往认为对几百个流失职位或厂房倒闭的偶发个案大造文章,比报导千千万万分散各地的愉快消费者更有新闻价值,这种偏颇的报道把全球化的效应扭曲,助长少数利益集团的偏执言论备受注目,漠视沉默的大多数。显然集中的经济价值可作出的政治力量比分散的经济价值更强大。

 

局势变幻莫测

 

第四,欧洲区内移民不受限制,加上货币统一,形势更见复杂,境内各国政府面对不胜负荷的难民流徙现象,结果是被强迫进一步深化融合。

 

佛利民虽是倡议全球化的表表者,对统一货币与不设防的移民政策却大有保留。作为主张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的先锋,他极力提倡容许调整汇率,以恢复外部的不平衡状态,让货币及财政政策重获自主,以维持足以影响通胀及就业的内部平衡。

 

此外,佛利民认为应只接纳非以谋取社会福利为目的的劳工移民。为外来移民提供社福津贴,只会导致移民变质,社会大众终会因代价难以负担而群起反对。这是一切仇恨、愤怒和歧视的根源。

 

欧洲联盟这项重大工程至今已接近自行瓦解,至于各成员国能否继续结盟,则有待时间验证。

 

深度经济融合,目的在扩大选择自由,促进经济繁荣,从而改善全球贫者生活,这一目标已经达到;另一方面,经济融合旨在减小政府规模,而非废除政府,早于1962年,佛利民就已极力强调,在维持货币稳定以及透过征收「负入息税」(此构想由佛利民提出)以援助低收入家庭两项,政府都能发挥积极作用。

 

中、英、美以及前苏联等各国在政治形势上的转变,令全球化的步伐加剧。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发动市场改革,在随后的四份之一个世纪中,脱贫群众之数以亿计算;同年,戴卓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启动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开启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一年后,列根当选美国总统,在位期间一直奉行利伯维尔场政策;随后十年之内,柏林围墙倒下,苏联终于瓦解,多个新国家随之建立。

 

如此年代背景,造就了经济开放,全赖当中自由竞争市场的动力,致使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私有产权备受保障,经济得以急剧增长。在四份之一个世纪之内,佛利民的主张受到各地经济决策者重视;随着大型新兴经济体全速发展,部份经济体在短期之内经历巨变,无疑在社经方面备受压力。

 

这段人类历史上生活水平提升得最迅速的步伐现已放缓。备受打击者的政治呼声日高,加上部份知识分子的大肆抨击,全球化的声誉不免受损。经历2008年金融风暴八年后的今天,环球经济增长极度缓慢,生产力亦未见显着改善,全球化步履蹒跚,贸易增长又停滞不前,陷于水深火热的群众更难望得到所需援助。

 

当今国际政坛之上,利伯维尔场主张暂告失宠,希拉莉已表明不再支持其一度拥护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特朗普更扬言要实行保护主义,夺回流失到中国的职位,并且筑起围墙以防墨西哥移民涌入;文翠姗则对保守党同人训话:「你若以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到头来只是自我放逐,你根本不明白何谓『公民』。」英国要是背弃定居伦敦的外来人才,脱离欧盟后,也自我放逐。

 

参考文献       

 

D H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 2121–2168.

 

D H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906, January 2016.

 

P D Fajgelbaum and A K Khandelwal, “Measuring the Unequal Gains from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November 2015.

 

S Johnson and J Kwak, 13 Bankers: 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 Pantheon, New York, 2010.

 

L Karabarbounis and B Neiman,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1), 2014, pp. 61–103.

 

T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A Goldhammer,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4.

 

M Rognlie, “Deciphering the Fall and Rise in the Net Capital Share: Accumulation or Scarcit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pp. 1–5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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