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10月19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自1980至2005年間,全球奉行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所主張的自由市場政策,全球化的新時代隨之展開,貿易流、資金流、人口流動等的經濟整合加速;期間世界各地生活水平顯著提升,人均預期壽命、嬰兒夭折率、教育普及程度、民主進程等均得以改善,反之絕對貧窮現象則見消減,凡此種種,絕非機緣巧合所致。

 

隨著中國於1979年開放以後,多個大型封閉經濟體紛紛提高貿易自由度,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勞動力融入世界經濟。歐洲方面,深層經濟整合活動湧現,包括貿易流、資金流、人口流動,以及創設歐羅等;全球金融市場的整合在發達經濟體中尤為顯著,在新興經濟體中則表現各異,以中國而言,期內金融及貨幣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仍極為有限。

 

全球化的整合固然令人類生活質素有所提升,但亦具有其他效應。

 

資本失衡加劇

 

首先,大批非技術勞工湧進世界經濟,使原本的有形資本、高技術人才、優質物業供應變得相對地驟然短缺,令其投資回報率意外地趨升,但各地非技術勞工的工資增長卻停滯不前,造成發達國家勞工收入與非人力資本不均情況惡化。勞工收入在國家收益所佔比重下降,非人力資本所佔比重則上升,於全球化後速度更加劇。形成非人力資本(有形資本與房地產)的產權分佈比勞工收入分佈更不均。

 

今時今日,經濟先進國家的非技術勞工也許認為勞工收入不均趨勢尚可說得通,但對資本回報上升則存在很大的懷疑,進而認為全球化趨勢只一面倒對精英們有利。

 

事實上,全球資本的回報升勢乃因資本驟缺。非技術勞工工資增長停滯不前之際,人力及非人力資本回報卻持續趨升,兩者其實是同時並存的現象,亦是在同一經濟進程中出現的雙重徵狀。人力資本及非人力資本遲早會調整至回復平衡狀態,問題是須歷時多久,而在過渡期內又需對於未能從中受惠者如何作出補償?

 

1346至1353年間的歷史足以為鑑,歐洲遭受黑死病的沉重打擊,短短7年之間,估計三至六成人口罹難,當時境內各國不乏資本(主要為農地),但勞動力嚴重短缺,造成工資上漲、地租下跌的現象。一些論者就指出,這卻有助促進節省人力的技術發展,以及帶動提升生產力的農業革命。

 

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竟能在如此短期之內突飛猛進,令全球政經秩序大變,實在是出人意表,就如當年黑死病影響範圍之廣、蔓延之迅速,引起令人措手不及的衝擊。

 

經濟調整延誤

 

其次,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鑑於其經濟規模之龐大、增長之迅速,實在是期間的首要大事,成為東亞及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奇跡。縱使新興經濟體紛紛融入世界貿易系統非同小可,但仍應視之為一次性的衝擊。可以說是重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經濟融合的過程中的一次比較大、比較長的震盪。

 

無論任何形式的資本,回報升勢總會放緩,終會回復原來水平,過程長短則視乎供應方面的調整速度。有形資本可透過投資累積,人力資本可透過學習累積,而房地產則可利用土地發展及建造形式積聚。

 

三者之中,有形資本的調整速度應為最快;人力資本涉及技術提升,需時數以十年計,若在教育及培訓方面的投資發展夠快,最多只需一個世代即告完成。政府更可透過制定適當的移民政策,提升人力資本。

 

優質物業的供應情況,則視乎所在地點與規管條例。位置理想、高人口密度的地點,供應速度往往較緩慢,若規管過嚴,則更進一步窒礙供應。政治分化嚴重,必會拖慢重建人力及非人力資本的調整進度。

 

據近期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1999至2011年期間,美國有近600萬個製造業職位流失,其中至少有五份之一直接與來自中國的競爭有關,受影響的美國工人因而失業甚至退出職場,製造業職位流失亦會對總體勞工(包括非製造業職位在內)需求造成打擊。估計美國一共流失職位高達240萬個,乃直接或間接受中國進口貨品的影響(參看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3, 2016)。

 

發達國家近期的相關研究顯示,非人力資本收入比重日增,主要來自住宅物業租金收入增長,而非其他各種非人力資本收入增長,可見房屋供應遠不及有形資本般迅速,證明房屋供應的規管措施對非人力資本收入不均的影響舉足輕重(參看Piketty 2014, 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4, Rognlie 2015)。

 

政府政策所以失效,雖有論者將問題歸咎於官商勾結,但我認為主要是因為疏忽失責。全球化的倡議者未能測見市場調節需時,實屬難辭其咎,但無論如何,新興經濟體開放速度之快,以至國際政經形勢因而產生巨變之迅速,確實是意料之外。

 

政經矛盾交織

 

第三,有關問題並非純屬經濟範疇,並且涉及政治經濟層面。事實上只著眼於發達國家的職位流失,是忽略了它們的消費者同時受惠於大量價廉的進口貨。近期一項對40個國家進行的研究結果指出,若封鎖跨境貿易,高收入階層的購買力跌幅可達28%,至於收入最低的10% 消費者,因購買較多進口貨,更蒙受高達63% 的消費力跌幅。降低國際貿易開放程度,低下階層會遭受最大打擊(參看Fajgelbaum and Khandelwal, 2015)。

 

事實上,與抨擊全球化的論調相反,我認為促進貿易流不但有利於上層社會,亦會惠及同屬消費者的勞工階層,各階層的購買力均有所提升,從中帶來的消費利益,大大遠超於職位流失的經濟損失。原則上,全球化為消費者帶來的累計收益,足可彌補因全球化而遭受經濟上的損失,可惜受影響者未有及時得到適當補償,實在是發達國家在處理社經問題上的政治失陷。

 

矛頭指向上層社會的政治衝突頻生,另一因素在於資產價格通脹。自1990年代起,由房屋牽頭的地產價格持續飆升,此一問題在全球大都市尤其嚴峻。資產價格通脹引致社會財富重新分配,有利於富有階層(現有建制者),向年長世代傾斜而不利年輕一眾,令世代矛盾火上加油,動搖現有社會契約,造成分化局面。

 

觀乎美國境內,公敵是華爾街,香港社會則為地產發展商,此亦不足為奇。Johnson and Kwak, 2010年發表的「13家銀行」強調美國銀行業受少數大銀行壟斷;香港亦只有數家大地產商。不過,資產價格升勢背後的經濟動力並無分別,而亦不會因任何類型的產業或機構嚮導而改變。

 

至於全球化中的政治經濟一環,經濟損失只集中在少數受影響地區中的小部份人口,受影響者多屬已失業、未能置業一群。相反,經濟收益則惠及遍佈全國各地不同組別的人口。這引發出地區層面的政治形勢,以至遊說及投票方式大變。分散、不集中的獲益者在遊說及投票方面均難有建樹,政治力量不及集中的蒙受損失者。

 

此外,傳媒往往認為對幾百個流失職位或廠房倒閉的偶發個案大造文章,比報導千千萬萬分散各地的愉快消費者更有新聞價值,這種偏頗的報道把全球化的效應扭曲,助長少數利益集團的偏執言論備受注目,漠視沉默的大多數。顯然集中的經濟價值可作出的政治力量比分散的經濟價值更强大。

 

局勢變幻莫測

 

第四,歐洲區內移民不受限制,加上貨幣統一,形勢更見複雜,境內各國政府面對不勝負荷的難民流徙現象,結果是被強迫進一步深化融合。

 

佛利民雖是倡議全球化的表表者,對統一貨幣與不設防的移民政策卻大有保留。作為主張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的先鋒,他極力提倡容許調整匯率,以恢復外部的不平衡狀態,讓貨幣及財政政策重獲自主,以維持足以影響通脹及就業的內部平衡。

 

此外,佛利民認為應只接納非以謀取社會福利為目的的勞工移民。為外來移民提供社福津貼,只會導致移民變質,社會大眾終會因代價難以負擔而群起反對。這是一切仇恨、憤怒和歧視的根源。

 

歐洲聯盟這項重大工程至今已接近自行瓦解,至於各成員國能否繼續結盟,則有待時間驗證。

 

深度經濟融合,目的在擴大選擇自由,促進經濟繁榮,從而改善全球貧者生活,這一目標已經達到;另一方面,經濟融合旨在減小政府規模,而非廢除政府,早於1962年,佛利民就已極力強調,在維持貨幣穩定以及透過徵收「負入息稅」(此構想由佛利民提出)以援助低收入家庭兩項,政府都能發揮積極作用。

 

中、英、美以及前蘇聯等各國在政治形勢上的轉變,令全球化的步伐加劇。1979年,鄧小平在中國發動市場改革,在隨後的四份之一個世紀中,脫貧群眾之數以億計算;同年,戴卓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啟動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開啟長時期的經濟增長;一年後,列根當選美國總統,在位期間一直奉行自由市場政策;隨後十年之內,柏林圍牆倒下,蘇聯終於瓦解,多個新國家隨之建立。

 

如此年代背景,造就了經濟開放,全賴當中自由競爭市場的動力,致使宏觀經濟環境穩定,私有產權備受保障,經濟得以急劇增長。在四份之一個世紀之內,佛利民的主張受到各地經濟決策者重視;隨著大型新興經濟體全速發展,部份經濟體在短期之內經歷巨變,無疑在社經方面備受壓力。

 

這段人類歷史上生活水平提升得最迅速的步伐現已放緩。備受打擊者的政治呼聲日高,加上部份知識份子的大肆抨擊,全球化的聲譽不免受損。經歷2008年金融風暴八年後的今天,環球經濟增長極度緩慢,生產力亦未見顯著改善,全球化步履蹣跚,貿易增長又停滯不前,陷於水深火熱的群眾更難望得到所需援助。

 

當今國際政壇之上,自由市場主張暫告失寵,希拉莉已表明不再支持其一度擁護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特朗普更揚言要實行保護主義,奪回流失到中國的職位,並且築起圍牆以防墨西哥移民湧入;文翠姍則對保守黨同人訓話:「你若以為自己是世界公民,到頭來只是自我放逐,你根本不明白何謂『公民』。」英國要是背棄定居倫敦的外來人才,脫離歐盟後,也自我放逐。

 

參考文獻       

 

D H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 2121–2168.

 

D H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906, January 2016.

 

P D Fajgelbaum and A K Khandelwal, “Measuring the Unequal Gains from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thcoming, November 2015.

 

S Johnson and J Kwak, 13 Bankers: 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 Pantheon, New York, 2010.

 

L Karabarbounis and B Neiman,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1), 2014, pp. 61–103.

 

T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A Goldhammer,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4.

 

M Rognlie, “Deciphering the Fall and Rise in the Net Capital Share: Accumulation or Scarcit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pp. 1–5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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